王國維西學觀再辨析

　　王國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家，他的西學觀念達到了那個時代的高度，至今仍有其價值。正因為有了西學的燭照，他 才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學術風景，創造了“現代文化上的金字塔”(郭沫若語)。但是近來有人說，“王國維身后站著叔本華”，因而他的“‘意境說’是德國美 學的一種中國變體”。這種說法非常值得商榷。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王國維的西學觀，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形成獨特“西學觀”

　　11歲時，王國維跟隨陳壽田讀書，開始接觸西學。后來，他在羅振玉主辦的東文學社求學以及在日本留學期間，比較全面地學習西學。尤其是在日籍教師藤田豐 八和田岡佐代治的指導下，學習了康德和叔本華哲學，受其影響很大。在編輯《教育世界》雜志期間，他發表了大量翻譯和研究西學的著述，形成了自己的西學觀。

　　具體來講，王國維引進西學的貢獻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翻譯西方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等著作；二是研究康德、叔本華和尼采等人的哲學思想；三是運用西方哲 學尤其是美學的觀念和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等，開創了新的學術研究范式；四是引進了西方美學的基本知識和話語體系；五是引進了西方“純文學”觀念，對中國現代 文學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在對西學的學習、譯介和研究中，王國維形成了獨特的西學觀念。

    西學是“第二之佛教”

    王國維將晚清民初引進的西學視為“第二之佛教”，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求。每當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思想趨于保守、僵化和衰落時，就需要引進一 種外來的先進文化來激活它，使它獲得新生。漢末魏晉引進佛教是這樣，晚清民初引進西學也是如此，所以他將它比作“第二之佛教”。

    隨著中國封建制度逐漸走向窮途末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也逐漸衰落。中國的發展道路是什么？中國文化如何獲得新生？中華民族到了重新選擇的緊要關頭。這些就是當時擺在一代中華精英們面前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因而引進外來文化以資參考，就是必然的選擇。

    另外，西學的內容非常龐雜，要解決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文化發展問題，必須在哲學層面上進行選擇。他認為，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學的引進，與中國思想文化的發 展沒有太多關系；嚴復的《天演論》譯本盡管影響很大，但是其學理分析只局限在社會學領域；只有西方哲學思想的引進，才能夠解決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王國維 一度癡迷叔本華哲學，但在其中并沒有看到希望。后來，他對西方哲學由懷疑、失望到最后放棄，經歷了“大悲痛”。

    中西二學之“化合”

    就當時而言，國人對于西學已形成“西學中源”、“中體西用”和“中西會通”三種觀念。王國維承續了徐光啟、王韜和康有為等人的思想，走的是中西“會通”和“化合”之路。他認為中西二學的關系愈來愈密切。

    具體有三個方面：一是中西二學“盛則倶盛，衰則倶衰”，誰也離不開誰。二是中西二學“互相推動”，“如西人之推算日食，以明《竹書紀年》之非偽；由《大 唐西域記》，以發見釋迦之支墓”(《〈國學叢刊〉序》)。三是中西二學應“會通”和“化合”，西學的引進必須與“中國固有之思想”相結合才能夠成功。

    譬如佛教引進時雖輝煌一時，終因與重視入世的中國國情不合，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而被“束于高閣”。直到宋代，佛教才與中國儒道結合產生了理學，從而獲得了新生，至今影響不衰。因此，西學的引進只有變“受動”為“能動”，才能創造出中國新思想。

    “學問之事，本無中西”

    因受康德思想影響，王國維極力倡導“純文學”、“純哲學”和“純學術”，認為文學、哲學和學術除了其自身目的之外，不應該有其他目的。他以此種觀念，對 當時西學的引進狀況予以批評。譬如西方文學的引進，“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犯了褻瀆文學之罪；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浸透了英 國“功利論”的思想，不是“純粹哲學”；至于法國自然主義的引進，由于國人對其思想“懵無所知”，只是“以圖遂其政治上之目的”，因而“無價值”。所以， 西學的引進只有以“學術為目的”，才能夠“接歐人深邃偉大之思想”，取得成功。

    正是在“純學術”觀念 的引導下，王國維提出了著名的“學無中西”(《〈國學叢刊〉序》)觀點。他認為，學術的目的是追求真理，除此之外不應該有其他目的。真正的學術“只有是非 真偽之別”，而無“國家、人種、宗教”之分。在學術問題上，所謂“中國自中國，西洋自西洋”的看法是錯誤的。治學一定要“破中外之見”，具備人類的和世界 的眼光，因為人類“同此宇宙，同此人生”，也必然會有“宇宙人生”的共同問題(《論近年之學術界》)。人們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討，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真理 卻是相同的。只有在真理面前，人人才能夠達到共識。學術成為人類思想溝通、對話和交流的橋梁，也成為人類團結的紐帶。這就是學術存在的價值。王國維就是以 世界眼光來看待和分析學術問題的。

    由此可見，王國維看待西學的眼光以及“學問之事，本無中西”的觀 念，遠遠地超出了同時代人，因而他的治學境界和學術成果也超越了同時代人。那種認為王國維的“意境說”是“德國美學的一種中國變體”，不僅矮化了王國維， 而且對中西關系的認知出現明顯倒退。這不但沒有“破中外之見”，甚至還停留在“中國自中國，西洋自西洋”的保守思想怪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