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秀海：無論小說還是編劇，貫穿我對中國社會的思考

　　連日來深鎖霧霾之中的京城，難得地在陽光燦爛中展開春日的嫵媚。

　　在飄著墨香的辦公室里，朱秀海狂放灑脫的書法作品肆意張揚著酣暢不羈的雄放之氣。這位曾在戰場上經歷生死考驗，寫出《穿越死亡》《音樂會》等震憾人心之作的軍旅作家，久已不見新的小說作品。本世紀初一部《喬家大院》的成功，給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名利和各種榮譽，也給對他的文學創作懷有期待的讀者帶來些許的擔憂：朱秀海還會寫小說嗎？

　　他饒有興味地信口背起了《牡丹亭》的唱詞。頗感意外的是，我看到了他的舊體詩集《升虛邑詩存》(遼寧人民出版社)和尚未啟封的影視同期書《赤水河》(團結出版社)。原來，自以為舊體詩是弱項的朱秀海，近年來扎進古典詩詞，他的第二本舊體詩詞集也將由中青社推出。前幾天有朋友問他，有沒有可能寫一部昆曲？他又拓展了新的興趣，開始讀曲譜、曲韻，開始填詞、寫曲。二十年前朱秀海對于電視劇熱播的擔心是，自己平靜的生活被徹底打破，因而影響多年來相對純粹的創作心態。他要一直“保持警惕”。果真如此。他充滿自信地說，還要寫戰爭題材的作品，要寫出我們所不知道的真實的戰爭。

　　對一切新鮮事物充滿興趣的朱秀海，固然不會排斥網絡無處不在的信息轟炸。他認為由于查找資料的方便，現在已經到了“沒有網絡寫作時感覺非常不方便的程度。”但是就閱讀而言，他仍然會選擇實體書，因為閱讀書本是一種享受，而在網上讀書對眼睛會有較大的損傷。

　　兩次參戰，給朱秀海帶來一生的影響。他是帶著“不打算回來”的心態上的戰場，知道他的戰友都評價：軍區這小子不怕死！

　　舒晉瑜：你所經歷的戰爭是怎樣的？兩次參戰，一定給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秀海：1978年12月20日，我突然接到去前線打仗的命令。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真實的戰爭，對我一生都有重大影響。當時的要求是軍區機關年輕的干部，沒有打過仗的，挑選一批人跟著隊伍去參戰。不是深入生活，就是參戰，也沒有寫作任務。當時我們軍區的政治部主任是原來的總政文化部長謝鏜忠，他是個老紅軍，在文學上是內行，他點名讓我參加，因為我在軍區文化部的年齡最小。讓我參戰，其實也是在我身上寄予了一些文學方面的希望。

　　我覺得自己年輕的時候很遲鈍。接到命令時整個人都懵了，當我們的部長問我還有什么話要留下時，我什么反應也沒有。其后經歷了一個難忘的晚上。戰友們去食堂吃晚飯，我沒有去；晚飯后戰友敲門約我去體育館看軍區籃球隊的比賽，我去了，坐在那里，已經看不見人了，只記得雙方不知怎么就打起來了，我不想再看下去，一個人走回宿舍。武漢那天下大雪，中南路和武珞路口就我一個人，我看到城市的萬家燈火，每扇窗戶里都透出燈光，每一扇窗戶后面都是一個幸福的人家，可是這一切都與我無關了。我一直認為我就是這個時候突然過了那個坎的。回宿舍后我很快就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家里，一封給單位。收拾行裝的時候我拿起了《安娜·卡列尼娜》，帶還是不帶心里很矛盾，是周揚翻譯的，豎排版，繁體字，拿起來又放下，最后還是帶上了，我以為在戰場上是不可能讀完這部書的，但結果是我在戰場上讀完了它。然后我就睡覺了，以為會做夢，睡不著，可我睡得很好，一夜無夢。

　　我到一二七師參戰。戰爭打響的頭一天晚上，部隊進入戰場。師長張萬年和政委、我和一名干部干事，還有師政治部主任，蹲在距離邊境線不到一百米的路邊開一個小會。政委說，所有的戰爭準備都完成了，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就是為明天就要犧牲的烈士挖墓坑，按照步兵傷亡1：4的比例，我們明天要消滅的是敵人的一個加強營，我方傷亡應當是一個加強團，一個加強團是3800人，當然不會有那么多人犧牲，但當天夜里至少要挖一千個墓坑。那時候部隊正在從我們身后大步越過走向戰場……我看著他們，突然意識到這些今天仍然活著的人，至少有一千人的命運已經被規定了，這樣的場景對我來說是很震憾的。那時你會想到一個問題：為什么是他們？其實我自己也在內，我也可能在這個一千人之內。其實后來整個戰爭打完，一二七師總共犧牲的人數是404人。后來很多人問我參加戰爭怕不怕，我說怕什么？我已經在那個晚上過了那道坎了，戰爭來了，不能掌控的是生死，能掌控的是你的尊嚴。如果失去生命是無法阻止的事，那你至少不能讓自己失去尊嚴。

　　戰爭打響的第一天，我就和127師的同志上了戰場，晚上我和一位宣傳科的干事到了離前線只有500米的一個連隊。晚上炮彈不停地從頭頂上飛過去，我們倆還在半塌的塹壕閑聊，聊他的戀愛故事。后來想這種聊天，其實是一種告別，每個人都在回憶自己的一生，其實就要向生告別。第二天我們被小雨淋醒，才知道山頭上的這個連隊已經撤回去了，只把我們兩個扔下了。我們倆就背著槍往山下走，路上草很深，突然間就看見了沒有埋到地下去的兩枚拉發引信地雷藏在草叢里，由一根長長的草綠色的絆線連著，地雷和絆線都暴露著。可見當時越南人對同我們打仗并沒有太多的思想準備。原來我們進入了雷區，進來了就進來了，怎么辦？有絆雷說明沒有埋在地下的雷，繞過去就是了。到現在中越邊境的雷區也沒掃干凈，老山埋雷的密度更大，十公分一枚。我們當時就這么繞出雷區，回到了指揮所。我的戰友受到師政治張主任一頓批評：你怎么把軍區來的朱干事帶到那里去了？打死了怎么辦？其實也就是這么一說，打死了就打死了。

　　戰爭第一階段結束，我們到了612高地，那里出了戰斗英雄吳建國，他從那里抱著敵人的機槍手跳下了懸崖，光榮犧牲。那天夜里說敵人的一個王力牌要來反撲，一整夜大家高度戒備。這一夜搞得有點緊張。但也沒事兒，我就在貓耳洞里看《安娜·卡列尼娜》。最讓我驚奇的是居然看進去了。整個戰爭期間，還有一種驚奇，那就是部隊里始終洋溢著一種類似于興高采烈的氣氛，每個人都高高興興的，平時想的事情全不想了！只剩下戰斗、休息。我還想說的一點是我們這支部隊是有底蘊的，尤其是一二七師，井岡山的老部隊，從頭到尾，在整個戰爭中勢如破竹。

　　戰爭最后一天，政治部張主任發現我一直在前線，就派個汽車把我從戰場上找到，一直送到邊境后面三十多公里的師汽車隊，以為這下我就安全了，上不了前線。結果當天車隊受命往前線送炸藥，連長親自開車，一見到我就問：最后一個晚上了，想不想跟我一起上前線？我說去！這下白天離開戰場，晚上又回去，沒想到的是去了找不到領炸藥的部隊，就把炸藥車停在山溝里，兩個人太困了，睡到炸藥車上。半夜里被師里的作戰科副科長發現了，趕來罵了我們一頓，說怎么能睡在這兒，萬一一發炮彈落到車上，哪兒找你們去！汽車連連長很“狡猾”，說首長你批評我就可以了，這一位是軍區來的朱干事。作戰科副科長不好意思了，對我說對不起，沒認出來，可你們也不能睡在一車炸藥上啊。他走了后，我們想想他說得對，不能睡在炸藥上面，就鉆到車底下去睡——其實睡到下面和睡到上面有什么不同？想不起來。天快亮的時候師指揮所突然出現了越南人，把師長的車打了十幾個窟窿，我們從車底下爬出來看熱鬧，看到一大片紅紅的曵光彈迎面打過來，落到面前的泥地里，我什么反應也沒有，做不出來，就看著它們落在面前。

　　很多戰爭題材的作品中常常說聽到槍聲趴下——根本沒有機會趴下。所有戰爭片，包括美國片在這個細節上都不真實。參加過戰斗的人知道，戰場上你面對死亡很難多少選擇，經常是沒有反應，子彈飛過來時趴你都來不及。

　　當然還有些別的經歷，譬如我們七個人守在越南的祿平縣城的一間倉庫里，守了一夜就我們七個人，那天晚上覺得可能就這樣了，部隊天黑前全撤出去了，就我們七個人，一夜城里槍聲不停。就因為這些事，我給一二七師的戰友們留下了一種印象，說這小子不怕死。戰后他們問我，我們這些人是一二七師的，不能不跟著部隊跑，你是軍區的人，干嘛也要天天跟著我們亂跑？把我說得一愣。我發現我沒什么可以解釋的。要解釋還要從接到命令的那個晚上說起。戰爭從那天晚上開始傷害了我，懵懵懂懂的，我覺得我一邊參戰，一邊其實也是在保衛自己，保衛好自己被傷害的尊嚴。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總共打了27天，能到的地方我都到過了，深入越境33公里，和戰士們走的一樣遠。在那里你會自覺地想到你這個軍區來的人和別人是一樣的，沒有人沒有父母親人，犧牲的為什么不應該是你！

　　1984年總政組織作戰代表團上前線參加老山自衛反擊戰，我又到了最前沿的部隊，理由好像是我打過仗。我當時到了八里河東山最前邊的一個團指揮所。住那里一個月，每天下雨，一天到晚鋪板下面的雨水大河一樣流淌，每天炮彈從頭頂上飛過來，落在山下面炸開。我的中篇小說《維也納森林的故事》寫的就是這一段。這次參戰和上次不同，上次是進攻，勢如破竹，這次是守，天天死人，仗打得不痛快。

　　朱秀海無意中走進了民族苦難的歷史，在寫作映東北抗聯生活的報告文學中，他接觸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采訪了許多參加過抗聯的老同志，從老人們敘述異常殘酷的事情時那平靜的神態中，他感到了一種震驚。

　　舒晉瑜：這些經歷是否都融入了作品？《癡情》和《穿越死亡》都是以南線戰爭為大背景。這兩年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散文《正當犁花開遍了天涯》《一個人的車站》也寫了那一段經歷。

　　朱秀海：《癡情》是戰后我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帶有很多原始的戰爭印象。我當時可能是非常迫切地想向全國讀者說出一句話：是什么樣的力量讓我們的軍隊支撐并且贏得了這場戰爭。這部書1989年出版后，朱向前先生認為是寫戰爭后遺癥的“先聲之作”。

　　《穿越死亡》是1995年才出版的，那時距離我第一次參戰已經16年。因為是寫對越自衛還擊作戰，很多出版社不敢出。最后交給了工人出版社，雷抒雁在那里當圖書編輯室主任，龐洋做責編，他們很有魄力，出版了這部書。

　　舒晉瑜：《穿越死亡》是我國軍事題材長篇小說創作上的重要收獲，出版后有文章評論說《〈穿越死亡〉轟動京城》，被稱為“南線戰爭的總結之作”，直到現在還被津津樂道，一版再版。讓人感觸最深的是，《穿越死亡》真實而深刻地寫出了面對戰爭人們產生的恐懼感。

　　朱秀海：我接觸的很多士兵，都有走過戰爭穿越死亡的經歷。每個人在戰場上的經歷是不一樣的，我是很早過了那個“坎”的，但是上了戰場仍然端不住槍的也有。《穿越死亡》有我兩次參戰的感悟，有對新一代年輕軍人的理解。我把戰爭中最恐怖的地方告訴了大家，當然這里也有我對戰爭與和平、戰爭、死亡和軍人價值的深度思考。

　　實際上寫了那么多戰爭題材的作品，我要說的一直是和平的主題，包括《音樂會》也一樣。我同意一個觀點，戰爭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和平。經歷過79年的自衛反擊戰，越南人如果再想和中國發生沖突，他們就要好好想想了。這就是那場戰爭的價值。中國人民解放軍30年不打仗，仍然是有不可小覷的，有戰斗力的，有傳承的，不要小瞧我們。

　　舒晉瑜：80年代有一批軍旅作家從軍藝走出來，您去軍藝學習了嗎？ 

　　朱秀海：那時我去了武大。1985年，中國作協安排35歲以下的作協會員去武漢大學作家班讀書，標準就一個：得過全國大獎，包括湖北的熊召政，湖南的水運憲，江西的陳世旭等，去了24個人。拿學分的課不需要上，主要聽《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包括刑事偵探這樣的課都有人去聽。再比如歷史經濟地理這樣的課過去聽都沒聽說過，卻在武漢大學聽到了，講到歷史經濟地理就要講到歷史上的中國交通，茶路和鹽路，這對后來我寫《喬家大院》有幫助。這兩年的學習對我很重要，我還學了英語，畢業時都能磕磕絆絆看原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了。

　　我從小就有一種讀書的渴望，因為那時沒書讀啊。1972年到部隊后才有書讀，像那時內部編譯出版的蘇聯小說《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還有內部發行的《摘譯》，里面有編譯的世界各國的小說。75年學馬列六本書，《反杜林論》那么難讀，也讀完了，還有《家庭、國家和私有制的起源》，這些書其實對我們的成長都有幫助。后來我還讀過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只看了半部，但已經很震撼了。武大讀書期間開始接觸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動力叢書”，包括《時間簡史》《上帝與新物理學》，都讀了。這些和文學不搭界的書對我的幫助很大。當然也讀了很多西方的文學作品，加謬、卡夫卡、略薩，有些書和我的內心不是很吻合，有些書像子彈一樣打中了我的心臟，醍醐灌頂，非常震憾。現在我也每年定期在中國圖書網搜索，每年要下單買四、五包書。當年我還讀了很多哲學心理學的書、20世紀西方哲學譯叢等等，包括卡爾·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卡西爾的《人論》，尼采的，弗洛伊德的……我和學醫學物理的兒子說起物理學上稱的四種力，把他嚇了一跳。我現在還在讀，剛剛讀完《復雜》。

　　舒晉瑜：80年代以來您的創作經歷是怎樣的情況？

　　朱秀海：我先后供職武漢軍區創作室、第二炮兵創作室和海政創作室，在部隊作家中算是走的地方比較多的。這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也有好處，就是經常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遭遇能夠震憾一生的事情。這些經歷又總體地對我理解這個世界有重大幫助。1987年我從武大畢業時，武漢軍區已經撤銷，次年我從洛陽的部隊調到調到二炮的一個基地，任職某導彈旅的后勤部協理員，從陸軍到了火箭軍，親眼看到過部隊官兵進行核彈頭裝配演習。核材料裝填完畢后，我坐著看一名操作手在彈頭上放電雷管，他跟我開玩笑，說只要有一個電火花，這座山頭就沒了。我是打過仗的人，但那一刻我的感覺，比在戰場子彈打過來都緊張。這段經歷給我的震撼是，很多事物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之外，我們并不知道他，但正是它們，有可能左右甚至終結我們的生活。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想這個和那個，但如果沒有這些我們一般不知道的事物存在，我們這些人連同我們的想法和螞蟻以及它們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后來我就到了二炮創作室，時間不長，卻在那段時間里讀完了門前小書店處理的全套《資治通鑒》。開始讀時還是囫圇吞棗，看完后基本上解決了古文的問題。這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書。從這一階段起我的興趣開始轉向中國的典籍，包括詩詞歌賦，《左傳》，能找到的都讀。我現在仍然覺得一個中國文化人不讀《資治通鑒》，很難說你真有什么學問。讀完《資治通鑒》就找《續資治通鑒》來讀，然后讀明史，《清史稿》，這個過程持續的時間很長，讀完確實開啟民智。直到今天，我讀古人的書仍然比讀現代人的東西多。不客氣地說，很多現當代作品語言粗糙，沒有文化內涵，讀不出味道來。

　　如果說《喬家大院》是從中國優秀的傳統商業文化中，解決什么是商人、怎樣做商人的問題，那么《天地民心》就是從中國優秀的傳統政治文化中，解決什么是官、怎樣做官的問題。

　　舒晉瑜：《喬家大院》對您來說應該是一個轉折點吧？

　　朱秀海：它是一個旁逸斜出的作品，也是一個入口，我從這里慢慢進入，理解商業和民族生存發展的關系，包括最近拍完的《赤水河》和《客家人》，以及剛剛開拍的《喬家大院》第二部，還有馬上要開拍的一部戲，都涉及商業在中國社會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這些年我寫電視劇還是有意義的，有意外收獲，它成了我文學生涯的另一個重心。我發現我可以通過電視劇的形式反映我對中國歷史的思考，并對今天的社會產生觀照。

　　舒晉瑜：能具體說說是怎樣的思考嗎？最近團結出版社推出的影視同期書《赤水河》，很快與電視劇《客家人》同名的長篇小說也要問世，在寫什么上，有什么考慮？

　　朱秀海：《喬家大院》之后，各地讓我幫他們寫戲多是想開發旅游，但對我來說，卻是在繼續自己關于中國問題的思考，這兩部新戲也是。

　　《喬家大院》對我的一個重大影響是被動地引導我開始研究商業話題，商業在中國人的歷史和生活中到底占據什么位置？從《喬家大院》到《赤水河》、《客家人》，乃至于剛剛開拍的《喬家大院》第二部，這些戲的背景都是1840年以后的中國歷史，主人公都用自己的行為參與甚至創造了歷史的某個細部。但是從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歷史和戲的主人公的命運一般說來都是悲劇性的，因為他們報著以商救國的理想并用一生的時間去實現這個理想時，中國社會的大環境卻沒有給他們創造良好的機會。中國商人真正擁有機會我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整個中國社會對商業、商人、經商的觀念發生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根本性改變，中國人終于改變了延續幾千年的重農抑商的傳統，接受了全民經商，走向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從古至今，中國的問題永遠是民生問題。土地和人口永遠是一對無法解決的矛盾。長期以來，中國的治亂以人均土地占有面積是不是能達到八畝為界限，八畝以上就是太平天下，以下就是戰亂。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因為人口的增長越過了這個界限，直到像玉米、紅薯這類高產農作物進入中國。但仍然有一個界限，就是人均土地不能低于兩畝。數千年來，中國的土地開墾面積基本上是不變的，即使有了高產農作物，人和土地的矛盾還是在近代卷土重來，它的表現就是農民起義和王朝更替。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要消滅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人口。唐朝鼎勝時期是六千多萬人口，唐末剩余一千多萬人。太平天國是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革命，它從本質上說也是失去土地的流民的起義，史稱這場起義讓一億多人死于非命。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農村的破產造成了多達總量達二億以上農民的破產，在以后的歷史中，為了消化掉這些流民，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革命。商人、商業、經商處在一個極為不利的環境里。但是歷史本身也異常吊詭，商人、商業、經商這些看起來一定會死的存在卻一直沒有死亡，相反卻頑強地生長起來，用它們的存在告訴我們，其實中國存在著另一條道路，商業的道路。西方早在工業革命后就走上了這條道路，中國人卻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后半期才下決心走上這條道路。結果是在短短30余年內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但徹底解決了溫飽問題，在華夏數千年的歷史中國人第一次真正邁進了小康社會的門檻，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從古至今沒有過，同時也深刻說明了道路選擇是何等重要。沒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肯定就沒有今天的中國。

　　不走商品經濟的路就會走造反、起義、暴動、戰亂、革命的路。這是我這些年寫的一些電視劇的潛在主題，但更重要的是它其實就是歷史的本相。中國人從農耕社會走到商品經濟道路上來，經歷了艱辛的道路，無數人的死亡，才讓我們醒悟過來。這就是我說的現實關照問題。這是個大題目，不明白今天我們怎么突然有了飯吃，明天就仍然可能沒有飯吃。

　　舒晉瑜：但是這種思考，似乎不見得能被受眾理解。

　　朱秀海：不是這樣吧。《喬家大院》這一類的戲對于全國觀眾的影響還是巨大的。當然，一種思想讓所有的受眾完全理解，其實是作者的奢望，既不可能我認為也沒必要。你只能影響你可以影響的。真正的意義在于寫作者這一邊，你忠實于自己的文學理想，還是文以載道，所謂鐵肩擔道義那些東西，你做了至少對你自己是有意義的事情。無論我的小說、電視劇還是散文創作，它們都同樣地表達了我作為一個作家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與思考。能夠在作品說出你認為對的東西，這已經很好了。別人接受不接受，接受多少，那是他的事情。  

　　舒晉瑜：為什么您擔任編劇，每一部都那么火？愿意談談自己的編劇經驗嗎？

　　朱秀海：沒什么經驗，這和寫小說一樣。為什么寫小說？就是想把對世界的思考說出來。做編劇也一樣。這個過程也要不斷地學習，但最終是要把你自己對世界的思考說出來。前提是你得學會思考，要學會思考你就要先學習許多東西。

　　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問到哪一個文學門類你說不懂，不熟悉，是很羞恥的事。你干嘛不學習？世界很大，到處都是對我們有益的知識。我最有意義的經歷之一是一本物理學的書給的。書上說現代物理學證明，一件事情當你想到時，它同時處在三種時態里：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將要發生。這是物理學，不是小說，太震撼了，從此再不要說我寫的東西不真實，不，你想到的時候它就已經發生過了，正在發生，將要發生。這對當時的我和今天的我太有幫助了。還有《猜想與反駁》，作者認為所有的公理、定理、權威等等的真理性都是不可能被充分證實的，因此它們都可以被認為只是一種或數種猜想。如果是這樣，所有的權威理論包括權威本身都被一竿子打倒了，從此我再也不會仰視什么人了，我和你站在同一條地平線上，這是一次徹底的精神解放。

　　舒晉瑜：作家當編劇也無可厚非，寫小說或劇本都是創作。但是當部隊的作家，尤其是有才華的作家去擔任編劇了，未免讓人覺得可惜。《喬家大院》和《天地民心》都是寫的劇本后改為小說的嗎？您還會寫小說嗎？

　　朱秀海：我一直準備著回到小說創作中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有很多東西，過去不能寫的，不知道該怎么寫的，現在都能寫了，也知道怎么寫了。

　　《喬家大院》和《天地民心》都是劇本改小說，賣得都很好。《天地民心》劇本剛出來時，央視方面說比《喬家大院》還要好。但是臨到播出時有人開始嘀咕，說這是一部教皇上怎么當皇上的戲。費了幾番周折，最后在中央八套播出了。但是還是給了一個飛天，兩位國家領導人在出訪時都將這部戲和《喬家大院》一并作為國家文化禮品贈送給了美國人。

　　我不覺得我寫電視劇就不是寫小說，我一直都在用寫長篇小說的思路寫電視劇，所以改成小說也容易。我更想說的是：無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不在于體裁，而在于你是不是真正能夠說出點“什么”，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有所觀照。

　　我到今天仍然認為我是被動地當了作家的人，以后幾十年里一直在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當然我也比較任情，沒有第一名強迫癥，一定要拿什么獎，也就沒有太多的負擔。還是莊子的話，至人無己，圣人無功，神人無名。安時處順。但是你若是給我機會，我也從沒有真正讓你失望。

　　成功其實是一種習慣，這種習慣里包含著許多東西。同樣失敗也是一種習慣，這種習慣里也包含了很多東西。我畢竟還是當了作家，那就盡我的能力做一個自己認為――不是別人認為――的好作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