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作家薛憶溈：我的人生是寫作的“祭品”

對話華語作家薛憶溈

　　 “一個人的一生，要忍受那么多的痛苦、挫折，但你能不能夠走過來，跟你是什么樣的人是有關系的。”薛憶溈如此回顧自己的寫作生涯。

　　2015年，移居加拿大的華人作家薛憶溈一口氣同步出版了五本書，其中訪談錄《薛憶溈對話薛憶溈—“異類”的文學之路》、小說集《十二月三十一日》率先面世。同時，由三聯書店重磅推出的“薛憶溈文叢”三版也即將上市，分別是《文學的祖國》(新版)、《與馬可·波羅同行》(新版)以及小說精選集《與狂風一起旅行》。

　　薛憶溈今年51歲，身上貼著“中國文學最迷人的異類”標簽，自認近三十年獨立于主流和傳統文學之外，走了一條從沒有人走過的路。

　　訪談錄中，薛憶溈將其寫作生涯中應邀所寫的各類訪談文字重新梳理后一一呈現。將對話的主語、賓語“兼并”成同一個人后，薛憶溈“捏造”了這本訪談錄的書名。書中，首篇虛擬訪談《薛憶溈采訪薛憶溈》與書名一脈相承，由薛憶溈對鏡而坐，自問自答：“我試圖借用這種蘊含‘自傳’元素的文字游戲，不斷對自我、人生、文學、歷史等重要命題展開追索和反思。”

　　1994年，薛憶溈以一部《遺棄》獲得臺灣《聯合報》文學獎，同屆獲獎的還有王小波和他的《黃金時代》。1997年，現為北大哲學教授的何懷宏在周國平家里看到了這本書，當即驚艷，隨后在《南方周末》上大力推薦。這是薛憶溈第一次進入大眾的視野。

　　《遺棄》被認為提供了一個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生活的樣本。何懷宏將薛憶溈的探索稱為“尋求永恒的最初一段旅程”。所謂“最初”，并不僅僅因為作者與主人公異常年輕的年齡，在這樣的年紀，雖然看似離永恒、死亡這樣的話題最遠，卻也常常是能夠捕捉到死亡黑影并隱秘渴望永恒的最初階段。“最初”的另一層含義是，文中的“我”與世界之間的互棄，這種看似極端空虛的生活狀態恰恰是對庸常人生的激烈反抗，而這正是“尋求永恒”的最初旅程。

　　完成《遺棄》時，薛憶溈24歲，在那樣的年代，以這樣的年紀，鮮有小說家會把“內心的奇觀”作為描寫的對象，對此，薛憶溈以福樓拜作比：“福樓拜說是他的人物選擇了他。我也想說，是我的描寫對象選擇了我。在我看來，寫作者不僅是語言的奴隸，也是自己描寫對象的侍從。‘內心的奇觀’從來都是我的對象，是我所有作品的對象。我總是說文學的功用就是讓我們看見‘看不見的城市’；‘內心的奇觀’就是‘看不見的城市’里的‘地標’。”

　　薛憶溈在小說里描寫“看不見的城市”，在現實中則在一個個現實的城市中不停遷徙。北京、湖南、深圳、蒙特利爾，“異鄉寫作是一件有百益而無一害的事情。”他誠懇地說。

　　漂泊越久，薛憶溈越相信所謂“宿命”。1983年，話劇《推銷員之死》第一次在中國上演，彼時尚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的工科男薛憶溈不僅拿到了門票，還坐在了曹禺、丁玲以及亞瑟·米勒的旁邊。薛憶溈把這件事當成某種啟示，由此聲稱文學不是他的選擇，而是他的宿命，作為被“上帝選中的作家”，他已經將自己的人生當成了寫作的“祭品”，在一意孤行的冒險中，兌現與文學的“神圣之約”。

　　觀察，抵達生活的核心

　　時代周報：你怎么評價外界稱你為“中國文學的異類”？

　　薛憶溈：我并不喜歡這個稱呼，我就是自己而已。我追求的是文學上最正宗的那些觀念，比如對人的看法、對人的悲憫等。“異類”會讓人以為此人是放蕩不羈的，而我在寫作、運動、生活上都是特別嚴守紀律的。

　　時代周報：你自認是一個天生的作家嗎？

　　薛憶溈：對，現在我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我習慣在歷史里面發現個人，從人性的、常識的角度去理解歷史，去觀察歷史中到底哪些是必然的，哪些是偶然的—這很讓我著迷。

　　作為一個作家，對細節的把握也是天賦的能力。當我看到公交車上的兩個人，我就知道接下來的10分鐘里，這兩個人身上會發生什么事情，然后果然發生了。看過往的行人，聽他們講話，就可以接觸到生活最內核的東西。與之相反，社交往往是最膚淺的。有朋友說我幾十歲了還像個小孩子一樣，他們可能是覺得我不世俗，而我自己覺得，只有心靈純凈時才能善于觀察別人—孩子是特別有洞察力的，就像《皇帝的新裝里》的那個小孩。

　　但是，文學不可能只靠自然的流露，寫作需要不停地練習、打磨，才能由不自覺走到自覺。就像黑格爾說的那樣，藝術的美高于自然的美，要練習，同時保留一種純真的狀態。這不是短時間內能做到的，而是幾十年、一輩子要做的事。說得簡單一點，要達到那樣的境界，需要的是“實踐實踐再實踐”。簡練和精準其實是一個復雜又神奇的認知過程，它經常會讓當事人和旁觀者都有一種“成事在天”的感嘆。

　　遷徙，思考個人與祖國的關系

　　時代周報：生活中，你是一個經常改變生活地點的人，這樣在外界看來“動蕩”的生活對你的寫作有什么影響？

　　薛憶溈：遷移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后，最重大的改變來自語言上的感覺，因為英文的參照來了，我就更加注意到了漢語精確的那一面。我發現其實漢語很有邏輯，以前別人總說漢語沒有邏輯，我自己也這么說，但是漢語完全可以做到很有邏輯，就看你怎么做了，要很用心地對待它才行。

　　生活在異域，也讓我重新思考個人與祖國的關系。我的隨筆集《獻給孤獨的挽歌》重點討論的也是許多寫作者都遭遇過的問題：地理上的祖國與文學的祖國之間的激烈沖突。這些思考一直延伸到了我的虛構作品之中：中篇小說《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里專門有一段關于“祖國”的討論；在長篇小說《白求恩的孩子們》中，“祖國”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我其實很早就注意到遷移在我性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1964年4月，我出生于湖南郴州資興煤礦的礦區醫院，四個月之后就隨父母遷回了長沙。在17歲去北京上大學之前，我雖然一直在長沙生活，卻有多次和多重的搬遷經驗：比如從城市的北區搬到靠近城市東部的郊區，又從靠近城市東部的郊區搬到了城市的南區；再比如從具有悠久歷史的校園搬到了國營工廠的生活區，然后又從工廠的生活區搬到了另一所沒有什么歷史的校園。這些搬遷為我打開了一個一個的“世界之窗”，讓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形態。

　　我覺得異鄉寫作是百益而無一弊的，異鄉流浪產生的距離感，能夠讓你去清理自己的記憶。這是很好的，很多感覺都保存在你的記憶里。

　　時代周報：外界認為你的作品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更大，你認同嗎？

　　薛憶溈：其實我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西方語境的環境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方的。但是，中國文學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我很小就讀過中國古典文學的名著。1975年年初，我父親在湖南省委黨校學習，他帶我去住過幾天。我從那里的圖書館里借閱了《三國演義》，稍后又突然爆發了評《水滸》的政治運動。雖然“權”“謀”“俠”“義”等統領許多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主題從來就無法打動我，但是作為一個敏感的孩子，我不可能不為“情”所動。《紅樓夢》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在改革開放后長沙的第一次書市上，我最重要的購買就是一套《悲慘世界》、一套《紅樓夢》。《紅樓夢》深深地影響了我的寫作，它的智慧、情懷、憂郁都在我的意識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跡。這種印跡也許深入到了“無意識”的層面，偶爾會在我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來。

　　西方文學影響我最多的是喬伊斯和卡夫卡，這兩位是“作家中的作家”，他們對語言和結構的重視、對寫作那種“原教旨主義”的激情，都深深地影響了我。我在喬伊斯的作品里讀到了語言跟事物之間的完美配合，非常精準。卡夫卡對我的影響則更多是形而上的、哲學的，他連故事結構也是形而上的。

　　時代周報：《遺棄》是你24歲時候寫的，48歲時你又重寫了這部作品，為什么？

　　薛憶溈：多種語言的沖撞導致了我對漢語的嶄新感覺。在2007年前后，我重讀自己的舊作，這種感覺讓我很容易就發現了作品中的許多破綻，我無法容忍那些破綻，于是從2010年開始重寫舊作。這個過程持續了整整三年。我的重寫尊重原來的故事和情緒，我的重寫帶來的主要是語言的流暢和細節的豐滿。

　　時代周報：你和村上春樹都是喜歡長跑的作家，對你而言，長跑意味著什么？

　　薛憶溈：我喜歡長跑，長跑帶來一種踏實的疲勞感，可以緩解寫作帶來的壓力，其實就是給自己充電，順便鍛煉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