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新姿態應對全球文化戰爭的挑戰

——訪“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主編顏子悅

　　顏子悅：學者、出版人，長期從事國際文化戰略等領域的研究。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現任北京融達弘文文化藝術傳媒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顏子悅文化藝術工作室(北京、南京)策劃總監。

　　

　　商務印書館曾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等享譽學界，2012年以來，該社又推出一套大規模的學術叢書--“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集中出版了一批深入考察世界主要國家在國際文化版圖中的地位以及這些國家的文化戰略戰術的著作，諸如《主流》《造假的知識分子》《論美國的文化》《法蘭西道路》《好萊塢內部的中情局》《帝國權威的檔案》等，這些圖書一經面世，即引起了讀書界的關注，也為政府決策、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文化版圖”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課題，從出版界發出聲音，進而給學術界、文化界帶來新的啟發與思考。今年以來，該文庫又推出八種新的圖書。據文庫主編顏子悅介紹，該文庫計劃到2018年上半年之前，至少出版六十本，也就是每年平均出版十五六本，其引進出版的速度與規模均令人期待。日前，記者通過郵件采訪了顏子悅。

　　打造“文化的海國圖志”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您策劃和主編這套“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的緣起，什么時候有這個設想？

　　顏子悅：我對于國際文化版圖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時我在閱讀魏源的《海國圖志》，研究哲學和歷史的父親對我說，中國還沒有真正文化意義上的《海國圖志》。從那以后，我便一直關注和研究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下文化版圖的變遷，以及各個國家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相關影響。我曾經與好幾家出版社就這套書系的出版進行過商討，皆因種種原因未能成功。2011年春夏之交，我與商務印書館取得聯系，經過幾個月的商討，又恰逢那一年十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一至關重要的契機，于是雙方確定啟動“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這一出版項目。文庫的開篇之作《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可謂開宗明義--我們中國人以全新的姿態應對全球文化戰爭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坦率地說，我有一個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理想，這就是與商務印書館精誠合作，將本文庫打造成“文化的海國圖志”。

　　記者：從已出版的“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的內容來看，關注的話題涉及美、英、法、日本等各個國家的文化戰略與文化實力的打造，揭示各國之間對文化權力的爭奪，尤其對美國的文化體制、好萊塢電影及其意識形態的剖析、法國對美國價值觀的既擁抱又拒絕的姿態、媒體知識分子的興起與話語陰影、互聯網時代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疆域等等，可謂視野寬闊，您認為這些話題，對中國目前的文化與社會現實，具有何種參考意義？

　　顏子悅：“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以“全球視野、國家戰略和文化自覺”為基本理念，力圖全面而系統地譯介人類歷史進程中各文化大國的興衰以及諸多相關重大文化論題的著述。基于此，本文庫已經儲備了二百多種極有價值的選目，今后還將適時增添更多極具代表性的專著，所以我認為，本文庫是一個宏大而長遠、并且伴隨中國的崛起與復興而持續向前推進的出版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鼎力支持。

　　鑒于各種重大論題的急迫性、風云變幻的地緣政治格局，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崛起導致的國際文化版圖格局的變化，去年本文庫對原計劃中相關選題出版的先后次序進行了適度調整，并在今年的上海國際圖書節同時展出了八本新書。

　　其中，《反對單一語言》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英語作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霸權的重要媒介，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破壞。

　　《論文化帝國主義》精心選取了美國以外的九個國家的頂級學者和專家的優秀論文，這些作者憑借各自在其祖國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深切體悟，分別從政治、經濟、法律、生態、人文社會科學、語言、傳媒、電影、教育等多重角度對以美國為核心的文化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條分縷析的理論反思和發人深省的文化批判。

　　《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和《大分化》是兩位作者長期以來在科學而縝密的數據分析基礎之上，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經濟和金融等領域的興衰所進行的研究和探討，并最終得出新自由主義正在走向終結的結論。這兩本專著對于如何理解當今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正在面臨的經濟困境及其發展趨勢給出了諸多具有啟發性的剖析。

　　《戲劇在美國的衰落》研究了美國戲劇的基本狀況并與法國戲劇的生態進行了宏觀比較，將對中國戲劇界乃至戲曲界吸取國外的相關經驗和教訓來確立中國戲劇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所應具有的民族特性、審美特性乃至比較優勢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好萊塢內部的中情局》將為中國的戰略精英以及相關產業精英重新思考電影和電視的戰略特性提供絕好的參照。《電視系列劇》為相關產業的管理者以及從業人員如何進行旨在獲取社會和經濟雙重效益的行之有效的意識形態策劃提供有益的鏡鑒。

　　中國文化要走出去，必須基于地域研究

　　記者：目前“中國文化走出去”工程已經得到全國上下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支持，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中國將以何種姿態立于世界之林，文化界也存在著某種焦慮心理。您認為這套文庫的面世，在越來越關注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和地位的當今時代，其所具有的文化意義有哪些？

　　顏子悅：中國文化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從來都是世界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中國文化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文化走出去”已經成為一種更加主動的愿望和實踐，必將對國際文化版圖的格局產生重要影響。但是，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克服可能遭遇的困難和意想不到的阻礙，這需要全面而詳細的戰略規劃和戰術部署。正因為如此，本文庫的出版宗旨之一即為詳盡而深入地考察世界主要國家在國際文化版圖中的地位以及這些國家制定與實施的相關的文化戰略與戰術，從而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規劃和戰術實施提供有益鏡鑒。畢竟，當下中國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皆與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格局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文化不可能自外于世界文化體系而封閉存在。各國的文化產業都在合作與競爭中互相借鑒學習，又保有各自的國家特色和民族特性，并在總體上服務于各自不同的國家利益。中國文化要走出去，必須基于更為長遠而縝密的各類地域研究，這樣才能確保文化傳播的精準到位，才能形成既深且廣的文化的影響力。記者：作為文庫主編，您認為文庫中尤其值得國內學界重視的書有哪些？

　　顏子悅：文庫所選書目大多是建立在歷史文獻(或解密檔案)、田野調查、客觀數據等基礎上，由美、英、法、德、日、加、澳、印等國家和地區的著名學術出版社出版的論著，它們大部分代表了國際人文社科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說實話，文庫中的每一本書對于相關領域的研究者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一些填補了國際相關研究領域空白的專著需要我國的學界和智庫予以高度重視。比如，《被美國化的英國》是首次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英美權力交接過程的論著；《戰后美國在日本的軟實力》是日本的美國研究專家花四十多年對日美文化關系進行的全面深入的研究論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日本史學會名譽會長湯重南先生認為本書顛覆了他對文化交流的一貫理解；《帝國權威的檔案》通過對解密檔案的研究揭示了當今世界文學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而即將出版的《莫斯科的黃金時代》是第一部從大眾文化和傳媒角度來探究蘇聯如何落敗于文化冷戰的論著，該書英文原著甫一出版即引起了國際上蘇聯研究以及大眾傳媒等領域的專家們的高度關注，被認為是填補這一研究領域空白的權威論著。

　　記者：我國學術界目前對于世界文化版圖的研究狀況是怎樣的？

　　顏子悅：客觀地看，目前我國學術界對于文化版圖的研究與我國綜合國力增長的速度相比還比較滯后。國際文化版圖的研究需要始終關注地域研究，而這一研究又必須建立在心理學、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文藝學等各領域的跨學科、跨語言、跨文化綜合分析與研究的基礎之上。這也是美國為何在二戰以后迅速擴大其文化版圖的原因所在。二戰期間美國積累了地域研究和心理學研究的大量學術成果和實踐經驗，這為它實施在全球的文化戰略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比如，二戰臨近結束時，美國在其心理戰部隊的統一部署和指揮下，實施了全球圖書輸出計劃，迅速占領了英國把持的傳統圖書市場份額，并在與蘇聯的圖書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有關美英兩國的全球圖書戰略和戰術，在即將出版的《作為武器的圖書》一書中有翔實的史料呈現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可以說，這部專著對于我們前面談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工程同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魏源的《海國圖志》、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曾紀澤日記中的涉外部分、法國拿破侖時代的《埃及記述》、意大利的《馬可波羅游記》、美國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等皆可視為國際文化版圖研究的經典之作。本文庫的《戰后美國在日本的軟實力》一書中論及的洛克菲勒的《美日文化關系報告書》，也屬于地域研究的重要文獻。當然，在其發揮作用的過程中，當時的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將之束之高閣，秘不示人，以便對日文化戰略和戰術的順利實施。本文庫的《主流》和《智能》等系列專著與上述這些經典文獻文心相通，頗得其神韻。

　　互聯網時代，維護語言的純粹性尤為重要

　　記者：您在今年上海書展的高層論壇上，特別強調了要維護我們中華民族語言的純潔性，呼吁我國應該進一步完善語言立法，以便在互聯網時代能更精準地表達中國文化的優雅傳統和時代創新。請您談談語言對于文明傳承、構建文化版圖的重要性。

　　顏子悅：任何一種文化都需要通過各自的語言形式來加以表達，語言是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文化載體，世界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歷史、傳統都通過各自的語言加以記載、傳播、發展，從而構成了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毫無疑問，語言的多樣性對于人類文明的重要性如同生物多樣性對于地球文明的重要性一樣。

　　例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當英國遭遇美國文化入侵時，為了保持英國文化特性，英國的精英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推廣和加強英語語言教育，以應對和反制美國對英國的文化反向殖民。當美國脫離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之后，美國人并沒有沿用英國英語，而是創立了美國英語。

　　即便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就像《智能》一書所講述的那樣，語言并沒有如同人們想象的那樣變得統一化，反而愈加趨于多樣化。越來越多的地區的人們為了保持本地區語言的純粹性和延續性而進行了各種抗爭，包括通過立法手段來確保這些語言得以存續和發展。

　　事實上，一種語言在世界的使用范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以這一語言作為母語的國家在世界文化版圖中的地位的一個重要指標。在我看來，對我國的語言進行更為科學的戰略規劃本身，也是我國的國際文化戰略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記者：這套文庫涉及領域頗為廣泛，并且具有跨學科跨文化等特征，在文庫首批圖書面世后，有哪些插曲和故事比較具有啟發性，值得說來？

　　顏子悅：文庫的許多觀點和論題對于我國讀者而言比較新穎甚至陌生。比如，當《主流》一書在2012年出版時，國內許多讀者包括媒體記者都將“主流文化”一詞理解為主流媒體傳播宣介的文化而非《主流》一書所說的占據主導地位的大眾文化。在《主流》一書的推廣過程中，我總是不斷地向記者和讀者解釋這個新概念。這個插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國內讀者甚至媒體還沒有充分意識到，作為文化消費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大眾文化，已經成為世界各文化強國爭奪世界文化市場份額、重構國際文化版圖的重要手段，或者占據自身文化制高點的戰術。

　　記者：文庫的具體書目以及翻譯的約請是怎樣確定的？

　　顏子悅：本文庫的書目均由我親自審讀和篩選。對于每本書的譯者選擇，我是親力親為的。除了在翻譯之前必須經過嚴格的試譯之外，我要求每本書的譯文必須比對原文逐字校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