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增:正確把握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

———軍旅作家王樹增談歷史文學寫作與文藝工作者的責任

王樹增

王樹增近影

　　編者按：

　　王樹增是我國著名的軍旅作家，著有長篇紀實文學《朝鮮戰爭》、《長征》、《解放戰爭》、《抗日戰爭》以及長篇歷史隨筆《1901》、《1911》等。不久前，他推出的長篇紀實文學作品《抗日戰爭》是他的“戰爭系列”作品之一，該作品以三卷的恢宏篇幅記錄了發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對重大歷史事件、所有重要戰役均有展現，對敵我雙方統帥部的戰役計劃、兵力部署及戰役經過等都做了詳盡敘述，特別是對戰役結局及經驗教訓從軍事學術的高度給予分析和總結。日前，本刊記者專訪了王樹增，請他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和《關于繁榮發展文藝工作的意見》，談談作為歷史文學作家，要如何把握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如何樹立正確的歷史史觀等問題。

　　文藝家要堅持文以載道

　　記者：中央在不久前發布了《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一周年也即將到來。您是我國著名的軍旅作家，寫就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文學作品，您能否就創作中如何把握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等問題談一談？

　　王樹增：從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到最近中央發布《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實際上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就是我們的國家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意識到文化建設對于中國夢的實現越來越重要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一個道理：一個社會的前進需要兩個輪子的支撐，一個是物質發展，一個是精神發展。從精神發展的角度看，重視發展當代中國文化藝術工作，對于中華民族的未來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這就是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內涵。今年以來，這個工作一直在抓，我們的文化藝術界確實發生了可喜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大家有了使命感和擔當意識。我有一個觀點，就是文學家、藝術家始終要堅持文以載道，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法，這恐怕有點“自欺欺人”，因為只要是公開演出或公開出版作品，就必須要承擔責任。這是非常淺顯的道理。

　　我想目前，有良知的當代中國文學家和藝術家，實際上都明白一個道理：你必須為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的前途有所擔當。文藝工作不是個人的事，必須要承擔使命，這是不言而喻的。

　　說到我的歷史文學的創作，我想無疑分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要真實、客觀地把中華民族的奮斗史奉獻給當代讀者，所謂“真實、客觀”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我們要堅守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站在歷史發展規律的主線上，來書寫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為實現民族復興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我所有的歷史寫作也都是沿著這條歷史主線來進行完成的，包括我剛剛出版的作品《抗日戰爭》。關于《抗日戰爭》，我希望能對有一些人對這段歷史的模糊認識甚至是“奇談怪論”做一個正本清源的工作。雖然我的力量很微薄，只是寫了一本書，但是我愿意發出這樣的聲音。我想一個民族只有真正正確地認識自己，才能展望未來，才能清楚地知道怎樣才能成功地走向光明的未來，這是我自己在寫作當中給自己的一個沉重的歷史使命。

　　第二個層面，寫歷史還是為了今天。今天我們需要弘揚的是什么？我想還是萬眾一心、不屈不撓、大義凜然的民族精神。這些不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精華，也是中國革命史的寶貴精華，這種精神的傳承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多次在很多場合說，我寫歷史書，尤其是寫《抗日戰爭》，都是為今天的青年人而寫的，希望能夠得到青年讀者的喜歡。

　　抗戰勝利是全民族萬眾一心的結果

　　記者：能否結合創作中的具體問題，談談您作為一位作家，是如何把握抗日戰爭這段令中國人刻骨銘心的歷史的？

　　王樹增：我想，以前我們寫抗戰史，可能大多數采取粗線條的寫法。70年過去了，當代作家有責任為當代青年人提供一個完整地理解這場戰爭意義的優秀讀物，有3個字非常重要，那就是“全民族”！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族的抗戰，這是常識。近代以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被西方認為是一盤散沙的國度，這個“散沙”主要是指精神，這種“一盤散沙”的狀態，恐怕是近代以來中國最大的弱點，當面對日本侵略時，我們當時武器落后，國力也衰敗，而最大的危機恐怕是否能夠萬眾一心。《義勇軍進行曲》里特別提到：“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萬眾一心”對于近代中國實際上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這個國度由于近代以來的衰敗，她的政治體制、生產方式的落后，使得這個國家國不成國，中華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這個最危險的時候，取得勝利的最基本的保障就是萬眾一心！

　　那么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在面對侵略者時所表現的集體性的萬眾一心，是值得我們深思和研究的事情！為什么突然覺醒了？沒有那時候的萬眾一心，我們拿什么抵抗一個軍事強國的野蠻侵略？雖然這個過程非常漫長，但是我們終究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是中華民族萬眾一心才贏得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這個時候，你才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人所倡導的，國共兩黨以及社會其他各個黨派、階層所組成的抗日統一戰線是多么的重要！

　　同時，正是由于中日兩國國情的巨大差異，我們也可以理解，“論持久戰”這一戰略原則的確定是多么重要；為什么在二戰中，只有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才存在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這種戰爭形

　　態，這種戰爭形態是我們的國情造成的，只有這個國情下，才會形成兩個戰場互相配合的局面。所以我在書中用大量篇幅對這兩個詞匯進行描寫：一個是全民族的抗戰，一個是萬眾一心的精神，這是相當重要的，也是我這本書的軸心。

　　抗日戰爭應記載在民族心靈史上

　　記者：現在對于抗戰這段歷史，尤其是網絡上，確實出現了一些“奇談怪論”，如對正面戰場、敵后戰場的評價，有的甚至忽視了史實，立場偏狹。對此現象您如何看待？

　　王樹增：不要說普通人，就是很多專業人士對歷史的認知也有模糊之處，這是令人焦慮的事情。這種焦慮不是說我們對那段歷史研究得不夠而產生的焦慮，而是精神上的焦慮。那就是一個民族精神上的“斷代”。對于真正有憂患意識的中國人來說，對此都會產生焦慮。何況一些專業人員也存在斷章取義的情況，這也是我寫書想糾正的一種傾向。

　　比如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意義問題，我覺得爭論這個問題沒有必要。我在書中寫了不少正面戰場的人和事，我說過，站在偏狹的立場上，是無法真正還原這段歷史，更無法解釋這場戰爭的。抗戰的正面戰場擔負著抗擊日軍正面進攻的重大任務，這是不能忽視的，在戰壕里的百萬士兵，哪一個不是中國貧苦農民的孩子？哪一個士兵沒有家庭？哪一個家庭里沒有一個眼淚哭干的母親？這些孩子們都是才十八九歲、二十多歲的青年，那時候他們為什么要為民族作戰，而且獻出了所有的一切？我們難道不應該對那些倒在戰壕里的生命懷有深深的敬重嗎？所以，對歷史的理解不要偏狹，這種偏狹對不起我們的前輩，對不起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完全無視正面戰場，完全回避對正面戰場的記述，歷史的發展邏輯便會斷裂。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完全忽視、歪曲敵后戰場，這是一種很惡劣的潮流。沒有敵后戰場哪來的正面戰場？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嗎？敵后戰場進行了那么多戰斗，擴展了大面積的敵后根據地，我們有無數優秀的敵后抗日武裝戰士和干部犧牲在戰場上，難道能夠忽視為民族生存而戰的那些生命嗎？現在還有一些很令人匪夷所思的說法，比如八路軍消滅了多少日本鬼子，居然在網上還炒得很熱，這是不正常的。敵后戰場的歷史作用，不是僅僅用數字就可以定論的，敵后戰爭有其獨特的戰爭樣式和戰斗規模，與正面戰場相輔相成。要知道，對中華民族歷史的任何偏頗的言論，都可能造成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整體的傷害。對此，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我也不贊成現在網絡上出現的一些對于地道戰、地雷戰之類的調侃，那些手無寸鐵的農民，他們不甘心做順民，他們沒有當漢奸，他們愿意作戰，那么他們手里沒有武器，只能拿起他們身邊可以拿到的東西與侵略者作戰，哪怕就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或者放羊的孩子，只要不甘屈辱、只要去戰斗，都應該被記載在我們這個民族心靈史上，都應該值得我們后人去崇敬！我萬萬不理解，為什么現在有些人竟然去調侃這些不甘做亡國奴的農民！我在書中大量地從人的角度出發來描寫官和兵，我認為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中華民族的危急時刻，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惜自己的生命去作戰、去抗爭，為我們民族作出了貢獻。實際上我們應該為他們樹碑立傳。

　　記者：對于今天的青年人，應如何樹立一種正確的歷史觀？您對此有著怎樣的建議？

　　王樹增：我想，哲學意義上的唯物史觀的確立，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我們的教育恐怕還不夠，對于青年人來說，特別要警惕一種唯心主義的傾向。比如我們看歷史，用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其核心是什么？是人民！人民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從這一核心出發，就可以看透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就不會有偏頗，就會很寬容、很理性，很有胸懷，能夠自信。現在對于一些問題的爭論，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潭里，這是教育的失誤。這點我認為非常重要，就是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歷史。至于要為歷史提供材料、檔案，我認為這也很必要，但這是技術層面的。當然我們也要盡可能地搜集更豐富、真實、飽滿的歷史史料。總之，我覺得我們的民族在精神上的心智的成熟，是實現中國夢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