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丨魏思孝與他的“辛留村世界”
劉辛村村民對魏思孝憑借《土廣寸木》獲得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這件事,看得很實際。在他們眼里,寫作不過是“靠寫字賺錢”的營生。他們不關注文學,也不關心究竟把自己寫成什么樣,只知道同村的那個作家“又中了30萬”。母親老付同樣不懂文學,臨行前囑咐他,“沒拿獎也別懊悔,拿了獎也別得意,這又不是你自己能決定的事”。在此之前,魏思孝也曾獲過一次30萬的獎,過年串門的時候,一幫人在他家門口指著他說,“看,就是這個人寫中獎了”,好像得獎完全憑運氣,和寫作沒什么關系。
不過,對于魏思孝而言,他終于可以長舒一口氣,對寫作不那么陷入自我懷疑了。他一直在內心告訴自己,這是自己的幸運,多年的寫作能得到認可和肯定,有了更多的機會去學習。獲獎也為他帶來很多拋頭露面的機會,盡管自身性格有些疲于應付人情往來,每次活動回來都需要獨處積蓄能量,但回頭看,還是有許多美妙的瞬間,在生命中留下了印跡。
在鄉土文學日益受到冷落的今天,魏思孝通過現代性敘事,為理解農村注入新的視角,也讓大眾開始重新關注中國農民群體的現狀。在小紅書、豆瓣等網絡平臺,很多年輕人都對“王能好”津津樂道。和他的其他作品相比,新作《土廣寸木》明顯更具“野心”。小說分成上部和下部,上部是由數十個人物形成的北方鄉村散點透視圖,下部則以12個月的時間順序,講述鄉村一整年的日常生活。作為一部長篇小說,這樣的結構頗為罕見。
青年評論家劉詩宇在《無窮的遠方和人們,如何與文學有關?》一文中,對這一結構進行了精妙的解讀:若考慮到社交平臺、短視頻的閱讀與觀看習慣,這一結構便獲得了合理性。小說中那些個性鮮明甚至光怪陸離的人物形象之間也許沒有敘事邏輯上的關聯,但是當他們同時出現,就變成了“抖音”“快手”用戶不斷上劃屏幕看到的一個又一個內容發布者;從1月到12月按時間順序羅列、堆積的日常生活就像朋友圈中的“瀑布流”;而作者關注到的那些被遺忘、被忽視的人們,從生活細枝末節中捕捉到的殘酷、荒誕、滑稽、悲憫,相當于人們眼睛與心靈在手機、電腦屏幕上短暫聚焦的一個又一個瞬間。
魏思孝的文字平靜、克制,用看似黑色幽默的語言講述著一個個光怪陸離的故事。生活中,他愛逗貧、打趣,用戲謔解構崇高。山東理工大學青年教師李曉偉和魏思孝已相識七八年,更愿意用“文如其人”一詞形容魏思孝。魏思孝總會用看似玩世不恭的口氣書寫和自己并無二致的個體,以此傳達一種關懷。這和生活中的他沒有太大差別,就像他和家人、朋友之間的交往,看似隨意和調侃,實際上是情感真摯的展現。“他的努力配得上這些成就。他給出的不是對當下已經存在的表達、思考的回應或是附和,而是從熟視無睹的人和事中挖掘出另一面”,李曉偉說。
在魏思孝的筆下,劉辛村成為“辛留村”,并最終形成了一個奇特的、互文性的“辛留村世界”。
村子入口
重新關注那些被遮蔽的地方
據村碑記載:“劉辛莊坐落于金嶺鎮西北2.2公里,北近王濰公路。清光緒《益都縣圖志》載:‘劉辛莊,古名新莊,明萬歷年間魏氏遷入后改名魏家辛莊。劉氏于清雍正末年遷入,后祖蕃戶衍,改名劉辛莊。”
冬至時分的魯中大地,寒風凜冽,高懸的太陽照在身上暖融融,但背陰處零星的積雪一直未融化,與枯草泥土混雜在一起,有了一些肅殺之態。從淄博市區驅車到劉辛村,走快速路20多分鐘便可到達。這是魏思孝每周都必走的一條路。雖然已經在城里安家,他還是會經常回村看望母親老付,順便尋找靈感。
老付身體硬朗、性格熱絡且十分健談,她不習慣和兒子回城里居住,一直獨自在村里生活,時常有街坊鄰居找她聊天。堂屋里擺放著孫女的照片、兒子參加各種研討會的大合影,先前魏思孝伏案寫作的書桌因搬家早已棄而不用,上面凌亂地擺放著一些書和手稿。在魏思孝眼中,單論口才和講故事的能力,老付比他會講多了。原本平淡無奇的事,經她的嘴里出來,味道就不一樣。隔陣子不見,他就讓母親講講村里發生的事。
村民并不介意被寫進書中,畢竟每天為了生存已經很耗費精力了。直到去年年初,隨著他的作品影響力越來越大,一位村頭餐館老板娘風風火火地來找他,因為他將自己談論外甥女“摳”的情節寫進書里,被她看到了。當然,雷聲大雨點小,這更像是表演給自己親戚看的“行為藝術”,后來便也不了了之了。
村子里的麥地,遠處為當地工廠
伸向遠處的鐵軌
隨著車子在村間行駛,魏思孝筆下的辛留村變得有跡可循。這是一座雖不至破敗卻難言體面的小村莊,主干道上空蕩蕩,難見行人,只聞得零星犬吠。麥子并未隨著寒冬的到來而枯萎,鐵軌靜靜地躺在那里,遠處的工廠濃煙四起,于寂靜中孕育著一些生機。田壟間時不時摻雜著一些枯樹,枯樹枝雜亂地糾纏在一起,因無人打理,有些樹已搖搖欲墜。據魏思孝說,有幾年村民聽聞村子要拆遷,可以按樹給錢,都紛紛拼命種樹,后來政策改成按畝給錢,大家沒了興致,也就隨便它們長了。
我試圖將他書中的文字與村子的一草一木聯系起來。遠處的工廠便是鎮上的重要企業清源集團,魏思孝的堂哥在清源集團下屬的方宇潤滑油工作,他自己說已經很長時間沒發工資。但也得益于這些大型工廠,可以吸納很多當地農民就業,免去他們在外地打工的辛苦,還能夠兼顧家庭。鎮上的另一個重要企業“英科環保再生”,魏思孝的大姨多年在公司門口擺攤。這些都被他寫進《土廣寸木》中,清源在小說里是宏遠,英科則是盈科。很難想象一個作家如此細密且不斷地寫同一個地方:在去看老付的路上,他指著一處魚塘,告訴我,這是《王能好》中王傳利挖的魚塘;還有餐館老板娘、在村口賣鍋餅的堂哥……這些人中,有的已經逝去,更多的依然在為生計掙扎打拼。
最開始創作時,他并沒有刻意想寫辛留村——這個自己從小長大的地方,而是沉迷于書寫自我以及身邊的同齡人,甚至到了無病呻吟的地步。早期作品《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豁然頭落》都強烈宣泄著青春的傷痛和生命的焦灼。剛過而立之年,他開始對自己的創作產生不滿。那幾年他一直住在村里,親眼目睹身邊的親人、村民逐漸去世。這些是他最熟悉的人,也是最普通的底層群眾,畢生都生活困頓、蠅營狗茍,即便是死亡,也像水滴融入大海,無聲無息。他的情感開始受到觸動。
魏思孝說,總體而言,相比從前,農民在生活條件和待遇上有了很大改善,不需要交公糧,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可以在老年后領取社保。雖然物質條件有好轉,但他們的精神世界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生活困頓、精神迷茫、孤苦無依始終如影隨形。而當下很多鄉村題材作品都沒能完全體現出他所真切感受到的、近二十年的農村現狀。對此,他感到很不滿足。
于是,他開始嘗試鄉土題材寫作,通過中立的視角,充滿反思地關注和觀察農民群體的處境和個體命運。他將自身創作戲稱為“新型農村文學”,試圖與其它鄉土題材作品區分開。他的第一部鄉土小說是《余事勿取》,講述的是不停打工、生病,最終病逝的父親。隨后,他又創作了《都是人民群眾》《王能好》,書中人物均取材于周圍的熟人。其中“王能好”這一典型鄉村人物形象,引起讀者、評論界廣泛熱議和關注,也入圍了當年的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淄博是我的文學沃土”,在魏思孝看來,他不過是恰好生長在農村,更加了解農民群體的作家。隨著城鎮化進程的飛速發展,鄉村注定衰敗,但這并不代表創作鄉村小說不再有意義。傳統鄉土文學的式微,使得農村越發成為被遮蔽、被忽視的地方,他希望讀者在讀完自己的作品后能夠走進農民的心中,了解他們的真實處境。
用文學,與死亡和解
雖然物質上有些匱乏,但魏思孝的童年很幸福,除了六七歲時差點淹死在村邊的小壩里,他也想不出太多生活艱苦的經歷。有一年夏天,下暴雨,爺爺抱著他站在老宅門口,看著院子里的雨,還有搖晃的兩棵棗樹。這是他迄今為止對老宅最早的記憶。如今,老宅因年久失修已徹底化為斷壁殘垣。
已坍塌的老屋
出身農民家庭、大專歷史教育專業畢業,仿佛預示著魏思孝的未來有些慘淡,大概要在“進工廠、務農、小學歷史老師”中三選一,沒有其它太好的出路。他無法接受朝九晚五的工作,僅工作半年,便頓感日子過得沒滋沒味,工作毫無意義,人生也幾無盼頭。此后的兩年,他辭職、瞎混,時而住在村里,時而和朋友合租在城區。但不管去哪里,他都會隨身帶著一臺破舊電腦,偶爾在上面寫點小說。早年的寫作,魏思孝對作家王小波的模仿痕跡嚴重,平時說喜歡的作家時,他習慣性忽略談王小波,這并非遺忘,而是自覺無需明言,“迄今為止最激動人心的閱讀體驗之一便來自于他的《黃金時代》”。劉震云、韓東、曹寇等作家在創作上都為他帶來深淺不一的影響。近幾年,他的作品受丹尼斯·約翰遜的《火車夢》、安妮·普魯的作品等影響比較多。
為了更好地創作和養家,魏思孝開始頻繁地在網上投稿參加各種征文比賽。他承認自己很幸運,在拮據到想要打消寫作念頭的時候,恰巧獲得的一點獎金暫時改變了他的生活,雖然還完債后所剩無幾,卻繼續堅定了他從事創作的信心。很長一段時間,他天天跑郵局查看有沒有寄來稿費,這種收入極不穩定的生活也讓家人頗為擔憂。他的父親在罹患肝癌去世前,還一直擔心他未來能否自力更生,“2011年,父親因病去世后,還給我姐托夢,問我姐,我是不是還不上班混日子。我姐紅著眼,把這話轉述給我。除了悲傷,我更多的是憤怒,大聲質問他們,怎么我寫東西,在你們眼里就成了混日子呢?”
父親去世、大伯多年前離家出走后便不知所終,最直系的父輩血親消失殆盡,他被迫成為了“一家之主”。費孝通所提出的“中國鄉土社會是以父子縱向傳承建立起長老統治的家族、以血緣與地緣構建由親至疏的社會關系”,在如今的淄博農村依然奏效。父親之死如同給魏思孝的人生打開一個缺口——不僅需要獨自面對許多村中人情奉往、婚喪嫁娶的事,更要擔負起養家糊口的責任。他開始站在父親的角度看待生活,理解他這一生有多么的不容易和無奈。在他眼里,父親是世俗意義上的好人,善良、怯弱、勤勞、不偷奸耍滑,但也沒什么能力,只知道吃苦。魏思孝替父親感到惋惜:這樣一個好人的人生不該是這樣的結局,沒有享受到物質,只剩下吃苦了。寫完衛學金這一章節,他感到尤其的輕松,終于可以坦然去面對父親死掉這個事實。用文學,對自己完成了一次生活上的和解。
在親友的眼中,魏思孝很心軟,容易和別人產生共情。他自己也承認,自己比較愛憎分明,但即便是憎恨的事情,如果身處慘境,也會心生同情和感慨。前兩年,他的一個同學因心梗去世了,一提起同學,他好幾次都哭了。那段時間,他自己的生活也挺艱難,但一有空就去看望去世同學的父母。這十多年間,隨著他身邊的朋友親戚和鄰居相繼離世,死亡在他的生活中變得稀松平常。接受、惋惜、時常想念,他開始用文字記錄下來。
親人的死亡教會他如何看待生死,這也是為何他的大部分作品總是籠罩在死神的陰影下。他不憚書寫死亡,《土廣寸木》前幾十頁已頻繁出現很多次的死亡;“王能好”的原型即魏思孝去世的表哥;而《余事勿取》里倍受病痛折磨最終死亡的“衛學金”,其原型正是自己的父親……面對為何作品總帶有很多社會的灰暗面和不堪的質疑,魏思孝回應說,相比于“大人物”,他更喜歡那些沒本事、沒能力,不被人待見,被習慣性遮蔽的那類人,一如他自己,和劉辛村村民。生活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痕跡,更需要投注關切的目光。
寫作是一個受挫的過程
多年前,魏思孝也曾想過,既然要成為作家,除了讀萬卷書,還要行萬里路,就像電影《摩托日記》里,青年格瓦拉騎著摩托車和友人在南美洲游蕩那樣。他曾揣著一千多塊錢,坐火車去了武漢,用僅有的幾百塊買了一個能拍照的MP4,心想以后要留下年輕時的影像資料。然而在武漢市區行走一天,疲憊不堪的他便打消了徒步走回家鄉的念頭。他坐車去了火車站,打電話向朋友借錢,買了第二天的火車票。在火車站旁邊的小旅館住了一夜后,他在擁擠的火車上蹲了十幾個小時,因身無分文,一路上沒有進食,下車后饑餓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從此,魏思孝打消了走南闖北的想法,決定在家鄉終老。幾天后,不知情的朋友給他打電話,問他走到什么地方了。當得知他的作為后,大家都不無失望地掛了電話。
打消“走出去”的念頭后,魏思孝踏踏實實地守住屬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盡到最大的本分,以理性克制又不無悲憫的視角時刻關注著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們。隨著發表的作品越來越多,他逐漸感覺自己的寫作存在局限性,習慣于在受限的人生中,用有限的視角里觀察生活,更偏愛寫自己熟悉的事情。
魏思孝
他也曾嘗試過跳出自己的生命體驗,寫關于都市題材的小說《沈穎與鄧子凱》,但并沒有想象中那么成功。他已經很久沒有享受過單純的、由寫作帶來的快樂了。在寫完《土廣寸木》的下部九萬多字成稿后,他開始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并沮喪地意識到自己對過去素材有些重復利用。另一方面,在文字突破上,他也越發感到吃力,有時候寫一句話要反復思索很久。因工作關系,有時好友田裕嬌問起最近的寫作狀態時,他經常回復:最近寫得很痛苦。雖然偶爾也有狀態好的時候,但是痛苦總是占大多數。
《土廣寸木》中類似于“自然主義”的事無巨細式寫作和題材的單一性也引發外界的討論,比如到底是否需要那么多人物之間的對話?看似流水賬式的細節是否真的需要?魏思孝也敏銳地察覺到這次寫作的遺憾,在后記中,他不斷提到“自我懷疑”,以及因為寫作產生的落差而感到郁郁寡歡。“艱難和猶疑,大概就是我的常態。”他常常自我反思,并在不斷地寫作中,發現需要精進之處,比如相對欠缺足夠的洞察力和感受力,這些都只能等著寫下一篇作品的時候解決。和《王能好》相比,他覺得《土廣寸木》的文學性更好一些,在這本書中,他找到了一些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鄉村,比如混子、廢舊廠房的變遷、走馬觀花般流動的人物等等。雖然因能力有限,出現結構上偏生硬,上下兩部有明顯的割裂感等問題,目前還沒找到更合適的結構融合,但是從拆解“村莊”的初衷而言,算是達到了既定的寫作目的。對于最終結果,在當下階段,他對自己還是滿意的。
他開始頗具“野心”地構建自己的創作版圖,希望能夠對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和生活其中的人物一覽無余。“隨著寫作的時間越長,視野開闊,讀的東西多了,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了,從小我中解脫出來后,更在意周圍人的處境了。本質上,還是什么樣的人和事,能打動你,喚起你寫作的欲望而已。”在《土廣寸木》中,他更加淡化故事性,有意模糊虛構和非虛構的界限,比如設置“李寶”這一更有“戲”的人,通過展現一個呆傻人物,映射出當下鄉村的種種問題。
面對外界對《土廣寸木》的各種討論甚至爭議,他始終保持理性和客觀,“風格是作家的辨識度,同時也是局限,任何創作者都是如此”。據他個人觀察,普通讀者的接受度有限,《土廣寸木》很難成為最受歡迎的一本。雅俗共賞當然更好,不過一些很淺薄的評價沒必要放在心上。一本書或是文藝作品就怕沒有任何聲響,沒人讀、沒人討論。自己的寫作,從來不是為了讀者而討好外界。“如果我說現在得到了一些名和利,還說自己如往常那么焦慮,就顯得有點賣乖了。但是焦慮一直存在,只是比重多少而已。只要一個寫作者,還有想寫出更好作品的野心,那焦慮便會一直存在,這也是動力。自鳴得意是不健康的。”
同樣出身淄博農民家庭的田裕嬌是無數從農村涌向城市大軍中的一員,在她看來,這種用小說形式記錄魯中地區農民生活的作品,不僅具有寶貴的社會學價值,也讓像她這樣慢慢背離農村的人逐漸找回“來時的路”。這本書不僅重新拉近她與當下農村的距離,也讓她開始反省和關注鄉村的現狀。
魏思孝每天的寫作時間相對固定,差不多晚上九點左右,泡杯茶,坐在電腦前開始醞釀,一般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快到十一點了,再不寫點什么,這一天就要過去了,便開始打字。寫一會,停一下,一直寫到凌晨兩點左右,大概完成了這一天的份額。循環往復,直到手頭的小說寫完,再寫下一部作品。“一天沒寫東西就好像虛度了一樣”。他保持著樂觀的心態,覺得農民題材不會窮盡,“只要還活著,生活就在”。他堅持寫作的動力是努力寫出對世界的觀察和認知,并通過寫作更加了解自我和世界。這固然很難,卻是寫作的魅力之一。如今,他最大的困擾是能否具備足夠的敏銳力和發掘能力。
與此同時,魏思孝內心清楚自己沒有做到全力以赴地寫作——經常懶惰,寫出的作品也沒到特別好的程度。文學應該被人尊重,但作為創作者的自己還沒到那么理應被尊重的地步。他覺得,個體被尊重更應該是因為善良、勇敢等品質,還有創造或影響了什么。但即使沒有后者,一個無害的、具體的人,也應該被尊重。他對自己拋頭露面和冠冕堂皇,似乎混成了一個“人”的樣子,感覺不適。
近幾年,他以每年一部長篇的速度創作,中間還夾雜一些短篇小說的發表,如此高產,其中因生活帶來的壓力不言而喻。從去年開始,山東理工大學邀請他做兼職教授,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獎金以及曝光度提高后各種活動的邀約,都減輕了他的許多心理負擔。雖然還房貸、養家等生存壓力依然存在,相比之前,他可以更加從容地面對寫作。他也很關注和扶持淄博當地青年作家的創作,偶爾在豆瓣等文學網站發現淄博當地作者,便會向在市文學創作研究中心供職的田裕嬌引薦。談及農村的未來,魏思孝依然有些悲觀,“(他們)的困境就是福利保障太少了,大家日子不好過。我的困境是文學能力有限。”
接下來,魏思孝準備以駐村干部視角寫一部小說,前兩年寫了七八萬字的初稿,不太滿意。今年過年時他和我說,這部小說有了新思路,已經順利地寫了好幾萬字,希望2025年能寫完。“寫作是一個受挫的過程,最大快感就是寫完的時刻,媽的,可算寫完了。”他說。(圖片均由本文作者拍攝)
參考資料:
1.《魏思孝:在文學道路上我依然渺小》耿雪
2.《魏思孝十問——魏思孝自我采訪》魏思孝
3.《無窮的遠方和人們,如何與文學相關?》劉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