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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紅旗下》大約寫于1961年底至1962年，凡十一章，從情節發展和結構布局的趨勢上推測，這似乎是一部長篇小說的開端。彼時老舍曾在不同場合不止一次向外界透露他正在寫作這部小說的信息，甚至已經允諾在《人民文學》雜志上連載；然而他卻猝然擲筆，不僅計劃中的鴻篇巨制不能善終，便是寫完部分的發表也隨之告吹。雖然，在事過多年后的1979年，《人民文學》雜志終于在第三至五期將其連載刊出，然則老舍先生卻“謝絕塵寰苦”久矣哉。

《小人物自述》則寫于1937年，因抗戰爆發而被迫停筆，所寫曾于翌年刊于天津的《方舟》雜志第三十九期。從內容上分析，似乎是《正紅旗下》的藍本，但由于流播未廣，也已成中國現代文學的“碧海遺珠”而久不為當今人所知了。1980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正紅旗下》以單行本印行，1987年5月復將此兩部自傳體小說合成一書出版，讀者終得藉此一窺作者的生平和創作思路之端倪。

留下彼時尚存的京城風俗資料

我的這冊《正紅旗下 小人物自述》乃是多人簽名本，十幾年前于某舊書網巧遇，因偶感興趣而競價拍得。其環襯上墨痕累累，均出名家，雖風格各異，卻也頗堪尋味。其間舒乙的題簽端莊俊秀，讓我感到很是貼切：

“正紅旗下是老舍先生最后一部著作，也是最好的一部，小人物自述也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可惜，兩部都沒有寫完，是個悲劇，像他本人一樣。舒乙 一九八八.一.二十四 于幽州書屋”

以下依次是蘇叔陽、孫竹、梁衡的簽名，頁面下方偏右是一枚刻有“幽州書屋”的陰文印章。

舒乙是老舍先生之子，其對父親生活和創作情況的了解，較之旁人理當真切。我之所以如此認為，實非附和。我早就讀過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駱駝祥子》《牛天賜傳》等小說，但覺得《正紅旗下》的藝術水平，實不在以往所讀諸作之下，也完全可以與現當代其他作家的同類作品頡之頏之。我甚至覺得，自己從《正紅旗下》所了解到的有關老北京的知識，甚至比素昔所讀的一些專門寫“老北京”的書還要多些。比如彼時的“京味兒”語言——旗人稱呼自己的母親為“奶奶”，“把”就是“爺”的意思，“拉駱駝”即刮鼻子，天牛俗稱“花布手巾”，而小販“賽梨耶，辣來換”“賣半空多給”的吆喝，如今的北京人知道其意者大抵也不多了。有一段描寫“洗三典禮”的過程，吃的、喝的、家用物什及場景、人物等等，雖以白描出之，其情景、形象卻宛在眼前；尤其是白姥姥“洗三”的祝詞：“先洗頭，作王侯；后洗腰，一輩倒比一輩高；洗洗蛋，作知縣；洗洗溝，作知州”，僅憑這聲口，讀者大約不難想見人物性格和形象的一面，豈止文字功力了得，且也留下了彼時尚存的京城風俗資料。

“印魔”孫竹與“幽州書屋”

其他簽名的三位中，蘇叔陽、梁衡乃當代文壇名宿，似不必作更多交代；對于多數書友來說，只有孫竹或感陌生。據我查得，孫竹祖籍河北玉田，生于1918年，2004年在唐山去世。他十歲隨父入京就學，一生癡迷書畫創作，嘗與齊白石、陳半丁、于非闇、李苦禪等交游，尤以篆刻用力最勤且成績不俗，一生手刻印痕三萬余方，得雅號“印魔”，有《印魔集》行世。推測其彼時與舒乙和蘇叔陽、梁衡有所過從，因受邀來為讀者簽名，似也在情理之中。由此似亦可推測，“幽州書屋”的印章或出自孫竹之手，然而我仔細查閱了《印魔集》，未見此方入選，是耶非耶，殊未敢必。

話已至此，則“幽州書屋”也該有個交代。據我了解，這個書屋以主營文學、文化類圖書并兼售“京味圖書”為其特色，地址在如今的東城區北新橋十字路口西北角，是個大約40平方米的門臉房，于1985年8月25日正式開業。彼時北京的特色書店還不多，“幽州書屋”甫一開張即受到廣泛關注。1986年，主辦者之一舒乙創辦“幽州書院”，地址在海淀區西三環北路萬壽寺內西側，并將“幽州書屋”更名為“幽州書院院辦幽州書屋”。

如此說來，這冊《正紅旗下 小人物自述》簽名本的由來似乎是清楚的。即是說，此書的持有者于1988年1月24日在“幽州書屋”得書，并請恰好在場的舒乙等名家給予題簽。

考證汪曾祺題簽落款日期之謎

事情遠非如此簡單。因為在扉頁上，尚有一位重量級人物即汪曾祺的題簽：“焦尾琴 汪曾祺。”

僅是這“焦尾琴”三字即已足堪品味玩索。《后漢書·蔡邕傳》有言：“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我推測，汪先生于紛挐之典中偏要拈來如此一出，除卻對師友作品的推重之外，似乎還隱匿著他態度上的一點矜重，以及一絲恍惚的身影。當年他能夠成為《說說唱唱》的編輯，其中就有老舍的賞識、拔擢因素。之后他們漸次成為忘年交，汪乃至成為老舍家的常客，他們一起賞花識草，談書論畫。汪曾祺雖師從沈從文，然而也很難說其不曾受老舍的一絲影響。如今面對長輩、好友遺著的出版，其感覺、認知、理解、情懷、思緒，豈能與他人相同，“焦尾琴”固有“美音”，但他或許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知音。

汪曾祺的題簽未留下落款日期，難道是持書者于日后在別處請汪先生補簽的嗎？這卻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謎題。

為破解這謎題耗費我時日和精力多矣哉。直到某日閑覽徐強的《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就在“1988年 68歲”這一編年里，白紙黑字赫然入目：“1月24日出席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幽州書院在北京聯合舉行的話劇《太平湖》公演、《老舍之死》一書新聞發布會，并做發言。”時間與舒乙等人的落款相符。然而又見“年譜”同頁同條注腳有云：“有關報道見《戲劇電影報》1988年第3期（1月17日出版）”。據此，我又特意購來該期報紙，查到當日參與其盛者，尚有曹禺、于是之、吳祖光、劉紹棠等等，還特別提到“老舍生前好友汪曾祺等相繼發了言”。但報道分明是“1月17日出版”，即是說發布會至晚在當日也已進行完畢，則汪曾祺緣何又會在“1月24日”出席這個發布會？看來“年譜”是將汪氏在1月24日參加的其他活動混同于發布會了。不過歪打正著，這也提醒我，汪氏在1月24日應該是參加了某項活動，而這項活動或許也與舒乙主編《老舍之死》的首發有關。循此思路，我又查《汪曾祺1000事》，然而未見載此事。

不得已我只好微信向簽贈此書的作者之一、好友李建新求教。在建新隨即傳來的《老舍之死》的簽名本書影上，清晰可見汪曾祺和前述幾位均落墨于同一頁上，而落款時間和鈐印也完全相同。據此，我們無妨說，此乃“幽州書屋”組織的一次以簽售《老舍之死》為主的活動，而汪曾祺也確實參加了這次活動。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即“幽州書院”更名后或已隨書院遷址，舒乙和汪曾祺等人乃是在書院內的“幽州書屋”為持書者題簽。于是我再次陷入迷茫陣中。

轉機往往會偶然出現。某日與青年作家侯磊賢弟小聚，席間我隨口向他提起此事。不料第二天他便微信給我傳來一篇沒有作者署名的網文，此文寫于2011年5月，題為《記憶中的“幽州書屋”》。文中透露，自書屋開張后這位作者經常去購書，1988年初出國留學，此后每年回國探親都會抽空“專門去幽州書屋看看”，云云。這至少證明，在1988年年底以前，“幽州書屋”雖已是“幽州書院院辦”，卻并未隨書院遷址。不僅如此，侯磊又幫我向多位到訪過“幽州書屋”的文化前輩請教，也證實“幽州書屋”從未遷址。這已經可以坐實，就在話劇《太平湖》公演和《老舍之死》一書首發新聞發布會之后的第7天，也就是1988年1月24日，舒乙組織汪曾祺等人在當年的雍和宮北大街183號，也即如今的北新橋十字路口西北角，“幽州書院院辦幽州書屋”舉辦了一次以舒乙主編的《老舍之死》為主的簽售活動，而于此時此地購買了《正紅旗下 小人物自述》的讀者因得以請他們題簽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