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長篇小說《篡改的命》：城鄉對立的全球化想象

　　東西的小說《篡改的命》雖然表現的是城鄉之間的文化沖突，但展現的卻是全球化時代的區域文化認同這一復雜問題。

　　全球化雖然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卻改變不了因空間差異而造成的深刻沖突。事實上，隨著空間距離的日漸縮短，文化認同上的沖突反而可能被凸顯和放大。在這里，全球化進程的“快”與文化認同的“慢”之間構成一種張力關系。

　　東西向來有自己的文化上的自覺，他始終在一種看似悖論的“走出南方”的南方寫作中展開他的思索。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自覺，在《篡改的命》中，東西嘗試在一種獨立的封閉的南方語境中來表現全球化時代困擾中國農民的命題：當空間上的流動已經不再成其為障礙的今天，空間上的差異及其存在的意義何在？小說雖然表現的是城鄉之間的文化沖突，但展現的卻是全球化時代的區域文化認同這一復雜問題。

　　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名叫汪長尺的農村高三畢業生因高考填報上的“失誤”而導致人生命運不斷受挫，以至于到最后，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去換取下一代命運的重寫。就汪長尺努力的結果來看，顯然，他成功了。他不僅成功“篡改”了兒子的命運，也順帶“篡改”了自己的后世。

　　小說中汪長尺改變自身及下一代命運的努力和執拗讓人觸動，但也讓人疑惑：農民的出身就真的卑微，而非要改變嗎？假使汪長尺真的考上大學走向城里，結果會怎樣？“到城里去”在文學史上也并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從徐改霞(《創業史》)、田保根(《蒼生》)、孫少平(《平凡的世界》)，到宋佳銀(《到城里去》)等等，都是“到城里去”的農民的典型。讓人悲嘆的是，他們“到城里去”的路艱難曲折，不斷地在城鄉之間游蕩、徘徊。這也是汪長尺的父親汪槐竭力阻攔汪長尺的原因。對于汪槐而言，“到城里去”的最好途徑是考上大學。但通過考上大學進入城里，就真的能夠成功并獲得城里人的認同嗎？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和孫頻的《同體》《假面》與《無相》讓我們看到，對于農民而言，走向城里并不像汪槐想象得那么容易。

　　即使如此，《篡改的命》還是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考。這種思考集中表現在作為農民的原罪意識以及成為城里人的文化自覺。對于東西的主人公們而言，成為城里人，首先意味著一種文化身份，而不僅僅是在城里站穩腳跟。汪長尺身上集中體現了前面提到的兩類人——通過打工和讀大學而改變農民身份的人的命運。他開始也想通過高考走向城市，但他的這一夢想破滅了，不是因為他填報志愿時的“幽默”，也并非他不努力，而是因為招生制度中的腐敗現象。因此，對于他那樣一個沒有背景的農村高中生，要想走向城市，就只剩下打工這一條路。汪長尺有頭腦、善鉆營、能吃苦，他在城市雖然遇到討薪、摔傷等挫折，但經過不懈努力，還是獲得了一定的成功，逐漸在城里站穩了腳跟。那他為什么還要不惜一切代價地要“篡改”兒子汪大志的出身呢？大概是原罪意識在作祟。汪長尺命運的悲劇性根源正在于，他能改變的只能是自己的后天的命運，對于他先天的農民出身，卻是無能為力，也不可能有所改變的。

　　汪長尺是自覺的。他不想重復父親的命運，也不想發生在他身上的悖論延續到后代身上。但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說：“汪長尺不想重復他的父親汪槐，就連討薪的方式方法他也不想重復，結果他不僅方法重復，命運也重復了。”他十分清楚，即使他在城市里站穩了腳跟，但他作為農民的文化身份是無法改變的，他的兒子也不可避免地永遠打上農民的兒子這一烙印。正是基于這種考慮，他才不惜以自己身體的死亡來換得兒子命運的改變，因為只有這樣他兒子的農民身份才能徹底抹消。汪長尺的這一“驚人之舉”讓我們看到了他對農民身份的深深絕望。

　　在東西此前的文學寫作中，空間上的全球背景，使得他的主人公們往往具有了全球化的維度。《伊拉克的炮彈》中，通過電視，中國南方的一個偏僻的村莊(谷里村)同萬千里之外的伊拉克戰爭發生了聯系；《目光越拉越長》則把農村小孩馬一定被拐賣的命運放在柳州和全球化大都市廣州這樣一個空間關系中表現。就時空關系的角度而論，這兩篇都是一種開放結構式的小說，但在《篡改的命》中，東西則采用一種完全封閉的方式，主人公們雖往返于鄉村、縣城和省城之間，但其實只是重復鄉村和城市之間的空間位移。這樣一種封閉空間的故事，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這是一部具有高度隱喻和象征的小說。

　　這種象征性，不能僅僅從城鄉之間文化沖突的層面加以理解，因為城鄉之間的文化沖突并不僅僅指涉城鄉二元對立的傳統模式，它更是多重矛盾的顯現。汪長尺命運的艱難所顯現出來的不僅是文化認同的問題，更是全球化時代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城鄉之間的不平等，背后不僅涉及到一系列諸如現代/傳統、文明/愚昧、西方/中國、進步/落后等等的糾纏，更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心化與邊緣化沖突的反映。在這里，多重矛盾在兩代人的身上以一種象征的方式呈現。

　　小說中，黃葵的被殺同汪長尺的悲劇之間具有某種同構性。他們是高中同學，都不想重復父輩的命運，最終卻發現他們的命運其實早已底定，容不得“篡改”。黃葵雖經營“環太平洋貿易公司”，其實所從事的仍不過投機倒把抑或黑社會性質的幫會。黃葵的失敗，也是《伊拉克的炮彈》中主人公的失敗：他們以為在小縣城或偏遠的農村，通過電視的觀看或名稱的變化就能獲得全球化的想象，其實不過是虛妄。全球化雖造成全球范圍內的“同質空間”的文化想象，但更是空間的差異、等級及其不平等的表征。他們看不到這一點，故而只能以失敗告終。這一悖論對于汪長尺也同樣。他一廂情愿地以文化人的身份想象自己是一個城里人，卻發現這背后橫亙著數十年來形成的鴻溝。他不想重復父輩的老路，卻發現方式方法不同，結局卻是一樣。

　　汪長尺的進城史既不同于他的父親，也不同于其他村民，比如張惠。張惠的進城史就是通過賺錢而成為一個具有城市戶口的城里人，而對于汪槐來說，進城則更多為了光宗耀祖。汪長尺的進城史則具有另一重含義。他以一個知識文化人的身份進入城市，卻只能作為一個體力勞動者顯現。這樣一種落差，決定了他想象自己是一個城里人的虛妄：城市接納他或者說賦予他的，只是他的體力勞動者身份。汪長尺的痛苦源于他的知識身份和體力勞動者的差距，他雖有意區別于父輩或同輩打工者，但仍只能承受他們的遭遇，某種程度上，身份意識的覺醒成為了他痛苦和悲劇的源泉。

　　全球化雖然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卻改變不了因空間差異而造成的深刻沖突。事實上，隨著空間距離的日漸縮短，文化認同上的沖突反而可能被凸顯和放大。在這里，全球化進程的“快”與文化認同的“慢”之間構成一種張力關系。這或許就是作家東西在后記中特別強調的快與慢的辯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