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敘事——戰爭文學：講述與可能

　　■編者的話

　　相對于70多年前那場場面宏闊、災難深重而影響長遠的抗日戰爭來說，中國的戰爭文學似乎至今也并未產生一部可以與之相稱的史詩之作。

　　在世界范圍中，不乏優秀的戰爭文學、反戰文學。這篇文章將中國的戰爭文學放在整個世界文學的譜系中進行考察，從“我們需要怎樣的英雄？”“我們需要怎樣的反思？”“我們需要怎樣的‘現實書寫’”三個層面入手，深刻呈現了目前中國戰爭文學的缺陷和不足。正如作者所說，“正視不足，才可期待更偉大的作品”，經由這一反思，作者期待“影響世界文學進程的經典”早日出現。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敘事(十四)

　　戰爭文學：講述與可能

　　□煥  強

　　我們的戰爭文學應該有更深入的思考與追問，比如對理想、意義、價值和內心的更本質、更透徹追問。

　　文學確然是將強光打在個人的身上，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截斷他和社會、他者之間的豐富聯系。我們的戰爭反思匱乏一個“將人類當做整體打量”的闊大情懷，匱乏終極之問。

　　在人類風起云涌、充滿著希望和失望、傳奇與吊詭的歷史之中，20世紀的反法西斯戰爭無疑是一個影響深遠的節點，它改變了人類對自身行為的認識，影響著社會哲學文化的進程和人類的集體樂觀。這場幾乎涉及整個人類的戰爭加速和改變著大國的興衰以及世界權力的舊格局。同時更為深刻地影響著個人的生命和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我們可以看到，面對家國、民族和個體災難，痛苦是如何一步步加深的、個人如何戰勝進而擺脫恐懼的陰影；在救亡壓倒啟蒙的過程中這一民族的集體遭受和豐富可能，以及在這場戰爭中的失和得；我們還應看到，即使戰爭早已結束，某些孕育于人類心理中的法西斯性改頭換面，在某個人、某些人、某些群體甚至某些國度獲得了保存。當然，我們還應警惕一種“義憤填膺”的情緒造成的盲目，這不僅于事無補而且很可能成就“平庸的惡”，成為民族的另一災難之源；我們還應警惕，“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如何杜絕已有之事的再有，如何避免我們人類和各民族國度之間壞和更壞的再度選擇，是我們書寫歷史、回望歷史的另一支點。

　　好的文學，好的戰爭文學應建立在這一支點之上，就像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反復強調的，“我是惟一跑出來給你報信的人”——充當著人類神經末梢的作家應當成為報信人，他會在寫作中放置內心的敏感，梳理發生的可能，并對不識不察的眾人提出某種警告，讓我們審視、讓我們警覺、讓我們追問。當然，好的戰爭文學也會具備某種超越性，它可以片面、局部，但提出的問題是整個人類的，面對的可能是整個人類的，不為局部和時段，以及具體發生所困囿。我愿意從這個角度切入，來審視中國20世紀以來的戰爭文學。作為一個相對認真苛刻的閱讀者，我希望看到的中國戰爭文學是種什么樣子，它可能是當下我們的文學未盡之處。

　　我們需要怎樣的英雄？在中國的反戰文學中，普遍地都有一個“英雄書寫”，這甚至成為我們的一大文學標識，眾多的英雄(具有英雄感的個人或群體)林立于我們的文學叢林中。寫戰爭即寫英雄，幾乎是我們戰爭創作的一個基本共識。在最初的文學寫作中，“英雄”是中國文學塑造中的一個“理想賦予”，我們努力讓他“高大上”，努力讓他承載我們希望做到卻時常無力做到的。事實上，在諸多的文學作品中都可見到故事中的主人公承擔著某種“理想賦予”，像《樹上的男爵》中的柯西莫、《堂·吉訶德》中的堂·吉訶德、《靜靜的頓河》中的葛利高里……問題是，在我所見的一些中國小說中，我們在給予他“理想賦予”的時候卻忽略了讓他承擔這一“理想”的必然后果，在塑造他理想側面的時候忽略了更多復雜、沉潛的不同側影。更值得重視的是，我們注意著他的行動，給予他傳奇卻往往漠視他的內心，這使我們的戰爭文學難入高格。之后我們的文學有了相應的豐富和改變，在英雄塑造上，莫言的《紅高粱》無疑具有強烈的開創意味，在頗具傳奇感的敘事中他開始注意到“英雄”身上的多重混雜，那種從“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土壤中生長起的混合體。李亞的《流芳記》中，經歷者的行徑遭遇著反復的夸大，以至他自身都難以從中認出自己。劉建東的《一座塔》，傳說中的龍隊長與現實中的龍隊長根本判若兩人，而眾人則更愿意相信傳說中被神化了的英雄……在對戰爭文學的反復書寫中，英雄的塑造確有了某種豐富，越來越有“百花齊放”的性質，但和那些更為闊大的經典比較，還是應該更豐富些、更復雜些、更獨特些、更有普遍性些。在有限的小說閱讀中，我注意到諸多的英雄多來自鄉村，有某種草莽氣，這多少造成我們的抗戰故事是種單向之流，那種全民族的整體性似乎難以體現。有時候，在英雄塑造的過程中，我們讓“民族性”成為先驗的擋劍牌，讓入侵的敵人壟斷一切惡行，英雄只需要義無反顧就是了，只需要斗智斗勇消滅敵人就是了——這種簡單化的傾向始終存在著，它既無法提升我們的智力水準也無法提升我們的認知水準。我們多見的是行動的個人而不是思考的個人，在向內向深的挖掘上，我們的寫作還遠遠不夠。

　　在加西亞·馬爾克斯著名的《百年孤獨》中，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無疑是個“英雄”，讓我們先拋棄他將金魚融化成金子然后再做成金魚的故事，回味一段他和赫里內勒多·馬爾克斯的對話：“告訴我，老兄：你打仗是為了什么？”“還能為了什么，老兄，”赫里內勒多·馬爾克斯上校回答，“為了偉大的自由黨唄。”“你知道為了什么，算是有福，”他(奧雷良諾·布恩地亞)答道，“我呢，現在剛發現我打仗是為了自尊。”“這可不好。”這段有意味的對話包含復雜，兩個人的思考也不在同一層面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所要追問的是更為本質的東西，我們的戰爭文學應該出現類似的思考與追問，對理想、意義、價值和內心更本質更透徹的追問——畢竟在戰爭這一極端化的情境中，人可能更靠近“終極問題”。

　　我們需要怎樣的反思？文學的核心價值在于它用最為特別、生動的方式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有魅力的故事，而這個故事讓我們思忖，讓我們停下來追問：一定要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沒有更好的可能？對小說的理解不應止于看故事，它會從一個側面讓我們對自我、他者和世界的理解獲得豐富。我看中小說中思想的力量。對于這場人類災難，對于這場影響深遠的反法西斯戰爭，作為經歷者，君特·格拉斯一生的寫作幾乎都與這場戰爭相關，“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埋頭在歷史的進程、殺人的戰爭、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會被遺忘的東西昭示于眾”(《我的世紀》中譯本前言)。他注視的是：納粹利用了一戰失敗后德國人心理上的“恥辱印跡”，將它重新撕裂并培養仇恨感，利用諸如“紀念碑”、“英雄”、“解放”等大詞圣詞調動，使得德國民族進入到“信”和對領袖的崇拜中；“對稱”是演講臺的風格，也是一切納粹建筑的核心風格，它將刻板的莊重注入其中，強調著令人暈眩的嚴肅；他注視的是納粹文化中“惻隱之心的自我銷毀”，從眾的心理和儀式的狂歡讓人們變得麻木進而不仁。格拉斯還從不同側面讓我們見識納粹者高聲宣傳的“蠱惑之處”，譬如對希特勒的元首崇拜、納入集體的強烈榮譽、責任感的召喚、集體生活的溫暖感和活力感、對于集體“純潔性”的維護……在《蟹行》《狗年月》中，君特·格拉斯的目光注意到的是“納粹”之后：戰爭的結束并沒能讓法西斯意識隨之消彌，它隱藏了下來并有了誘惑的多面性，在后來人的身上又一次次出現并造成著可怕可憐的后果。寫作中的君特·格拉斯專注于問題和問題的核心，通過對一個個“個人”的考察來完成對受害、沉默和歷史的象征性追問。沒錯，在德國、在日本，法西斯不是突然形成并突然被接受，它是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是從古老的潘多拉盒子里被放出的，我們對它的警惕不應止于情緒。

　　在我看來，君特·格拉斯的寫作可作為某種標高式的參照，相對而言，作為反法西斯主戰場之一的中國，我們的寫作能達到的高度還遠遠不夠。我們匱乏對法西斯的反思，匱乏對“何以至此”的反思，同時也匱乏如何制止“已有之事，后必再有”的方法——至少，我們應以我們的方式提出警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小說家、批評家給予文學的任務是反思人性的復雜性，這當然沒有錯，但它并不是終點，到此為止依然顯現著某種淺薄。我們應當注意到更為復雜廣闊的，譬如民族文化、社會生活、價值認同對人性的影響……文學確然是將強光打在個人的身上，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截斷他和社會、他者之間的豐富聯系。與英雄塑造中的問題大致相同，我們的戰爭反思也匱乏一個“將人類當做整體打量”的闊大情懷，匱乏終極之問。

　　我們需要怎樣的“現實書寫”？我們對文學的現實性有著具體而普遍的要求，然而對“如何達到”理想的現實書寫，我們做得還是遠遠不夠的。小說要創造，“把小說等同于現實，既是對小說的侮辱也是對現實的侮辱”(納博科夫)——然而小說的現實感永遠無法忽略，對它的漠視也就是對文學的漠視。在“現實書寫”中，我認為多數作品存在的問題是：案頭工作做得不夠不細，以致于在使用材料和“復原場景”的時候捉襟見肘；在虛構真實的時候忽略了“全部活生生的生活體驗”，依靠某些理念和道德政治正確搭建起的作品自然造成與當下生活的距離和隔膜；在故事講述上用力過多，急于討好讀者的心態影響到了對現實復雜性的注意；對真實的恐懼——許多現實發生一旦進入小說我們便無力呈現，只好擇取相對易理解的、可順利操作的、不冒險的，另外的部分只得剔除。

　　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樣式？對于戰爭文學，書寫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國文學，表現形式、表現手法上都相對單一，那種文體上的創造感遠遠不夠，屬于作家的獨特標識也未能較好地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