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靈感與完成

　　這個題目講起來是個挑戰。我從來不覺得獲取靈感是什么艱難的事情，我有自己的興趣點，當生活和閱讀中的事物撞到這個興趣點時，靈感就來了。我想起以前的一位同事，他畢生沒有說死過一句話，整天在“也許”“或者”“可能”“如果”“當然”“但是”這樣的詞匯里打轉，誰也不得罪。我想他是一個詞匯中的套中人，一個謹小慎微、深諳為人處世智慧的人，既可能成為罪行的幫兇，也可能參與到好人好事當中來。而從本質上講，行善行惡并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想早早覓好退路。他在正反兩方都投了一票。我想有機會寫一下這種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這樣的人，我們大家或多或少也是。

　　我不記得是誰說過，世間無不可寫之事。靈感如此多，有時讓我難以應付，像驢在兩捆草之間一樣焦灼不安。我還記得另外一人說過，應該是一位中國作家說的，大意是不要害怕靈感丟失，丟失的也就算不得什么靈感，在幾個月甚至數年之后，那個還纏著你的念頭，就一定是你非寫不可的命題。我非常認可并欽佩這種說法。我發現大多數的靈感來得快去得也快，但總有一兩個像是可怕的獸，在你腹中暗自長大，直到撐得你難受。我今年出版的小說《下面，我該干些什么》，起源于2006年春天一則簡短的新聞報道，一個男孩殺了一個女孩，我以為這是所有兇殺案件中的一例，并不罕見。但是七八個月過去，我心里自己創造出男孩的母親、女孩的母親、檢察官、律師、鄰居、同學等角色來，把當事人的人際關系都創造清楚了。我甚至覺得自己認識他們。2007年春節我沒有回老家過年，躲在北京寫了10天，后來五一、國慶兩個長假接著寫，但沒寫完。因為寫作時間不連貫，無法始終保持激情，這事情便收手。2010年夏天，我又想起這件事——有好幾天我覺得悲憤，感覺就像窮人家生不起孩子，因此立志重寫，利用了每個周末，終于在這一年的最后一天完成它。最終只有不到6萬字。我有一個寫作的朋友，完成長篇之后大哭一場，我在完成之日走到窗前，試圖也哭一場，眼眶卻干燥，但我整個人是富足的。這時就是給我一個王位我也不要。

　　在創作時，靈感是萬物之初，是一個蠶子那么大的黑點。而到完成時，它必須是一個封閉自足、合理合法的龐大世界。找靈感易，而完成它難。它就像十項全能比賽考驗著每個選手，要求作者必須在創造的每個領域都有均衡的發揮。一本叫《小說鑒賞》的書教給我小說的基本任務有三：情節、人物、主題。而我認為還應該添加：結構、語言、視角、態度、想象力、情感、命運等等。這其中還可以細分出很多，比如在情節設置上，金圣嘆總結《水滸傳》的創作就有十四法。從2004年開始至今，我始終是一個寫作的自學者，一塊塊地學、一塊塊地訓練。我畢業于一所警校，從沒有老師或者同行來教導我，所有的訓練都是靠自己摸索。其中對語言的要求甚至是來自于一本叫《新聞報道與寫作》的書，它要求報道用詞準確、簡潔。就像我們所聽到的，能用一個字的絕不用兩個字。這本《新聞報道與寫作》還告訴我一個基本原則：在寫作前，一定問自己要寫的是什么。因為很多時候我寫著寫著并不知道自己要寫什么。后來寫作前我都會先打一句話，用這句話概括全部的任務。比如《下面，我該干些什么》的梗概只有一句：為了和警察玩貓捉老鼠的游戲，一個年輕人殺害了他的同學。

　　因為喜歡寫罪案題材的小說，我常反復讀《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一個是為著避免在寫作時出現常識錯誤，一個是為著鍛煉語感。一度我認為法律語言是最美的，多一個字顯得戲謔，少一個字顯得缺損。但最近我覺得法律語言固然精到準確，卻生硬干燥。

　　以前我寫對白非常馬虎，就像我們在生活中一樣，充滿廢話。后來找到一個老師，叫海明威。我也因此努力去形成一個寫作原則：倘使一句話，它既不能暗示人物性格，又不能推動情節發展，同時跟主題也沒有什么關系，那么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我所有的學習、所有的模仿、所有在技巧上的嘗試，都服務于一個母題：人為什么活著。這可以理解為人為什么要活著，也可以理解為人為了什么而活著。我寫的都是一些悲慘的例子。這是我自己教給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