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誠與寫作

　　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曾在《雙城記》的開篇中提到：“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絕望之冬；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正直下地獄。”毫不諱言，引用這段開篇語最根本的意圖在于，我需要超越自身的困境去直面我們當下的寫作環境，思考該以怎樣的面貌更真誠地介入到如此紛繁而復雜的現實生活。

　　大致算來，我的寫作已將近5年。作為具有回族身份的寫作者，在此期間，我無可避免地歷經了民族意識覺醒前、后兩個不同階段，當然這里所謂的“覺醒”是體現在寫作意義之上的。也就是說，當我在寫作中萌發了對民族身份的思考時，我的寫作在真正意義上才開始生效。然而，隨著文化尋根的漸漸深入，我深深體會到生活境遇所帶來的負重感，越發堅定地令我站在不斷否定自己的寫作實踐之中。

　　誠然，我并沒有較為規律的寫作習慣，而且還時不時地因為遭遇瓶頸而陷入焦慮期，所以大多時候我會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在廣泛閱讀哲學、宗教、社會、民族等各類人文學科著作上。無論是在寫作過程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學術涉獵在很大程度上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它不單單會影響到我在寫作時所做出的一系列價值取舍，同時也能夠提供某種足以使我擺脫困境、探尋出路的思想資源。

　　如果說，寫作勢必要有所承載的話，那么我更愿承載“真誠”之道，而不會僅僅局限于書寫因個人身份而衍生出來的附屬品。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在回避或排斥頗為有限的身份表達，即便這樣的表達會帶給我迥異于他人的寫作特質，而是爭取在類似的表達中尋求一種本質上的共通屬性，即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這至關重要，或許只有在真摯與坦誠之中，我們彼此建立起來的溝通機制才會更好地運作下去。

　　不過，我們每個人都會拘囿于這樣或那樣的困境，問題就在于：面對存在著種種障礙的“他者”境遇，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把它們一一呈現在彼此面前？對于寫作者來說，我們必須是真誠的。真誠意味著拒絕偽飾的良心寫作，也意味著要承擔起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不可否認，如此真誠的使命注定是孤獨的，它剝離了這個時代的利欲熏心，將追求智慧、重塑信仰、渴望光明一并置于希望之春，繼而引領我們共同奔赴在那最好的前途中。是的，我們目前的面貌煥然一新，正一步步走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