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 海

　　小時候，父親跟我講了一個與海有關的故事，那是一個在膠東流傳很廣的故事：

　　上世紀60年代，煙臺每天下午都有船到海對面的大連。一般是下午4點左右開船，第二天早晨到大連。有一天，一艘客輪按時啟航，剛開出兩個多小時，海面上忽然出現了一塊漂浮的大木板。大副在望遠鏡里看到木板上隱約有幾個字。待船靠近了，才看清上面寫著一個人的名字。奇怪的是，這塊木板總是在船的前面，并不隨著船的前行而離開。大副覺得蹊蹺，就把這事報告了船長。

　　船長常年在海上生活，對這些奇異的事情總是很警惕。在海邊生活的人們，對神秘莫測的大海充滿敬畏，生活中也有很多禁忌。比如，漁民們吃魚，從來就著一面吃，絕對不會把魚翻過來。蓋因一個“翻”字，似乎預示著“翻船”。還有，膠東人下餃子，餃子如果煮爛了，大家絕對不能說“爛了”或“破了”，而是要說“撐了”。很多船上的廚房，碗柜的木頭架子都挖了一個一個的圓孔，碗放在上面不會隨著顛簸來回移動，萬一碗打碎了，就是不好的兆頭。

　　所以，船長看到了那塊木板后，一種不祥的預兆涌上心頭。恰在這時，本來平靜的大海，忽然出現了大團的烏云，風也一陣陣吹了起來。船長皺著眉頭，叫大副在全船廣播，問旅客中有沒有一個人叫木板上寫的那個名字。

　　叫了幾遍后，一個拎著行李的鄉下人氣喘吁吁敲開了船長室。他說他就叫某某某，正是船長要找的人。看著他的寒磣模樣，船長和藹地對他說，客輪愿意放下一只救生艇，給他一些錢幣作為補償，送他一些食物和水，請他下客輪，然后上救生艇。

　　船長說：“反正剛離岸沒多久，你自己劃船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到岸上。”

　　那人不干了，大喊大叫，說自己掏錢買了船票，必須坐船到大連，決不下船。

　　船長伸手指著船頭那個木板說：“你看，那上面寫著你的名字，跟著船走，我們真的不敢留你了。你也要為了全船旅客著想啊。我們現在是不能調頭回去了。”

　　那人急了，又哭又喊，跳著腳罵船長和大副。沒有想到，這些吵鬧聲都通過廣播傳遍了全船。不久，就有一大群旅客擁進了船長室。他們紛紛指責這個倒霉的家伙太自私，還威脅要把他扔進海里，真是群情激昂。

　　無奈，那人最后只好抹著鼻涕眼淚，嘴里嘟嘟囔囔罵著，被逼著上了救生艇。

　　救生艇放下后，他哭哭啼啼劃著槳朝來時的海岸線走。過了一會，他回頭一看，忽然發現身后那艘大船正在慢慢下沉！……

　　他魂飛魄散，嚇壞了，就奮力劃槳，一直到那艘客輪在海面上消失。

　　“——后來呢？”

　　當年我也是這樣問我的父親。父親告訴我，后來那人就到了岸邊，回家了。而大船上的人全都葬身深海。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但直到我長大以后，才真正知道它的深意。尤其是當我讀到加繆的《局外人》時，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它。和死于人間冷漠的默爾索相比，和同樣死于冷漠的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格利高爾相比，客輪上的那位旅客同樣的無辜。不同的是，卡夫卡和加繆小說中的主人公死去了，而父親講的這個故事里的主人公卻是惟一的幸存者。這難道就是民間故事永遠不讓人絕望的原因嗎？

　　我不擅長寫小說，于是就把這個故事寫成了一個短的敘事童詩，起名就叫《深海》。深海，既是記敘發生在深海中的故事，也是對人性之深海的探究。當出版社告訴我，他們愿意給我出版一本童詩集的時候，我曾經想過，是否要把這首童詩放進去。一般而言，寫給孩子們的童詩，大多歡喜快樂，很少有晦暗的。但也有例外，比如大詩人布萊克，他的詩里就有不少悲哀灰暗之作。安徒生的童話中也有不少。我以為，給孩子寫的文字，不在于是歡樂或是悲哀，而在于啟發孩子，使他們學會思索，尤其思索一些和人性、人生有關的事情。法國作家普魯斯特曾經說過：專為大眾、為兒童寫作，是無謂的。對兒童豐富有益的并不是一本寫得孩子氣的書。安徒生也說過：每一個童話的后面，都隱藏著一個成年讀者。大師們的話，并非沒有道理。當初如不是我的父親給我講了這個故事，我是不會成為現在這樣一個愿意去思考什么是倫理、什么是人道主義的寫作者；我也不會去關注被雅典公民投票判了死刑的蘇格拉底，也不會去探尋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異端的權利等這樣的問題。

　　我的童詩集《詩人與小樹》，是為了向俄羅斯偉大的作家謝爾古年科夫致敬才起的這個名字，他有一本童話集叫《戰士與小樹》，寫得美麗又發人深思。我在自己的集子里收入了像《深海》這樣的詩，也收入了或許也能稱得上是“異類”的童詩，譬如《阿貝爾先生上課記》《一個孩子的祈禱》《如何成為一個詩人》等反思我們當下教育問題的詩，還收入了《地震廢墟下》《死神的定金》《路邊的雕像》等思考災難、人性、社會現實的詩。如果我們的文學不能引導孩子們學會獨立思考的話，那文學還有什么用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