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心路的抒情史詩——關于羊子長詩《汶川羌》

　　羌族詩人羊子的長詩《汶川羌》是一部史詩性和抒情性兼具的作品，亦即，它具有史詩的企圖，但又不是傳統史詩的外貌。如果要以史詩稱之，那么可以說它是一部抒情史詩，或者說是一部心靈史詩，因為它追求表現的是羌族的心靈史，是一個民族的心史。傳統意義的史詩，是一種客觀的、外在的詩；抒情詩是一種主觀的、內在的詩。史詩敘述歷史，抒情詩感覺或體驗歷史。而《汶川羌》這部長詩，是敘述歷史和感覺、體驗歷史的結合，所以稱之為抒情史詩也許更為恰當。對這部長詩的體裁做一點辨析，是為了能更清楚地認識這部作品，同時也更能理解這部作品的獨特性、作者獨特的追求和藝術貢獻。

　　史詩和抒情詩手法的結合，在這部長詩中是極為明顯的。如《羊的密碼》中的這一節：“從羚羊到羊，終于/大片大片，大群大群，飄忽在遼闊的天空之下，/與祖先的心愿和身影在一起，云朵一樣雪白，寂靜，/流水一樣婉轉，清澈。羊，野性的生長，/穿過森林和山岡的一塊塊綠地，自由而自然，抒情，/與祖先的情感和思想在一起，浩浩蕩蕩，安安心心，此起彼伏，/完成與人的交會。羌——羊人相生。/告別高居，拉開家園的序幕，這些羊和這些祖先，/成為東方大地上可以永遠記憶、追尋和相會的終極家園的主人。”這一節的詩句，既是敘述羌族“神性彌漫的羊圖騰的時代”的起源，也是一段抒情的、浪漫的樂章。

　　傳統的史詩通常以事件為中心。但在《汶川羌》這部長詩中，對歷史的敘述分成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作者回溯民族的歷史，往往是采用虛化的、簡約的和象征的手法，基本上不敘述事件，也不敘述具體的人物，而是以諸如“羊”、“戈”、“神鼓”、“羌笛”、“石頭”、“墻”、“岷江”、“岷山”、“羌姑娘”、“草場”等這些民族歷史生活和文化的元素，來指代民族昨天的歷史。另一種方式，是對歷史事件的多側面、多角度的表現。這主要是指關于汶川大地震的《滅頂之痛》這一部分。但這也不是一種嚴格的事件的記錄和敘寫，作品里也基本上沒有出現具體的人物。作者捕捉的是地震的可怕的聲音，是那些“掀翻人生有限的經驗和倉促的祈禱，踐踏人類的尊嚴與自信，覆蓋了千萬年來靈與肉創造推進的文明”的聲音；捕捉的是“天漏”的可怕景象。“車死了”，“映秀死了”，“都倒了，那一瞬間。夢想倒了，溫暖倒了”……詩人以這些詞和句，來表現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地震。但是這些詩又是有著一種歷史的真實。這種真實更多的不是來自詩人對事件外部的敘述，而是來自他對事件的內心感受，來自對事件中人的、肉體的還有精神的大災難的既是客觀也是主觀的、想象性的呈現。如作者如此寫大地震對映秀鎮的殘酷摧毀：“褐色泥土，棉被一樣，/裹住了映秀的每雙鼻孔、眼睛。/捂死了長發或白發的希望。/……捂死了最紅的心臟。/捂死了掏心窩的愛�！弊髡邔�歷史事件這樣的處理方式為史詩的寫作提供了一種較為獨特的經驗。詩人不再用詩歌來與以敘事為主的其他文學體裁爭短長，而是發揮詩歌這種文體的優勢，直擊人心，直接呈現心靈的歷史遭遇，從而通過表現心史來表現民族的命運。

　　《汶川羌》也體現了一個詩人的民族文化自覺和精神擔當。一些后現代詩人不屑于擔當代言人，不屑于崇高，表面上是追求個性、追求自由，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一種逃避責任、畏懼擔當。而在《汶川羌》這部長詩中，敘事主人公或者說抒情主人公往往和民族的代言人合為一體。詩人對自己的寫作具有一種嚴肅的使命意識、責任意識，勇于承當本民族繼往開來的歷史進程的代言人，承當民族的歌者。如在《大鳥》這一首中，詩人景仰和謳歌大鳥的境界：“大鳥是一只使命鳥。必然深入事物的內部，思想和情感內部。/像光。像透視。像意念和想法。自由出入。/大鳥的存在是崇高的存在。歷史的存在。優勢種群的存在。/大鳥飛行是時間的需要。生物的需要。存在本身的需要。/創造秘境并且守衛。大鳥是一只幸福鳥。一只孤獨鳥。/它被這些需要極度期待，推崇，生育而賦予無邊的質感�！薄按篪B是一只菩薩鳥。干干凈凈我的靈魂！”可以說，在這首詩中，詩人的靈魂與大鳥的靈魂已經合二為一，作者借大鳥來抒情言志，來澆心中塊壘，來自我鞭策和激勵。大鳥是具有使命的，又是自由的。使命與自由賦予大鳥崇高的、歷史的、優越的形象。“優勢種群”在這里不指涉生物學的意義，而是精神與物質的區分，是思想者的一種自我期許。大鳥的存在就是為了飛行——不是兜著圈的飛翔，而是有方向、有目的、有遠大前程的飛天之旅。大鳥的崇高使它既幸福又孤獨，既自豪又沉重……《大鳥》頗能勾勒作者在《汶川羌》整部長詩中的形象：既是民族歷史的敘述者，也是民族未來的預言人。

　　長詩《汶川羌》以及羊子的其他詩作，還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這就是這些詩歌充滿著強烈的祖國意識。在羊子的詩中，“祖國”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很高，詩作飽含著對祖國的感恩和熱愛。汶川大地震之后，幸存的作者冒著余震危險寫出的一首首詩中，鋪展著這些句子：“塵土之上，祖國的關懷終于來了/隆隆的話語扶直東倒西歪的身影”(《飛機》)；“我眼淚一樣清澈見底的同胞/從地獄深處掙脫的這一場災難/釘子似的楔入國家的記憶”(《悼同胞》)。在長詩《汶川羌》里，也有多處流露著作者的這種祖國情結。如《車死了》這一首，結尾如此寫道：“而有的車被狂野的巖石凌亂的腳步/踏破了頭顱，腰身，或者筋骨，/一輛又一輛車，在相同或不同的音符上，/戛然而止。誰都明白，車死了。/車里面都是人啊。我的同胞。/親愛的祖國心中這一個個愛她的人，/死了�！弊髡卟粚憽巴�胞死了”，而是寫“親愛的祖國心中這一個個愛她的人死了”。他把死去的同胞定義為“熱愛祖國的人”，而這些同胞又是在“親愛的祖國心中”。又如《力量》這一首的結尾：“破碎的巖石，流浪的云朵，沉默的泥土，/因為這種力量的無處不在而聳起處處鄉村。/死去的心血和遠行的深愛終于重逢。/因為這種力量本質的超常，我們都回來。/回到祖國和民族的根脈與魂魄之中�！痹娭兴�吟唱的“力量”，不妨理解為愛的情感、愛的力量。而詩人把愛、把祖國和民族表現為三位一體。這樣深刻而強烈的祖國意識，在當代詩人尤其是少數民族詩人的寫作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詩藝方面，羊子詩歌的現代性無疑是極為明顯的。這種現代性體現在他對詩歌的現代形式和審美趣味的強化，也體現在他對詩歌的傳統思想的繼承和熔鑄。形而上的追問是羊子詩歌現代性的一大內涵。他追問人的生命的本質，追問人生的意義，同時也追問世界的真相、世界的意義。如在《人》《虛無、枷鎖與憤怒》《真相》和《轉化》等篇章中，我們雖然仿佛看到屈原的《天問》，看到古希臘哲人提出的“認識你自己”這一哲學命題和人生命題的再現，然而，羊子的這些詩作以現代人的思想和抒情方式重新演繹并深化了關于人與世界的形而上追問的命題。這些篇章之所以值得推崇，不是因為它們的主題有何新鮮性和獨特性，而是作者以這些內含形而上和本體論追求的篇章，豐富了史詩的表現，拓展了史詩的維度，從而也極大地提升了這部長詩的思想層次和藝術品位。

　　《汶川羌》的藝術力量，還來自它富有特色的修辭手段。作者十分善于運用排比修辭。這種修辭手法甚至已經成為作者的一種風格。《汶川羌》的大多篇章都出現排比句，像《總》這一首，更是通篇一排到底。作者喜歡這種修辭，我覺得是因為他深入地研究了這種修辭，從而比較深地認識到了排比的力量。作為一個少數民族詩人，羊子對漢語的研究和掌握很值得稱道。

　　這部作品讀來也有令人不滿意之處。這就是它的節奏或者說音調問題。我能感覺到詩人在這部詩集的寫作中飽滿的激情，所以這部長詩中的幾乎每一首，或者說大多數的篇章音調都比較高亢。這種手法固然有可能使讀者自始至終繃緊閱讀的神經，抓住讀者的注意力而使其一氣呵成地讀完，但也有可能讓讀者感到審美疲勞。如果作者能像音樂中的詠嘆調一樣對敘事和抒情的節奏加以調整，這部長詩將會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