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學漢語之路

　　認識我的人，都認為我的漢語水平差得很。有一次，幾位朝鮮族老師和幾位漢族老師一起坐在酒席上。閑扯時，我說了一句錯話，把“中國正在走向社會主義”這句話說成“向中國跑社會主義”。我一說完大家就爆笑。而且這句話馬上成了笑料。有人倒酒溢出杯子了。這時，有個老師逗我說，倒酒的水平真高，像你的漢語水平！大伙一聽，又是一陣爆笑，臊得我滿臉通紅。

　　1997年，我的朝文版短篇小說集《故鄉的榆樹》出版了。不久之后，有記者來學校采訪我，一緊張，說出的漢語就更糟糕了。有時候只能通過手勢，勉強地和記者交談。這時，趙英春老師在旁邊看著，都挺著急。他原來是學校校長，退休后返聘教日語。他聽著我說的漢語，覺得啼笑皆非，就幫我翻譯了，這才應付了采訪。

　　趙校長是我念中學時的朝鮮語老師，他在文學和音樂上很有才華。初三的時候，我寫了一首叫《迎春歌》的童謠，作詞作曲都是我一人。趙校長看完之后稱贊我說，這首歌真好聽。說完，就給我修改歌詞和曲子，然后投去《松花江》編輯部。一個月之后，我的處女作就發出來了。在文學方面，他是我的啟蒙老師，所以，我們的關系是親密無間。記者走后，老師對我說：“銀哲，你的漢語水平真不像話呀！你是出版小說集的作家，也是輔導高考的教師呀！”老師的深切指責，我銘記在心。從此，我拼命地學漢語了。那年我已57歲，雖然學得拼命，卻學而易忘，收獲甚小。但我誓不罷休，從未產生半途而廢之念。就這樣不到3年，新買的《中朝詞典》就破爛不堪了。現在用的是第三次換的詞典。

　　到2000年，我退休了。退休之后，到煙臺韓國語學校任教。這是學漢語的好機會，我一開始用漢語備課，備完課，就找學生求指教，學生們很愿意幫我審閱教案，指出錯的地方。就這樣我住的宿舍變成學生學韓語、我學漢語的教室了。一到業余時間，學生們隨時隨意來宿舍。他們一來我就用漢語和韓語兩種語言和他們對話，就這樣不知不覺中，我的漢語水平提高了。后來我到哈爾濱理工大學遠東學院教韓語。期間，我編了《韓語對話業余課本》。為了編這本書，需要把朝鮮族的民間故事和歷史故事翻譯成漢文。我把翻譯的初稿先給學生們審閱，向他們虛心學漢語。

　　回顧過去，我從中學開始抱著做作曲家和作家的夢，以頑強的毅力努力著。可遺憾的是我沒考上音樂學院作曲系，就參加教育工作了。恢復高考制度之后，我忙于高考輔導，但仍然利用業余時間堅持文學創作。

　　從1994年到2010年上半年，我停止了文學創作。其原因，不在于工作忙。從1980年中期開始，韓國的現代派文學創作手法泛濫于朝鮮族文壇，而我堅持現實主義的路子，作品也比較難發表，創作的積極性自然就削弱了。

　　2010年，我已是70歲的人，該結束教學生活了。5月，我來到延吉逛街，進到書店，看到了久違的《延邊文學》。翻開一看，有不少現實主義作品。因此，心里重新燃起寫作的念頭。于是回家就寫了《到延邊來生活吧》這首歌曲，后來發表在《延邊歌曲》上。恢復創作之后，至今已發表20多萬字的各種體裁作品。

　　2014年起，我想用漢文寫作品，于是寫了幾篇小小說，寄到《天池小小說》編輯部。其中兩篇作品被發表了，可是費了編輯們好大的勁去潤色。黃靈香老師說，作品內容和語言都還不錯。我知道這是鼓勵我的話，我寫的漢文作品里，還存在著很多不足之處。我認為，編輯對作者的作品毫無掩飾地指出短處，這對作者的進步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黃老師一聽，才說實話：“你在漢語方面，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在語序和用詞上都有需要改進的地方。”然后，她把不對的地方一一指出。

　　只在本民族學校念書、只在本民族地區和單位工作，像我這樣的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寫作確實是很難的。我現在已經是75歲的老者，但不能放棄希望和努力。希望是生命，棄希望等于死。我認為生命的意義和樂趣就在于學。學好漢語是我目前的一大希望，因為它是我與漢語文壇交流的媒介。我相信，我會成為一名可以用漢語自如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

　　要實現這個愿望，首先得自己努力。現在，電腦是我最好的老師和朋友。當今世界的信息，我都通過它來接收。同時，也需要像黃靈香這樣有耐心的編輯多多指教。有了他們的指導，像我這樣的少數民族作家才會有動力去不斷地寫出作品。

　　我要更上一層樓，與漢族作家們攜手并肩。這是我的奮斗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