矚望文藝的高峰

　　●沒有對于經典的守護，“高峰”的標準就建立不起來，就會誤把“高原”當“高峰”，甚至把平面、洼地說成“高峰”。失去了標準，文學藝術必然陷入一派混亂。

　　●一旦疏離經典，“高峰”的創造必然成為“無根”的制作，甚至是海市蜃樓。世界上沒有一部被稱“高峰”的作品不是從經典的母汁中汲取養分的，甚至作為“高峰”品格的“獨創性”也不是孤立的，總是在與經典的聯系中顯現出來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與文藝工作者的座談會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同時，也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這段話既是對當前文藝狀況的一個準確判斷，同時也是對文學藝術矚望高峰的殷切期盼，值得文藝工作者認真學習和深入思考。

　　文藝的“高峰”可遇不可求，它的到來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來不得急躁，更不可能通過人造景觀來實現，跟特定時代物質的繁榮也不成正比。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生產出來的必然是垃圾。置身于現代生活里的人們腳步似乎太快了，生活就像一個不斷提速的列車，惟有不斷提速，才可以證明自己的意義。然而在不斷提速的過程中，人們卻失去了從容優雅、耐心細致，也弱化了感悟風景、享受過程的能力。《華盛頓郵報》曾經做過一個實驗：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地鐵站里，一位世界上優秀的音樂家約夏·貝爾(Joshua Bell)用一把世界上最昂貴的小提琴演奏了6首世界上最難演繹的音樂家巴赫的作品。在45分鐘的時間里，大約2000個過客從這里經過，但是沒有人停下腳步來靜靜地欣賞。而要在劇院聽一場約夏·貝爾(Joshua Bell)的演奏，至少平均花費200美元的門票錢。實驗者由此得出結論：當世界上最好的音樂家，用世界上最美的樂器來演奏世上最優秀的音樂時，如果我們連停留一會兒傾聽都做不到的話，那么，在我們匆匆而過的人生中，我們又錯過了多少其他東西呢？這個實驗實際提醒我們放慢腳步讓靈魂跟上。哲學家克爾凱郭爾說：“大多數人在追求快樂時急得上氣不接下氣，以至于和快樂擦肩而過。”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藝術是“慢工細活”，是“比慢“的藝術。世界上偉大的作品，都是幾年、幾十年磨一劍的結果。司馬遷撰《史記》用了15年，班固寫《漢書》用了20年，曹雪芹寫《紅樓夢》用了畢生的心血。世界上沒有哪一部“高峰”之作是在“求快”的心理驅使下完成的。文學藝術的生產是這樣，自然科學的知識生產也是這樣。2001年上半年，美國頂尖級刊物《科學》發表了一篇題為《科學發現的公式》的社論，其中第一個公式就是“放慢腳步以探索問題”。認為：“科學的發現需要一種不匆不忙的態度。我們的結果更傾向于一種既放松又很有意圖的和有準備的思想狀態，這種狀態沒有受到任務清單、最后期限和其他緊張的工作日程的限制。并且能夠抵制盡快得到某種結果的誘惑，而代之一種積極態度去尋找與常規不相符合的偏差，有矛盾的和異常的結果。常常正是這些非正常現象后面隱藏著發現的線索，這些線索有可能向流行的思想和傳統的解釋提出挑戰。”

　　我們許多有才華的文學藝術家在匆匆忙忙趕路中迷失了自己。像個生產的機器，一年之內可以寫若干個長篇和中篇，還要寫散文、寫評論、寫電視劇，要參加各種筆會、研討會，觸電上電視，輕松世界游；我們一些演員特別是名演員，一年之內可以接幾部電影、幾部電視劇，還要拍廣告、搞經營、寫傳記。結果，數量的繁榮上去了，內涵和質量卻打了折扣。更有甚者，眼睛只盯著票房價值，追逐市場賣點，而沒有耐心涵養精神，打造精品。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當中，中國文學藝術的聲音并不強烈。

　　由此看來，當我們矚望文藝的“高峰”時刻，首先應該強調的，不是快馬加鞭、只爭朝夕，而是鼓勵作家放慢腳步，從容創作。真正具有原創性的、體現了“高度”與“高峰”特征的文藝生產，是一個持續累積的、自然而然的長周期的過程，這中間容不得急于出成果、急于成名、急于產生社會影響等功利性目標的糾纏，不是靠搞規劃、拼工期、趕速度或集團軍作戰等所能完成的。那種速成的、快餐式的、拼貼的、策劃出來的文藝作品，那種靠開研討會、紅包批評，或買下版面、策劃營銷而博得名聲的文藝作品，可能風光一時，但注定是短命的，不可能與“高峰”結緣。文藝生產的這些特征，內在地要求文學藝術家克服浮躁，耐得寂寞，放慢腳步，從容創作。而社會也需要擺脫功利觀的影響，為藝術家營造自由與寬松的氛圍。

　　守護經典并從經典當中積蓄能量，是通向“高峰”的必由之路。經典代表人類精神的高度，守護經典，就是守護人類精神的高度。美國文化批評家布魯姆就曾經談到，原創性和陌生性是一切經典最優秀的品質。經典，不只屬于個人，更是一個時代偉大作品的標志。所謂文藝的“高峰”，說白了就是涌現了一批堪稱經典的偉大作品。一個時代文藝的繁榮，不僅以那個時代燦若星河般的文藝作品的出現為標志，更以那個時代偉大作品的出現為標志。偉大的作品，具有恢弘廣闊的人類意識，并以精湛完美的藝術形式呈現出來。文藝的繁榮，以文藝的“高原”與文藝的“高峰”交相輝映為標志。

　　在對經典的守護中建立起文藝“高峰”的標準。沒有對于經典的守護，“高峰”的標準就建立不起來，就會誤把“高原”當“高峰”，甚至把平面、洼地說成“高峰”。失去了標準，文學藝術必然陷入一派混亂。我們當然不能用“高峰”的標準要求一切文學藝術作品，畢竟，文學藝術的生態是多元的，文學藝術的趣味也是多樣的，只要不與人類向善的本性相抵觸，一切品類的文藝作品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只是，我們在承認文學藝術豐富性的同時，還要呼喚那種有高遠氣象，有偉大胸襟，有超越品格的“高峰”之作的出現，因為這代表了時代精神的高度，顯示了人類本質力量的極致，并有能力對世界文明作出積極的貢獻。

　　從經典中積蓄能量，“高峰”的創造就會有不竭的動力。相反，一旦疏離經典，“高峰”的創造必然成為“無根”的制作，甚至是海市蜃樓。世界上沒有一部被稱“高峰”的作品不是從經典的母汁中汲取養分的，甚至作為“高峰”品格的“獨創性”也不是孤立的，總是在與經典的聯系中顯現出來的。英國音樂理論家戴里克柯克通過仔細比較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的開頭主題樂段和巴赫的賦格曲之后，發現了它們之間的“某些酷似之處”。他由此得出結論：“任何突然‘進入作曲家頭腦中’的新樂思，總是根據他對前人的或同時代人的(以及他本人的)音樂經驗而被創作出來的。”這個例子說明，文藝的高峰從來都不是橫空出世，沒有對于經典營養的充分吸收，高峰所顯示出來的“獨創性“就會變得不可理解。

　　文學藝術作為精神生產，具有“形式優先”的極大特殊性。領悟到這種特殊性，是藝術生命的自覺。形式之于文學藝術，具有本體的意義。沒有形式，也就沒有藝術作品的本體存在。藝術家正是借助形式找到了理解世界的語言，而接受者也是通過形式進入到文本的意蘊世界里。正因為如此，追求形式，是藝術家難以割舍的情結。

　　通常將文學藝術做內容與形式的二分，這種蹩腳的劃分曾經給文學藝術帶來災難性影響。文學藝術的內容被理解為酒或水的內容與作為瓶子的形式之間的關系，似乎形式就是一個容器，既可以容納叫做酒的內容，又可以容納叫做水的內容。這種有違藝術規律的內容與形式觀，為文壇制造了大量“觀念先行”的作品。當今文壇，形式的粗糙已經成為文學藝術刺人眼目的痼疾。形式的粗糙主要表現在：第一，違背歷史情境和人物性格，作者替人物說話；第二，敘事空洞，缺乏意蘊，用離奇的情節，唯美的畫面，高科技手法或者話語的膨脹來編織蒼白的形式；第三，粗鄙化和欲望化，肉身寫作替代了精神關懷。顯然，呼喚形式，決不是形式主義的空洞吶喊。

　　我們需要從整一的觀點理解藝術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在真正的藝術作品里，內容與形式從來都是不可分離的，正如黑格爾所說：“內容非他，即形式之轉化為內容；形式非他，即內容之轉化為形式。”沒有離開形式的內容，也沒有離開內容的形式。強調、推崇形式的意義，正是對藝術本性的尊重，決不可與形式主義畫等號。黑格爾認為：“一件藝術品，如果缺乏正當的形式，正因為這樣，它就不能算是正當的或真正的藝術品。”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得更明確：“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

　　文藝的“高峰”，是以獨特的形式鑄就的，不能有離開“形式”的所謂“思想”的高峰。失去了對于形式的強調，“高峰”的執念必然流于空洞。在矚望文藝“高峰”的過程中，應當時時強調對于形式的尊重，培養對于形式的敏感，用心去尋找富有生命力的完美形式，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犧牲掉形式。擁有了形式，也就擁有了作為“高峰”的文學藝術區別于其他意識形態的內在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