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藝學要有“中國創造”

　　世界各民族的文學藝術，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的特征。既要研究各國文藝的共同點，也要研究各自的不同特征。

　　我們的文藝學教科書，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和前蘇聯的文藝學體系而構建起來的。我以為，我們首先要研究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文藝的發展歷程和它的特殊規律，參照西方的學術成果，在這個基礎上構建自己的文藝學。

　　中華文學和西方文學有諸多不同點，其中很明顯的一點，就是西方文學以拼音文字為載體，中華文學以方塊文字為載體。漢語一字一音，有四聲、平仄，有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一字多義，等等，由此產生了種種與西方不同的表達方式，也產生了一些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學品種。譬如運用諧音字，就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一種很獨特的手法。劉禹錫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就是運用諧音字表達愛情的千古絕唱。又如楹聯，乃是我國所獨有的一種藝術形式。自唐宋以來，楹聯在中國老百姓中十分普及。“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每逢過年，幾乎每家都要貼春聯。中國的詩詞歌賦中有對有聯，西方就沒有。那么，楹聯算不算文學？我們的《現代漢語辭典》文學條目是這么寫的：“文學，以語言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根據這個定義，楹聯可以歸入哪一類？恐怕哪一類都算不上。所以，現代教科書上的文學概念，基本上是根據西方流行的文學品種概括出來的。諸葛亮的前后《出師表》、駱賓王的《討武瞾檄》，當然可以勉強歸入散文，但和新文學中的散文是很不一樣的。《出師表》是諸葛亮寫給劉禪的奏章、《討武瞾檄》是駱賓王為徐敬業寫的告示，按照教科書的文體分類，它只能算公文、應用文，不能算文學。

　　《現代漢語詞典》的“藝術”條目是這么寫的：“用形象來反映現實但比現實有典型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包括文學、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舞蹈、戲劇、電影、曲藝等”。這里，把曲藝包括進去了，這是很大的進步。但沒有書法。為什么？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沒有書法。文藝學教科書，解釋得了荷馬史詩，解釋得了希臘悲劇，卻解釋不了類似書法、楹聯這樣的中華文藝。許多文藝品種都以“形象地反映生活”為追求目標，但中華文藝中亦有很“另類”者。譬如書法，雖以象形文字為書寫對象，卻并不追求再現生活中的具象。繪畫講究“酷似”，書法則追求氣韻，追求“精、氣、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猛烈批判了我國幾千年的舊文化，它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和民主科學精神是十分可貴的，但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存在著嚴重的形而上學，對傳統文化有片面否定的傾向。在批判傳統文化的時候，一些人把矛頭指向漢字，認為中國文化的落后，根子在于語言的不科學，出路就在于廢除方塊字，實行漢字的拉丁化、拼音化。不論胡適這樣的右翼文人，還是魯迅、瞿秋白這樣的左翼文人，在這一點上似乎并無歧見。新中國成立后，成立了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這個委員會沒有否定漢字，沒有贊同漢字拼音化的主張，而是實行簡化漢字。這是十分英明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還要感謝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他實行“書同文、車同軌”，對于凝聚中華民族產生了無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世界上有不少文明古國，它們大多沒有延續至今，中華民族則至今延綿不斷。秦始皇的“書同文、車同軌”，我們的方塊字，在其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如果沒有共同的象形文字，如果文字不具有與他人迥異的特點，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能延續不斷地凝聚至今嗎？

　　習近平同志不久前批評了語文教材中的“去中國化”問題。我以為，這個問題不但存在于教育領域，其他領域也存在。搞“去中國化”，有的是自覺的，大多是受習慣勢力的影響，跟著潮流走。不少同志真心實意地為建設中國的文藝學體系而努力。有人以為，只要把古典文論中的一些概念，譬如“風骨”、“神韻”、“性靈”、“境界”等，轉換成現代漢語詞匯，轉換成能與西方文藝學概念接軌的詞匯，就能實現中國文論的現代化。我以為問題沒有那么簡單。中國的文字和西方大不一樣，文藝傳統也很不一樣。他們有他們的體系，我們有我們的體系。我們首先要把自己的情況搞清楚，立足本國，放眼世界。如果連本民族的藝術特征都搞不清楚，還怎么可能更宏觀地把握世界各國藝術的共同特征？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下苦功夫研究中華文化，從中引出規律性的東西。只有把握好民族文藝的特殊規律，又深入研究世界各國文藝的特征，我們才能在這個基礎上寫好當代的文藝學。我們的文藝學不僅要“中國制造”，還要“中國創造”。要越過“移植”這道門檻，進入真正的獨立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