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記憶出發

　　人的意識都是從記憶開始的。我最初的記憶應該在兩歲，但都是些朦朧的片段。那時的天很藍，樹很綠。一個托兒所里，好像到處是帶圍欄的小木床。我被圈在其中一個小床里，身邊偶爾有大人走過。后來的一個早晨，父母為我穿上新衣，說是要送我去幼兒園。當時母親是一家國營企業的干部，父親在一個商業部駐津機構里工作，他們都很忙。在那個早晨，幼兒園里別的小朋友還沒有到，一個女老師接待了我們。她的相貌已記不清楚，好像挺和藹。我的父母對她說了一些拜托之類的話就走了。我看一看周圍陌生的環境，突然有些恐懼，于是放聲大哭起來。這時女老師就不再和藹了，恐嚇地哄了我一下就轉身忙自己的事了。我一邊哭，無意中從墻上的鏡子里看到正在咧嘴大哭的自己，覺得樣子很丑，于是就不再哭了。那時海河還有商船開進來。每到中午，河面的浮橋就會開啟。這時也正是小朋友們午睡的時間。我躺在木質地板的墊子上，聽著遠處輪船嗡嗡的汽笛聲。那種漫長而舒緩的中午感覺永遠留在記憶里。

　　后來的記憶就漸漸清晰了。那時我家住在一個工人聚居區，有著整齊的街道和紅磚平房。居民多是附近國營企業的職工。白天男人們去上班，女人在家里沒事就湊到一起閑聊，當然經常說的是一些隱私。那時我剛上小學，女人們也就不避諱。我在一旁聽了她們說的事自然不知所云，但若干年后再回想起來也就恍然。記得有一次，是一個上午，一個五十來歲的女人匆匆回來，一副興奮又很神秘的表情。院里的女人們立刻圍上去跟她嘰嘰咕咕，然后就哧哧地笑。原來這個女人早已絕經，去醫院竟驗出妊娠陽性。這件事不僅她自己，也令所有的女人既驚訝又很振奮。大家都不知她這“陽性”是從哪里來的。這女人立刻笑著啐說，哪里來的？當然是從我男人那里來的！于是女人們就又嘰嘰呱呱地笑成一團。

　　那時我有一個愛好，雖然還是一個不到10歲的孩子，卻很喜歡去街上看大字報，經常能從第一張看到十幾甚至幾十的最后一張。當時的大字報并不都是橫七豎八的“打倒”和“砸爛”，也有字跡很漂亮的，內容和題材也極為豐富，歷史的、專業的、社會的，甚至是私生活的，很像今天網上發的帖子，而且一些敘述語言也極棒，看得出作者很有才情。應該說，我人生中最早的閱讀，這應該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曾寫過一部題為《陽光如煙》的中篇小說，這個小說就幾乎全部取材于當年的大字報。當然，我那時熱衷于讀這些大字報還有另一種很復雜的心理。就在此時，我家的門前也被貼滿了大字報……這段生活，后來就成為我的一個寶庫，不僅是記憶的寶庫，也可以說是人生知識的寶庫。

　　我讀初中時有兩位印象深刻的老師。一位是有著一副六邊形面孔的男人。他自視才高，膽子也大，化學物理數學外語什么都敢教。當時中學師資很匱乏，對教學質量要求也不高，所以這個老師每天用一口濃重的河南腔嘰里哐當地教我們說俄語，我后來在電視上聽到普京講話，才知道俄語并不是那樣的鏗鏘。我那時就愛看書，當然沒什么遠大抱負，只是無聊。但讀書多了自然就會懂一些閑七雜八的東西，用當時的說法也就是“頭腦比較復雜”。于是有位老師決定徹底挖一挖我的思想根源。一天，他把我叫去，讓我詳細開列出究竟都讀過哪些“封資修”的黑書，于是我就只好像交代罪行一樣老老實實地列出一個書單。但我當時并沒意識到，這個老師畢竟也是讀過書的人。于是，這個書單反過來竟又成為我的另一種罪證。他在班里對全體同學說，我聲稱讀過這些書是在吹牛，而且十分肯定地說，我在當時是不可能找到這些書的。我一下糊涂了。另一位初中老師則是一個女人。在我的記憶中雖不太漂亮，但由于有深度近視又不戴眼鏡，就總是習慣地瞇起眼，這樣也就多了一種嫵媚。她當時教語文，所以為我留下很多已成為習慣的錯別字。比如嫻熟的“嫻”，我就總是讀成“敏”。還有“介”，總是習慣地讀成“嘎”。后來我才明白，當時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她經常去那邊探親，于是每次在帶著一個大肚子回來的同時，也就帶回一些上海方言。所以，她一直把煞有介事讀成煞有“嘎”事。我讀初中幾年，語文課是在掙扎中堅持過來的。這位女老師認定我在語文方面很低能，于是我的成績就永遠是75分，直到最后一次考試，她才笑瞇瞇地給了我一個80分。若干年后，我從插隊的地方考上大學回來，一次在街上偶遇她，當她聽說我讀的是數學系，立刻頻頻點頭，說我早就說過你是不適合學語文的。我當時很認真地告訴她，據說在大學里不叫語文，叫中文，中文系。

　　也就是這兩位老師，是學校畢業分配小組的成員。他們決定了我的命運。我畢業時接到學校通知，要求去東北一個叫榆樹的地方插隊。據說那是一個遙遠而又寒冷的地方，如果在露天撒尿，能將尿水和小雞雞一起凍成冰柱。這件事我不意外。當時家庭出身好而且家長有門路的同學，都已被分去工廠上班，還有更好的則進了國營大企業——當然，若干年后，去了國營大企業的同學，處境也是可想而知。我曾在一個冬天的黃昏遇到一位這樣的同學，當時他正在街邊守著一個水果攤，臉色和香蕉一樣。

　　我這一次并沒有去插隊。當時母親的處境已有了松動，母親堅決沒讓我去那個叫榆樹的地方插隊。我不得不佩服母親，畢竟是參加過殘酷斗爭的老同志，有著敏銳的洞察力。我在家里賦閑一年，母親果然被平反了。用那時的話說叫“解放”，母親終于從“牛棚”解放出來。當時還沒有“落實政策”一說，領導問她有什么要求。母親提的要求很簡單：讓我兒子去上高中。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初中畢業生一般有三個出路，一是分配工作，二是上高中，第三則是去農村插隊。曾有人提出，我的小說中寫到初中畢業分配工作這樣的細節不符合史實。我估計提這種問題的一定是年輕人。那時剛恢復高中教育，如果讀高中，還會面臨去農村插隊的問題。所以母親身邊很多人問她，為什么不干脆讓你兒子進工廠？母親聽了只是笑笑。當然，倘若我真的進了工廠，那么現在的下崗大軍中就可能有一個叫王松的人了。

　　我讀高中比別人晚一個學期。去學校報到是在一個冬天的早晨。有一個細節，我記得很清晰。一次我去廁所小解，一位教化學的老師正蹲在茅坑上屙屎。他一邊咧嘴使著勁問我，為什么晚了一學期才來讀高中，是不是想逃避上山下鄉。我當時想了一下，覺得這件事如果向他解釋起來很麻煩，就沒有回答。他一邊繼續使著勁一邊說你也就是……緩期兩年執行吧。這位老師姓張。張老師后來對我有知遇之恩，遺憾的是他已去世，愿他安息。

　　我在高中匆匆度過了難忘的一年半時間。那時的高中教育是兩年，而我又晚了半年，所以只有三個學期。在這三個學期中還有一個半學期的時間是去一間叫“紅旗羅絲廠”的民辦小企業“學工勞動”，能學到多少文化知識可想而知。

　　一年半以后，我還是去農村插隊了。

　　記得那是一個國慶節，天上下著不大不小的雨。我沒去參加國慶游行。這時已確定去農村的行期，那種感覺就像在等待行刑的日子。我所有的行裝都已準備好。當時還是計劃經濟時期，所有必要的生活用品都要憑票證供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響應號召，因此應該給予額外照顧，每個人可以領到一系列的購買票證。我記得有棉衣、絨衣絨褲、特制的大木箱，還有毛巾肥皂洗臉盆等等。走的那天是去學校集合，集體出發。這時已接近“上山下鄉運動”后期，知青插隊的地方都不是很遠。我們要去的這個地方距這座城市只有100多公里，學校為壯聲勢，也為了能將我們這批并不情愿的知青完整地弄去目的地，決定派汽車統一運送。那天母親沒去送我，只有父親去了。父親性格很內斂，那天始終沉默。直到汽車開動的一瞬，父親的臉上突然掠過一絲我從未見過的表情。那種表情無法形容，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中。

　　后來的插隊生活，我已在很多小說中寫過。

　　我讀大學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屆。這一屆雖叫“77級”，真正去學校報到卻是在1978年3月6日，也就是寒假入學。這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恐怕是惟一的一次，應該也是最后一次。前面已經說過，我讀的是數學系。這是一個從老師到輔導員一直到具體內容都極其無趣的專業。至于我為什么要報考這樣一個奇怪的專業，說起來話會很長。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在我后來從事文學工作以后卻漸漸發現，數學竟是一個極好的東西，它不僅能訓練人的極其嚴謹的邏輯思維能力，也能給人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比如拓樸學、模糊數學、空間解析等等，總讓我在敘事空間和敘述語言等方面有一種嘗試探索的欲望。所以，我已下定決心，爭取做一個在數學領域寫小說最好、而在小說領域數學最好的雙重人才。

　　記憶確實是一個好東西，不僅能使生命的曲線更加優美，也能讓人像一只卵生動物，可以回過頭去看一看自己的蛋殼。當然，也像溜冰，時光在冰刀下就這樣流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