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如何更好“走出去”

　　回顧2014年，中國文學“走出去”是一個值得言說的話題。在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步伐越來越大，越來越有成效。麥家《解密》的多種外文版熱銷，閻連科獲得2014年度弗蘭茨·卡夫卡獎，姜戎《狼圖騰》在國內外暢銷10年慶典等事件，成為2014年中國文學“走出去”狀況的縮影。在這些熱點事件背后，國務院新聞辦、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作協、國家外文局等部門和組織，積極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的對外翻譯、對外推廣，多個國內出版社與國外版權機構簽訂合作協議，扎實推進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進程。盡管中國文學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是走在前面的，但是海外對中國文學的了解依然是有限的和零散的，中國的很多優秀作家和優秀作品還沒有被世界充分認識。這需要我們擺正心態，下大功夫，耐心地培育和建設一個有效的文學交流機制，以水滴石穿的精神來推動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

　　更多翻譯反映中國當下現實的作品

　　在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洪濤看來，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最大障礙是，當前的世界文學體系是以歐美文學為中心的。在西方對中國文學的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筑起了一道高墻，我們想真正走進去并產生影響是非常不容易的。對此，作家曹文軒也曾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假設：如果《哈利·波特》是中國作家寫的，它會不會流傳得那么廣？

　　但是，這些都是無法一時半會去改變的，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必須以接受這些事實為前提。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何明星認為，中國文學的對外翻譯，首先應該考慮那些具有“世界性”的題材和作品。這些作品講述的當然也是中國故事、中國經驗，它既與當下中國現實密切相關，也與歐美的社會是共時的，容易產生世界范圍的反響。而那些具有獨特歷史意味或者地方特色的作品，我們國內評價很高，也的確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很好的翻譯，翻譯出去之后也很難被真正接受。

　　翻譯家艾瑞克認為，中國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受到西方文學很大的影響，所以大部分作家的寫法其實都很“國際化”，在翻譯上不會存在太大的問題。可能有些作品涉及特別具體的歷史階段、特別專門的地方知識，才會出現理解上的困難。到目前為止，中國當代小說已經被翻譯出去很多部了，但大多都是寫歷史、寫鄉土的，因此一些國外出版社也試圖出版年輕作家寫的有關當代中國的作品。

　　建立更好機制鼓勵文學翻譯

　　劉洪濤近期正在參與“今日中國文學”英譯叢書的翻譯工作。劉洪濤說，在選擇作品時，肯定是選擇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但是作品選好之后，有時候卻找不到與之相符的譯者，只能另選別的篇目。因此，應該不斷發掘更多優秀的青年翻譯人才。近年來，中國作協積極進行優秀翻譯人才的挖掘和培養。2014年，由中國作協主辦的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在京舉行，來自16個國家的30位漢學家、翻譯家以“解讀中國故事”為主題展開熱烈討論。中國作協還與文化部、中國社科院共同主辦了“2014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來自近20個國家和地區的青年漢學家來到中國，聆聽名家大師的學術講座，走進街頭巷尾體驗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青年作家對話交流。這些都為青年翻譯人才的成長提供了幫助。

　　艾瑞克認為，中國文學“走出去”工程的實施，的確為居住在中國、以英語為母語的中國文學英譯者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且也極大地提高了翻譯的稿酬。他目前在翻譯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去說服國外的出版社，讓他們愿意出版自己想翻譯的作品。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國外出版社先確定好意向、購買了版權，再尋找翻譯。可現實并非如此，西方出版商對中國文學知之甚少，所以就很難會去購買版權，這就需要翻譯者盡量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去做說服的工作。因此，應該不斷完善雙方互相溝通的機制與渠道，調動出版人、經紀人、翻譯家等各方面力量的積極性。

　　何明星最近在“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心”對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外圖書館的入藏情況進行檢索、統計發現，2014年在海外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翻譯作品有100多種，麥家的《解密》、余華的《黃昏里的男孩》、吳明益的《復眼人》是被收藏最多的3種圖書。何明星認為，中外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閱讀，時間差在不斷縮短。在這其中，一些跨國出版集團的參與不可忽視，來自歐美的文學經紀人開始關注中國的文學新秀，尋找值得翻譯的優秀作品。這些跨國集團中，有許多都是世界超級暢銷書的推手，他們的加入，使中國當代文學在全世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知名度，并且日益成為閱讀中國、了解中國的一個最為便捷的窗口。

　　擺正心態，“對外”其實是為了“對內”

　　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無論是中國作家還是出版者，心態擺得越來越正。莫言曾說，作家不能“為了翻譯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難度”。越來越多的作家意識到，要將目光投向世界，但要避免按照他者所想象的世界觀點、國際風格來寫作。為全世界、全人類而寫當然好，但首先得為自己的同胞、自己所生活的土地寫作。

　　在漢學家葛浩文看來，中國文學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首先要注重作品的質量本身。很多中國當代小說，按照中國人自己的標準來看可能問題不大，但在翻譯的過程中，他覺得完全可以寫得再簡練一些，有些常識性的錯誤完全可以避免。此外，中國作家可以更加深入地對人物心靈進行探索，使人物形象真正烙印在讀者的記憶里。艾瑞克也談到，有一些中國小說，故事寫著寫著就不知道寫到哪里去了，在語言上用了大量的修辭，像一鍋粥。這可能與中國編輯地位不高、把關不嚴有關。在國外，一個作家的作品在出版時，會經過編輯的嚴格修改。從中文翻譯過去的作品，不是翻譯者刪改，更多是編輯按照他們的審美趣味來刪改。

　　在劉洪濤看來，中國文學“走出去”并不是只有翻譯這一條道路，作家力量的培養、寫作題材的聚集都可以幫助中國文學“走出去”。中國的青年作家越來越具有國際視野、國外生活經驗，他們會寫出更多跨文化題材的作品；很多華裔作家使用英文、法文等居住國語言寫作，擴大了中國題材作品的影響；海外華文作家作品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他們的作品會聚集在“中國題材”、“中國故事”、“中國經驗”等概念下，產生整體性的影響。此外，中國文學對日本、韓國、越南等周邊國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多方交匯形成一個小的文學體系，在整個世界文學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當代文學以其龐大的體量會更加引起世界讀者的關注。

　　我們積極推動對外翻譯，但不能忘了“文學的初心”——寫出真正好的、能夠感染讀者的作品，無論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因此，我們如此密切地關注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與其說是“對外的”，毋寧說是“對內的”，也就是說，能否“走出去”和如何“走出去”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要根據“走出去”過程中得到的來自他者的反饋，更好地調整、建設自己，樹立起我們真正的文學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