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盛唐哪去了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斯蒂芬·歐文)在《初唐詩》中說：“在‘盛唐’面前，其他任何朝代的詩歌都黯然失色”，“這是文化繁盛與文學天才幸運巧合的時刻。”縱覽古今華夏，何以惟獨唐朝“幸運”地出現了井噴式的天才潮涌？何以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引車賣漿之流都能進行詩歌創作？我無法將這種繁榮歸于“巧合”。

　　唐朝“文學天才”的涌現是因為那是一個尚詩的社會，詩歌成為評價一個人志趣高下、能力大小的標準，乃至成為全社會的價值追求。唐玄宗見李白，“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連綠林豪強路遇詩人李涉都不索錢財，只求一詩。“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便是李涉保住性命的特赦令。連山賊草寇都推崇詩人，喜歡詩歌，能夠為了一首詩而放棄“職業操守”，可見全社會對詩人和詩歌的重視程度。所以，唐詩在唐朝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潮流，或者叫文化時尚。幾乎所有的人都走在寫詩和讀詩的路上。

　　雍容平和的社會對唐詩形成了質的規定：高遠樸實，自然干凈。傷感詩哀而不怨，絕不悲悲戚戚、哭天搶地；揭露詩含威不露，絕不義憤填膺、尖酸刻薄。文如其人，詩為心聲。唐詩是表達，是敞開，是唐代社會的真實反映，是唐人精神風貌的生動描容。唐詩是不可以仿造的，是不可復制的。

　　上世紀末，朦朧派詩人舒婷曾經給顧城寫過一首詩《童話詩人》：“你相信了你編寫的童話/自己就成了童話中幽藍的花/你的眼睛省略過/病樹、頹墻/銹崩的鐵柵/只憑一個簡單的信號/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蟈蟈的隊伍/向沒有被污染的遠方/出發。”顧城自己寫道：“世界纏成一團——/罪和愛，虛偽和名聲，權力和路/只是忘卻了我”。詩人或許就是這樣的混合體——在童真與深刻中游走，惟一不變的是一顆干凈敏感瘋狂的心。在如今這個紛繁多元的時代，許多瘋狂的行為都被視為正常，偏偏一個瘋狂的詩人卻難有立錐之地。在物質主義的溫床上，詩人無所適從；消費的狂舞下，詩人落落寡合，痛苦而孤獨。他們的心被磨出了厚厚的繭，麻木在一飲一啄的炊煙中。

　　我們的詩歌在現代化的巨輪碾壓之下，不同于《太陽》里手指落日，眼含塵土和熱血，扶著馬頭倒下的無頭英雄，當代人的精神不是在某場戰役中集體陣亡的慘烈，而是在工業齒輪的日漸蠶食中沉默。

　　如果歷史是一個回環的過程，唐詩的年代走了，我期待著它還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