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味的指向——讀《最后的鄉賢》

　　李登建的長篇散文體人物傳記《最后的鄉賢》，記錄的是一位叫郭連貽的有德行有聲望的鄉賢。主人公是齊魯大地偏僻山村簡陋土屋里的一位老人，一個從未受過規范教育的鄉野之人，僅憑民間野生隨性自在的“記問之學”，歷經人生繁復起伏，最終成為“學識淵博的鄉野儒師”。不僅在方圓百里幾乎婦孺皆知，而且《中國書法》曾辟“現代名家”將其與趙樸初聯袂推介，山東省政府敦聘其為文史館館員。他情懷高潔、儒雅仁厚，頗有君子風范；他才學卓異、甘于寂寞，保留隱士遺風；他飽讀詩書、遍覽文史、博考經籍、研精覃思，賦詩填詞、勘史研志、撰寫小品、校注古詩，成就一時傳奇。正如人們感嘆的：“朝有賢相，野有高人！”

　　李登建歷時三年，以一個為文者巨大的虔誠、審慎與敬仰，將郭連貽的傳奇一生描摹得真切質感、疏密有致。多難的童年，頑皮的少年，戰亂紛擾的青年，屢受打擊的中年，泰然深厚的老年，命運多舛，滄桑歷盡，終至彌足淡泊，通透致遠。在無盡難挨的歲月里，老人把痛苦、憤怒、孤獨隱忍于心，拼力在命運傾軋和人生夾縫中找到一種生存方式，既保留一份自尊，慰藉心靈，又對加諸于身的種種厄運做出無聲反抗和蔑視。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印度教典的經語“不去思想未來，并由衷地凝視現在，于永恒地自我認同而生活，對其他一切視而不見。”若無如此心力情智，何以會于歲月顛沛、時光流離中，贏得命運的最后垂青？最為人敬重的，卻是隱于老人虛懷、古雅、博學、慈悲背后使命般的文化擔當、赤子般的家國情懷。飽經厄運以至八旬高齡的郭連貽迎來生命中遲來之春，老人卻并未因生活改觀而滿足于一己之逸，從心系國家命運到關切黎民蒼生，從揭示林林總總文化亂象到率范聚集文化群體，他以真正的文人風骨、道義良知，捧出一位長者的血肉之心，以此將“鄉賢”的意義，闡釋得極致而深刻。老人的一生，仿若一卷徐徐展開的動態長軸，深沉復華彩，激越復繁蕪，淡靜復悠長。

　　不僅如此，作者的銳筆沒有停留于對傳主個人成長故事的描繪，而是向著縱深場景掘進，將筆觸深深切入人的內心世界，淋漓展示其內心的沖突，探其靈魂的掙扎、性格的被扭曲變形。年輕時的清高自負乃至桀驁不馴，歷經一次次沉重打擊、艱苦磨難，就變得謹小慎微、畏首畏尾。身處的時代錯亂，腳下的文化泥濘，使行走中的旅人滿懷血淚和屈辱，充滿搏斗與抗爭，凝結的是許多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特定年代遭際的縮影。事實正是如此，只有在時代發展中，努力開掘人的內心，發掘特定人文環境和歷史傳統對于人的精神影響，進而開啟照亮人類心智的靈光，方能實現文學的根本價值。

　　從文體上看，這當是作者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它既不同于散文的自我表述，以自我為主體的天馬行空，亦不同于許多報告文學的以被書寫者為主體的作者的相對隱匿，而是將兩者有機而妥帖地契合在一起，既清楚透徹地將人物對象的一切予以呈現，又兼顧文本表達的文學內涵，恰切遵從文學語境的正當性，呈現作者的生命實感，將史與實、史與人、情真與事信、想象與紀實徹底重組，煥發出獨特神采魅力。這里可見李登建獨具的藝術匠心和深厚的文學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