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民族兒童文學的美學品位及其意義

　　當下，少數民族兒童文學處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當代兒童文學的文化指向和市場開拓對它產生了深切的影響：一是為兒童創作的民族作家更加一心一意，新寫的作品中更加著力于對民族少年兒童形象的塑造和描繪，更加著眼于新時代獨特的民族精神、藝術精神的揭示和展露。二是沒有人再把為兒童創作看得很簡單，真正使兒童文學創作根植于民族生活土壤，從而進行清醒的自我超越。這些作品，雖然總體上看似還有些單薄，在涵蓋現實的深度與廣度上有待提高，但是，民族作家們卻發揮出自身優勢，以在民族生活中積淀而成的特有的觀世目光、敘事智慧，顯示了對人性的深度發掘、對童心的極度呵護，并由此呈現出當下民族兒童文學所獨具的一種氣質——一種熔鑄了民族性、當代性、兒童性的詩性之美。

　　本原本色的美

　　這是民族兒童文學能夠在當代中國兒童文學整體中凸顯出來的最重要的一點。它并不僅僅是指民族作家通過風景畫、風情畫、風俗畫的描繪，寫出特定民族少年兒童生存其中的獨特的地域環境、自然風貌和歷史變遷，更為重要的是，民族作家們不斷地發現隱匿在民族兒童生活深處的真善美，撥開現實的蕪雜、燥亂，用各自擅長的藝術方式表現出來，從而呈現出民族世代生息的自然本土的美和民族血脈傳承的少兒本真的美。這讓讀者具體而生動地領略到現代化進程中的邊地景象和時代發展中的民族精神。

　　讀一讀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新作《叼狼》。他仍在寫蒙古牧羊犬，寫蒙古族少年兒童，但他不模仿他人也不重復自己。他竟從一片行近荒廢的墳地、一些幽暗的洞穴寫起，寫蒼老的榆樹、黑色的烏鴉、塌陷的墓穴、風干的黃羊，寫巨大的恐懼、緊張的氣氛和孩子們找“鬼”的驚奇、喚“鬼”的驚喜。出乎所有孩子的預料，從洞穴中躍出的，是一頭高大的灰色蒙古細犬，是阿爾斯楞家消失了將近兩個月的獵犬；接著走出來的，是一只過于精美的很小的狗。7歲的蒙古族兒童芒來養育了這只后來取名叫特日克的小狗。書中寫了小狗特日克怎樣沒完沒了地吃了又吃，怎樣沒日沒夜地長了又長，又怎樣輕捷追狼、輕巧叼狼，成了一只善聽指令、找準目標的真正的獵犬。它以機智和勇猛屢屢勝過森林中的野豬，又以它的靈敏和忠貞每每盡責于不同時期的大小主人——獵人德子、小孩芒來。書的尾聲，特日克因救助芒來，與拐騙小孩的壞人搏斗，與傷害小孩的野豬廝打，它力竭而死的悲劇性結局，是在展現人與動物相依相存的實際狀態？還是為喚醒人類對待動物的內心良知？可以看到，面對現代性日益深化的當下，作家將筆觸伸向歷史縱深，伸向牧區古老的生活習俗，伸向原生態的荒野和草原，從過往的歲月，從偏遠的荒原小鎮、山地草灘，深入開掘其中所包藏、所蘊涵的民族的、歷史的、文化的精神財富。這是一種任運自由、天然無價的人性精神。

　　蒙古族作家陳曉雷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我的興安   我的草原》也同樣具有這種特點。作家在大興安嶺的一個小鎮上長大。山嶺、森林里的日日夜夜，童年、少年時的辛辛苦苦，是永不磨滅的記憶。那是他志向、志氣的火種，長久地埋藏在心底，無論是熱愛生活的熾熱真情，還是珍愛青春的熾烈激情，都會即刻點燃他內心的心志之火。這就使他童年、少年時的一段段經歷、一次次感觸、一回回體悟，化成了書中清新優美、質樸淳厚的文字。如在《爬犁小記》中寫的：“爬犁像蹦跳狂跑的鹿，在雪坡上起伏馳騁。我聽到耳邊的風呼呼作響，眼前的樹影向后飛跑著，雪地像冒著熱氣的天空，銀光刺眼，載著我們的爬犁，像翱翔的飛機快速輕盈，只一兩分鐘就把大山大樹甩得老遠……感覺爬犁就是自己的翅膀，飛越大山，飛越大森林，降落到小鎮里。”作家以天然、平常的口吻，講述著內蒙古呼倫貝爾地區大小興安嶺的原生態面貌及居住在這里的蒙古族、漢族、鄂溫克族小孩子們日常生活的原樣子情景。這些文字，因浸潤了那一地域、那一族群所獨有的民族情思、民族情感而顯得如此清新質樸，因洇滲了那些年間、那些孩子所特有的時代影響、時代記憶而顯得如此優美醇厚。特別要提到的是，作家不只是寫了家鄉土地上令人難忘的心思和心氣，寫了回味無窮的心智和心情，還寫了“8歲的我”嚴冬時隨母親上山砍柴，險些把腳凍掉，仗著爬犁才得救的危難場景；寫了“12歲的我領著八歲的弟弟”進東山，找到一棵又粗又高、身子傾斜的枯柞樹，“我”狠勁地鋸著，卻在大風中被倒下的干柞樹壓住了右腳的危難情景。在危難中呈現著一種壓不倒、擊不垮的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精神。這是真實生活中的本原本色的美。

　　彝族作家普飛寫的兒童故事，雖然每一篇都很短小，卻都寫出了民族生活的情韻和民族兒童的情致。那篇《金子換哨子》，寫山寨里的彝族孩子心儀那個小小閃閃、吹起來卻響響亮亮的哨子。它掛在老師脖子上，老師一吹，無論彝族漢族小學生就都跑到教室前面；它拿在排長連長手里，一吹，兵士就都集合在操場上。如果彝族小孩子一吹呢，就可以把寨子里還沒有上學的孩子召集起來、指揮起來。但是，山寨里沒有百貨商店，山寨里的彝族孩子也沒有錢。“我”就跟隨大人到金沙江撮江沙淘金，用自己勞動所得的金子，跟串村走寨的貨郎換了一個吹出聲來很好聽的白銅哨子。作家所寫的彝族寨子很平常，所寫的彝族孩子很普通，卻令人感受到彝族人世世代代的辛勞辛苦和改革開放后村村寨寨的變化，感受到新一代彝族兒童心底的一種心愿、心思，一種希冀、希望。這也是民族兒童文學中本原本色的美，細微而清晰，具體而生動。

　　奇妙奇幻的美

　　民族作家所特有的那種生活激情和自然詩情，使他們的作品沖破以往創作范疇中的一切束縛，追逐兒童王國中的思想自由和藝術自由，寫得與眾不同、脫俗不凡，但又根植于民族兒童生活之中。可以看到，民族作家的筆游走于現實與歷史之間，穿行于少兒與成人心中。他們的書中，既是現實與幻想交輝，又始終彌漫著某一民族的文化氣氛，呈現著特定民族的精神風貌。

　　土家族青年作家彭緒洛不停頓地創作少年冒險小說。新近出版的“時光定位鐘”系列，以“穿越樓蘭古國”為題，包括《樓蘭王子》《諜影重重》《危在旦夕》《逆轉乾坤》，集時空穿越、邊地探險、成長勵志為一體，并使中華歷史、民族文化、兒童心志交融一起，在厚重中顯示奇妙，于深邃中展現奇幻。彭緒洛寫到，少年清江水是在看了關于樓蘭古國的電視紀錄片之后，才再次利用時光定位鐘穿越時空，來到樓蘭古國的繁榮時期——公元334年。之后寫到清江水在敦煌城遇見樓蘭三王子——手有殘疾的少年狼蛙；寫到因此而卷入一場新的陰謀，并使樓蘭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寫到樓蘭國為建防御工事，砍光了羅布泊周邊的胡楊林，在罕見的大雨中樓蘭國突然消失；寫到清江水重啟時光定位鐘，避免了戰爭，原先繁茂的胡楊林預防了可怕的瘟疫，但又面臨胡楊木被搶奪的威脅。所有情節的展開，都因為真實的開頭而顯得自然而然。奇異曲折的情節中，同時還奇妙地藏匿著和諧和平的思想、友愛友善的情感、生存生態的意識。這些作品有著奇妙、奇幻的藝術方式，詩意地表現出民族少年內心熾熱、濃烈的情感，并按照理想和幻想的邏輯，映現生活、凸現精神，而這恰恰雋永、含蓄地寄寓了對某一民族心理、心性的深層揭示。另外，有根有據的驚險和傳奇、合情合理的夸張和幻象，使作品充滿了歷史感和現實感的交織。彭緒洛的少年冒險小說，題材領域寬廣，并在創作中不斷地變換藝術手法。這些小說在奇幻的美中包裹著打動人心的溫暖內核——愛與責任、善與勇氣……

　　回族女作家白山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戴勛章的八公》寫抗日戰爭期間云南邊地少年八公離家棄學、風餐露宿去搶筑滇緬公路的故事。1937年，面對日本鬼子殘暴侵略、血腥屠殺，云南各民族人民齊心協力去修筑一條漫長的運輸通道。其中，16歲的八公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與從滇西各地匯集到這里修路的人們心連心。他敬重身有傷殘的滇西老兵福舉，處處追著福舉、學著福舉；他愛護才十二三歲的孩子四季，把染上瘴癘的四季從持續的高燒中救治過來；他一心想著4個月要修好這條路，面對洪水、泥石流不動搖，發動大家搞競賽；他在工地上斷糧的時候，動員家人獻出僅有的糧食，堅持著渡過難關。八公的少年人生就這樣奇遇般的與這條滇緬路連在了一起。工地上的男女老少都說八公是個“英雄”。福舉用手腕粗的樹枝鋸成一個薄薄的、里面有紅白細紋年輪的圓片，用小刀削上一些狗牙邊，上下各打一個眼，上面拴根草編細繩，下面掛三根狗尾巴草，制成了一只地道的、民間的勛章。工地“頭兒”杜阿壯就把這只家鄉人用家鄉樹木制成的勛章輕輕地戴在八公的胸前。 白山深情而又深沉地描繪了這枚再簡易不過卻又再厚重不過的“勛章”，描述了這個再簡單不過卻又再隆重不過的“授勛”場景。作家通過一種奇巧的角度直接切入當時云南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并由此奇妙地呈現出滇西山民在國家存亡緊急關頭的心態。他們對國家、民族的天然感情、對侵略者的無比仇恨，以及他們不顧自身的種種難處、只是一心筑路的真摯情意，讀來真是感人肺腑！可以說，白山在民族兒童文學創作中所呈現的奇妙奇幻的美，使民族性情更具現實和歷史的厚度。

　　瑤族詩人唐德亮剛剛出版了童詩集《住進小木屋的夢里》。他新近創作的關于瑤族人往昔童年和當下瑤族兒童生活的詩，令人感覺到一種跳出平庸生活的昂然的興奮和欣然的新鮮感，一種從程式化的壓力和束縛中解脫出來的由衷的痛快和沁心的愉悅感。而詩人在寫記憶中難忘的“從前”、寫面前生動的“現實”時，恰好顯現出以往少年夢想的一種奇妙和當下兒童理想的一點奇幻。這方面的佳作如《火種》《瑤山耍歌堂》《戀山》《山野燈籠》《洗泥澡》《種草菇》《瑤族移民新村》《瑤山太陽傘》等。唐德亮的詩常常采用兒童自述的形式，把民族生活中積淀的理性寄托于大自然，或是把民族兒童細微的感受加以放大，從而使詩的奇妙、奇幻顯得張力十足，更具藝術魅力。

　　稚真稚拙的美

　　由于少數民族兒童大都出生、居住在邊寨山村，從小受淳樸民風、篤厚品德的熏陶，他們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更顯天真天然、樸拙樸實。這不只是一種民族兒童的情趣、諧趣，而且是特定民族心理素質的展現。顯然，因民族、地域、時代的不同，民族兒童所具有的這一美質的內涵、外延是不相同的。因此，不同民族作家在民族兒童文學創作中所書寫的這一美質，必定是特色獨具、異彩紛呈的。

　　毛南族作家孟學祥的散文集《守望》寫到了“留守兒童”的問題。如《家長》寫的是在深溝中學讀初三的16歲少女劉竹平。劉竹平從讀初一開始，就一直帶著一個妹妹和她兩個叔叔的4個孩子，在深溝場壩租房讀書。劉竹平不光要管好這5個孩子的吃喝，還要管他們的學習，她是他們的“家長”。此外，她還要時不時地回家去看望年邁的奶奶。72歲的奶奶咳嗽不停，身體不好。她要安排好奶奶的飲食起居，還得到村組為奶奶領取低保金和救濟物資，有時還要到村組去開商量事情的會，她也就是奶奶的“家長”。 作家并沒有一一地記敘她的種種經歷、種種酸楚，只是寫她的個子跟那幾個弟弟妹妹沒有多少差別，卻每天騎著一輛沒有任何遮擋的摩托車，在高高低低的山路上顛簸著來顛簸著去；寫她和5個孩子睡覺的那間屋子，雜亂無章又凌亂不堪，有的床上連被子也沒有疊，被子的一頭都掉到了地上，而劉竹平因為被人看見了屋里的“亂”而一直紅著臉，兩只手不停地絞動著，非常地局促不安；寫劉竹平盡管忙亂之極，卻為來訪的客人煮了飯，并一再邀請客人跟他們一起吃午飯等等。作者著眼于劉竹平外形的“小”、內心的“大”，著力于她言語的“少”、想到的“多”，著意于她實際的“弱”、做事的“強”。作家平實而深情地寫劉竹平行為的稚拙和內心的稚真，作品也因此具有了難以形容的美的震撼力。藏族作家覺乃·云才讓的短篇小說《森林溝的陽光》也關注留守兒童的問題。寫出生在草山森林里的藏族兒童“我”，父親因砍木頭賣錢而被森林公安抓進監獄，他與阿媽留守山里相依為命。作品中寫8歲的“我”受到東家孩子欺負時心里不服的無可奈何；寫阿媽上山追尋牛群，“我”獨自在家遭受狼群襲擊時毫不猶豫地舉槍抗擊；寫面對因生活艱難、心理壓抑而常常發火的阿媽和有過錯的叔叔時時的體諒和堅忍；還寫“我”對母牛蘇尕、對牛犢、對那只名叫扎西的狗的呵護和憐愛。其間所蘊涵的淳真和樸真、所洇滲的憨拙和厚拙，正呈現著人性和童心的美。

　　自然，生活中處處有兒童，稚真稚拙的美也就無處不在。不同民族兒童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稚真、稚拙的美，既巧妙反映了某一民族的生活現實和心理狀態，也常常是這一民族價值觀念、審美取向的機智表達。如回族作家馬金蓮的中篇小說《長河》，作者從回族兒童的視點看人的生與死，又以回族兒童的情懷寫出怎樣善待活著時在一起的小伙伴，又怎樣紀念著死亡的同伴。作品中寫了那個名叫麻雀的男人的繼女、從外地遷來的素福葉。這是一個牡丹花一般的女孩，清瘦的臉、細彎的眉、明亮的眼，迎上誰的目光，就對著誰淺淺地一笑。她把村里的兒童全都比下去了，大家對她卻沒有一點嫉妒，有的只是驚嘆、艷羨和愛慕。不過她總顯得拘謹而單薄，讓人看著就對她有一種說不出的憐惜。后來，大家終于知道了，這個素福葉從小就有心臟病，醫生說她活不過12歲。于是大家就小心翼翼的，只要她在場，就盡量耍一些簡單文靜的游戲，還處處讓著她，絕少和她起糾紛。就這樣，在第二年倒春寒又起風的一天，素福葉和“我”手拉著手跟放羊的姐姐們上山，專門找一種叫做馬蘭的花兒，說那是花當中頂好看的。走呀走，找呀找，素福葉沒說話，臉卻變成了青紫的顏色，手松開了，軟軟地垂下來。小小生命竟就此結束。作家接著寫村里的兒童跟在大人后面送素福葉下葬，怕她睡在里面冷，填平后在上面堆了個小墳堆。兩年后，“我”才見到了馬蘭花，夜里夢到了素福葉，只是不等走近，她的臉一閃，閃遠了，模糊了，慌忙追上去，卻只有一朵馬蘭花開在那里。作品寫回族習俗，寫宗教信仰，寫由此構成的民族文化氛圍中回族兒童心中稚真、高尚的情感和生活中稚拙、誠摯的情性。這種稚真、稚拙的美，是一種民族心理素質的美，一種民族精神氣質的美。

　　再比如回族作家鄭春華的“奇妙學校”系列作品。作家是以大都市中回、漢及其他一些民族長年雜居、彼此影響、相互融合的大中華的思維方式、心理狀態為出發點，寫的是都市兒童的學校生活。書中，深切地而不是表層地呈現了低幼兒童愿意做個讓父母滿意、被老師夸獎、讓同學喜歡的好孩子、好學生的稚真的內心世界，真切地而不是虛浮地鋪展了低幼兒童懷抱夢想、理想，心存志向、志氣的特點。這種稚真、稚拙的美，看似普遍的、普世的，其實鄭春華的寫作極具主觀性、個人性，在她的創作中，也總是或隱或現地體現出回民族率真、正直的氣質和精明、干練的氣度。為了不讓高年級同學叫她們“小不點”，她們不再抱玩具上學。她們發現中高年級同學常常丟三落四，丟了領帶、帽子，還會丟校服，就把這些物品撿回來，把失主的名字記下來，然后在周五學校“晨會”上，她們手拉手上臺做了“你們才是小不點”的演講。然后，在學校一年一次的二手市場活動中，她們又學高年級同學的樣，開了家“小不點超市”。她們的行動慢慢擴大，她們自己也就漸漸長大。這套書是寫給都市中各民族兒童的，書中所表現的稚真、稚拙的美，各民族兒童都會心有靈犀。

　　總之，掃描近期少數民族兒童文學的創作情況，我們欣喜地發現，這些作品無論是對民族文化、童年記憶的重新描述，還是對民族兒童情懷、民族風習的重新發掘，無論是對荒野大地的童稚演繹、風情詮釋，還是對本土風貌、民族氣質的樸素呈現，都顯示了當下少數民族兒童文學的美學意義以及它的遠大抱負。必須看到，一些民族作家開始以理性的目光打破鄉野的藩籬，關注民族新一代人在新世紀新時代的生存狀態，正視他們的出走、進取，并由此拓展和擴大審美視野，提升和完善審美質素，延伸和深化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