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現代知識分子譜系

　　《紅旗譜》在講述農民革命的悲壯歷史的同時，書寫著現代知識分子和鄉土中國的復雜關系，并且從它自己的角度改寫了現代文學傳統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譜系的理解。

　　舊中國鄉村是自足而封閉的，但就文化空間上講，中國鄉村又具有開放性，從《紅旗譜》中我們看到鄉村可以輕而易舉地接納像馮貴堂這樣的落魄官員，而且只要找到合適的路徑，各種強勢意識形態也可以在鄉村長驅直入，這就是賈湘農、江濤所引動的農民革命為什么具有滋生的土壤。然而，富有意味的是兩代知識分子殊途同歸的是他們能引動鄉村的革新的都是物質利益層面的東西，江濤領導的反割頭稅如此，馮貴堂在鄉村推行的農業商品化在數十年之后的中國鄉村也得到了遙遠的回響。而像馮貴堂的拆大廟、辦教育、村政民主化這些觸及鄉村文化和傳統根基的東西卻為鄉村所排拒著。從這里，我們也許能窺見從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啟蒙到上世紀40年代的革命啟蒙的轉換過程中，現代知識分子的鄉村理解和變革策略。

　　應該說，馮貴堂和江濤這兩代知識分子的分野從表面上看是階級的鴻溝，其內在隱含的卻是深刻的文化理想的裂痕。仔細深究下去我們觸及到的是現代和保守、激進和穩健的復雜文化隱脈。在現代知識分子的漫長摸索中， 江濤他們似乎已經找到進入鄉村的路徑。那么對馮貴堂他們的悖時、孤單的堅守和對理想的踐行，假如撇開階級偏見，我們是否也能給予他們以理解和同情呢？進而我們思考的是，《紅旗譜》這樣的“紅色經典”是不是僅僅在闡釋中國革命史時才能發生意義？《紅旗譜》那些超逸出它所處時代政治規范的東西使得《紅旗譜》在今天依然閃爍著人文和審美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