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華民族的“脊梁”立傳

　　為中華民族的“脊梁”立傳

　　——讀賈松禪長篇歷史小說《大漢將軍李廣》    

　　賈松禪的長篇歷史小說《大漢將軍李廣》在漢初中原與匈奴長達數十年戰爭的廣闊歷史背景上，再現了一個忠誠愛國、品德高潔、英雄無畏、、受人愛戴的飛將軍李廣。書中的李廣形象使人眼前一亮，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和文學教化意義。

　　小說在以基本史實為骨干的同時，虛構了一些重要情節：一是寫了李家與霸陵尉張家的恩怨，設置了其父李尚被張家陷害入獄幾乎喪命的情節，不僅寫明了李廣的家世背景，也使從軍以前的李廣的人生經歷更為清晰，性格更為豐滿；二是虛構了李廣與若蘭公主長達一生的愛情，這條貫穿全書的情感線索，賦予能武善戰的李廣以正史中未及的情感內涵；第三，小說中李廣買棺親葬凍死街頭的仇人鄧通這一情節，使李廣的人格境界躍然提升，感人至深。

　　其次，小說自始自終貫穿著李廣與從弟李蔡性格命運的比較。二人從小一起長大，同時參軍，并同時任皇帝侍衛，在同一或不同的戰場上立功。為人乖巧圓滑的李蔡步步高升，而李廣卻因剛正不阿、直言敢行屢受挫折。在李蔡廣置田產住宅時，李廣卻以皇帝近臣武衛的顯要地位拒絕一切不義之財，乃至家無余資，仍住在成紀的鄉下。當李蔡說服他接受那些占貪官財富“九牛一毛”的賄賂，并授以“四不受”之要訣時，他卻斷然拒絕。究之于史實，這也是符合李廣、李蔡兩兄弟的歷史和性格真實的。

　　其三，圍繞李廣起伏跌宕、英勇悲壯的一生，小說描寫了西漢初年從吳楚七國之亂，到與北方匈奴打打和和、和和打打，直到漢武帝重用衛青、霍去病，在對匈奴的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帶來有漢以來長期少有的邊境和平。小說涉及漢文帝、景帝、武帝到灌嬰、灌夫、周亞夫、晁錯、枚乘、袁盎、程不識、衛青、霍去病、張騫、韓王信、鄧通、吳王劉濞等著名的歷史人物形象，呈現了所謂“大漢雄風”。李廣雖然陰差陽錯始終未得“封侯”，但與他同時的三代皇帝卻都對他的才能和品質十分贊賞，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做到了識才善用。他的自殺，是生性驕傲的他對自己軍人尊嚴的維護，也是對部屬的保護。轟轟烈烈的生是許多偉大人物都能做到的，但莊嚴而自尊地“死”卻不是所有偉大人物都有勇氣選擇的。李廣是有勇氣的，這為他帶來了當時與后世的無限敬仰，正如司馬遷所云：“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并留下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千古名言。

　　與對漢王朝軍事、政治歷史的廣闊展示相一致，小說對匈奴王庭歷史、風俗、文化的表現也是相關歷史小說中所罕見的。它不僅寫了從老上單于粥稽到軍臣單于代遞的斗爭，還寫了伊稚斜單于與於單叔侄爭位的陰謀和血腥，表現了漢匈兩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血肉關系。特別是對游牧民族的性格、草原風光、薩滿巫術等邊地文化，也做了生動而具體的描繪，這些都得益于作者在西北邊地多年的軍旅生涯，以及對蒙古、藏、回、裕固、東鄉等民族信仰風俗的熟悉和了解。

　　同代大臣對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的評價或許是恰當的。他喜歡冒險，這冒險也常常成功，但卻與戰爭大局未必有益。在撇清衛青對李廣之死的責任時，作者賈松禪是客觀而清醒的，但他究竟沒有走出司馬遷的情感和視閾，沒有賦予小說以新的思想光亮。其實，司馬遷并沒有為了私誼心怨而背棄事實，篡改歷史，他肯定的只是在裙帶之風甚行的封建官僚體制下，作為平民子弟，李廣的努力和貢獻，他清白無瑕的人格，他在官僚體制和權貴陰影下的悲劇命運。《大漢將軍李廣》在回答“李廣難封”的總題目下，實際上已觸摸到司馬遷的憤怒，只是對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尚缺乏進一步的展示和描繪。

　　早在1934年，魯迅在批評當時彌漫于社會的“自欺力”的同時，曾肯定地指出：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然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李廣就是為魯迅稱之為“中國的脊梁”式的人物。在當前中國的現實背景下，以文學的手段，重塑李廣的形象，張揚李廣的品德風范，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