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時代”隨筆

　　(一)

　　國學大師王國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句類似格言的話，符合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之哲學原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無論是觀照現(xiàn)實還是重現(xiàn)歷史，文學都天然與時代發(fā)生著或顯明或隱蔽的聯(lián)系；無論是紀實還是虛構，文學都真切地表達著對時代或直接或婉曲的認識。從遠古神話到志怪、傳奇、筆記再到小說，從先秦諸子著述到唐宋八大家文章、明清小品再到白話散文，從《詩經(jīng)》到唐詩宋詞再到現(xiàn)代新詩以及口語詩歌，莫不是時代的產(chǎn)物。正如法國藝術批評家丹納所說，藝術作品的產(chǎn)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每個時代都有代表那個時代的標志性作品，它們從形式到內容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

　　(二)

　　文學作品雖非歷史學社會學著作，卻能映射出各個時代的世情人心，飽含各個時代的豐富信息，因此有把作家喻為“社會歷史的記錄者”、把文學作品喻為“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的說法。人們常舉巴爾扎克和他的《人間喜劇》為例。《人間喜劇》堪稱一部法國19世紀上半葉的社會生活史，巴爾扎克通過自己的作品反映了那個時代“任何一種生活狀態(tài)，任何一種容貌，任何一種男人或女人的性格，任何一種生活方式，任何一種職業(yè)，任何一個社會區(qū)域，任何一個法國城鎮(zhèn)”。事實上，巴爾扎克完成了擬定的137部作品中的96部，精心塑造了2472個人物，巨細無遺地描繪出了當時法國社會的完整風俗畫。馬克思稱贊巴爾扎克“用詩情畫意的鏡子反映了整整一個時代”。恩格斯也評價《人間喜劇》“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里，甚至在經(jīng)濟細節(jié)方面……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當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家、經(jīng)濟學家和統(tǒng)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

　　(三)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學作品。當代作家應該感應時代、書寫時代，譜寫出反映時代的華麗篇章。然而，令人憂慮的是，雖然這些年社會各方面一直呼吁創(chuàng)作貼近生活、反映時代，但一些作家尚未表現(xiàn)出擁抱時代的充分熱情，甚至存在著某種“逃避時代”的傾向，體現(xiàn)在作品中便是缺少時代氣息與現(xiàn)實溫度。 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作家內心深處存在觀念誤區(qū)。

　　有人認為，文學應該與時代保持距離，直接反映當下社會生活，有“應景寫作”之嫌，會傷害作品的文學性。其實，作品的文學性如何取決于作家的文學修養(yǎng)和寫作能力，并不取決于題材。認為書寫時代的作品會影響文學品位，是一種誤解。文學史證明，許多名家正是對本時代社會生活進行高度的典型概括，深刻挖掘出蘊藏在本時代題材中的人文精神，才創(chuàng)作出流芳百世的作品。杜甫的“三吏”“三別”就是如此。

　　有人認為，“文學反映時代”是一種過時的理念，現(xiàn)代文學更注重對人的個體生存和“內世界”的呈現(xiàn)，追求的是文學的超越性、永恒性而不是時代性。“超越時代”不是懸浮在半空中超越，完全脫離現(xiàn)實感的作品無論在現(xiàn)世還是后世都是不會真正受到歡迎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具有超越時代的永恒意義，與反映時代并不矛盾。某種意義上，越是時代的，才越是永恒的。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深刻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中國的真實現(xiàn)狀，它們至今仍具有超越性的影響。

　　(四)

　　任何時代都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是多彩的而不是單色的，是復雜的而不是簡單的。在社會生活中光明與黑暗、先進與落后并存。書寫時代必須正確處理歌頌與暴露的關系。要全面地、辯證地審視現(xiàn)實，透過現(xiàn)象認清本質，把握住社會生活的基本面和基本走向。

　　我們所處的時代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xiàn)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當今時代為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素材和強盛的精神力量。盛世文章可期，人民改革創(chuàng)新的歷程，普通勞動者可歌可泣的奮斗足跡，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實踐，都值得揮毫大書。同時，我們也不避諱現(xiàn)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確實有些骯臟現(xiàn)象令人深惡痛絕。弘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兩個方面，不能注重一個方面而忽略另一個方面。應該站在思想和藝術的高度，充分體現(xiàn)時代精神，反映時代本質，呈現(xiàn)時代的豐富性。在把握現(xiàn)實中，分不清歷史發(fā)展的主流、支流，或對時代作簡單化的理解，都可能造成對時代面相的遮蔽與誤讀，削弱作品的認識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最近，我讀到一篇文章，文中說，某些文藝作品中的“戾氣”，往往源于對某種社會情緒的“迎合”以及對社會發(fā)展走向認知和理解的片面化，“戾氣”不是創(chuàng)作的正道，無法給文藝帶來真實的生機。此論我深以為然。對于社會上存在的各種矛盾、不如人意之處，要進行客觀分析，取積極態(tài)度。“明朝散發(fā)弄扁舟”是消極的，“我以我血薦軒轅”才是積極的。對于丑惡與黑暗，我們不僅應抨擊丑惡，更應努力用正義去戰(zhàn)勝丑惡；不僅應揭露黑暗，更應努力用光明去驅逐黑暗。

　　(五)

　　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注重表現(xiàn)生活的真實，刻畫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人物，它與時代的寫照形成密切的對應關系。現(xiàn)實主義在表現(xiàn)時代生活方面，具有重要的優(yōu)勢，但它不是唯一的創(chuàng)作方法。表現(xiàn)時代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產(chǎn)生現(xiàn)實主義，也可以產(chǎn)生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等其他創(chuàng)作方法。杜甫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和李白的浪漫主義作品都是對詩人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忠實記錄，只不過風格和手法不同。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是現(xiàn)代主義杰作，作者對現(xiàn)實的玄想或感應曲折傳達了對時代本質的深切認知。郭沫若的《鳳凰涅槃》、惠特曼的《草葉集》都是充滿激情和想象的浪漫主義作品，同時也是具有強烈時代感的作品。因此，在書寫時代上，再現(xiàn)與寫實的方法固然重要，抒情的、幻想的、變形的、象征的、魔幻的等等藝術手段也同樣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六)

　　反映時代可以用“宏大敘事”，也可以用日常敘事。反映一個風起云涌的大時代，采用宏大敘事當然是不錯的選擇。《三國演義》就是宏大敘事，作品全景式描寫了東漢末到西晉初近百年軍事、政治、經(jīng)濟、文化活動，寫了栩栩如生的1798個人物。被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的《戰(zhàn)爭與和平》也是宏大敘事，作品以史詩般廣闊與雄渾的氣勢，生動描摹了1805年至1820年俄國社會的重大歷史事件和各個生活領域。宏大敘事是一種重要的寫作樣式，但并非書寫時代的不二法門。不能片面追求敘述大的歷史事件、大的時間跨度、大的社會場面而拘囿了自己的視野。在表現(xiàn)時代生活時，每位作家都有屬于自己的素材、體驗、視角和形式。對日常生活的開掘，只要有深度，同樣可以造就具有時代特征的大作品。《紅樓夢》對沒落的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力透紙背的深刻描繪，小說呈現(xiàn)的主要是家庭生活的瑣細場景，普通人物的日常關系，但小說所達到的情感與思想境界，烘托出的時代氛圍卻是一般“宏大敘事”所難以企及的。老舍先生的《茶館》也不屬于宏大敘事，但通過一個小茶館的起落興衰和來往人物的描繪，濃縮了清末維新、軍閥割據(jù)、民國三個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的變遷。誰能說小茶館里沒有時代風云呢。

　　(七)

　　文學是照亮時代前進的燈火。在文學史上有影響力的作品，往往能在喚起民眾、推動社會進步方面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茅盾先生曾經(jīng)說：“我們決然反對那些全然脫離人生的而且濫調的中國式唯美的文學作品。我們相信文學不僅是供給煩悶的人們去解悶，逃避現(xiàn)實的人們去陶醉；文學是有激勵人心的積極性的。尤其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希望文學能夠承擔喚醒民眾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批作家，以天下為己任，把改造中國當成自己義不容辭的使命，面對羸弱的中國，通過作品高聲吶喊，催生社會的變革。郭沫若的《女神》詛咒黑暗、追求光明，充分反映了當時“狂飆突進”、沖決一切污泥濁水的時代精神，成為反帝反封建的嘹亮號角。歌劇《白毛女》以富于鮮明時代感的主題，號召人們投身革命，奮力砸碎“將人變成鬼”的舊制度，建設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改革開放以來，活力煥發(fā)的中國作家們也伴隨著歷史的脈搏，以井噴般的創(chuàng)作激情，反映時代，為促進時代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八)

　　黨的十八大圍繞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明確提出了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凝結著無數(shù)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載著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向往，昭示著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實現(xiàn)中國夢貢獻力量。近年來，廣大作家書寫中國夢，推出了一些佳作，但無論是在質量還是數(shù)量上，都還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故此，寫下這篇零散絮叨的隨筆，意在期盼更多的為偉大時代放歌、為中國夢立傳的好作品問世。

　　(此文轉載自《光明日報》2014年1月13日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