迸發奔騰的力量——2013年少數民族文學亮點掃描

　　2013年少數民族文學依然保持蓬勃發展的態勢，備受關注與矚目，如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的全面實施，有力地推動了少數民族文學的深入發展。不過，即便是花團錦簇、精彩紛呈，在寫作變得大眾化、平常化的情況下，難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齊。可喜的是，一批精品力作噴涌而出，以其獨特的民族文化特質與豐富的藝術內涵為少數民族文學提供了新的動力，也為2013年中國文壇注入了生機與活力。因閱讀范圍和文章篇幅所限，在此，僅對筆者所關注的部分作品進行粗略掃描。

　　“故鄉思維”的文學升華

　　每個作家身后都有一個故鄉。許多作家即便遠離故土，生活在異鄉，而文學之根卻依然深深扎根在自己心靈的故鄉。如黃永玉(土家族)的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第一部《朱雀城》和帕蒂古麗(維吾爾族)的散文集《隱秘的故鄉》都生動詮釋了故鄉的文學魅力。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是黃永玉在1945年就曾動筆寫過而沒能完成的自傳體小說，分為三部，今年出版的第一部《朱雀城》洋洋灑灑80多萬字。一位90歲的老先生，靠什么完成這樣的鴻篇巨制？料想，這首先需要一種文學精神，一種對文學就像珍愛生命一樣的堅守和熱愛。無怪乎黃永玉說，“文學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文學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鄉思維”。讀過《朱雀城》，我所理解的“故鄉思維”不僅僅包括故鄉人、故鄉事、故鄉情、故鄉理，還包括故鄉的語言、思維、氣質和風格等等。

　　黃永玉的故鄉是湘西鳳凰，朱雀城也就是鳳凰城。《朱雀城》描述了作者12歲前在家鄉的生活，但是作者顯然不是為了講故事，不是僅僅敘述一個游子的故鄉記憶與成長故事，而是描繪生活，展示一個真實的豐富的湘西，一個飽含文化內涵的、充滿人情美與人性美的湘西。小說篇幅巨大，文字卻簡潔精練，敘述如行云流水、從容淡定，看似隨意，實則是匠心獨運、字字珠璣。一個個生活細節、一幅幅生活圖畫、一個個人物的音容笑貌撲面而來，令人目不暇接。朱雀城還是湘西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作者將朱雀城社會各層面的人物都納入筆端，借個人與家族的命運演繹時代風云，將深切的故鄉情懷與中華民族精神融為一體。

　　這個湘西，在沈從文等作家的筆下都有過深刻的藝術呈現。然而，《朱雀城》所描寫的眾多生活側面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所承載的深厚的生活內涵與思想情感、所展現出來的獨特的湘西文化特質以及自如從容的敘述、鮮活靈動的口語與獨到的人生感悟，都體現出嶄新的風貌。可以說，這是關于湘西敘事的一部重要作品，一部厚重的充滿民族風格與中華氣派的杰作。

　　帕蒂古麗近兩年來脫穎而出，她的故鄉大梁坡及其散文寫作備受矚目。生活的苦澀原本沖淡了帕蒂古麗的鄉土記憶。離鄉多年后她才開始回望故鄉，是文學給了她勇氣和力量讓她重新審視故鄉，讓故鄉在她的文學想象、思索與回味中復活，變得真實、生動而深刻。她的文學經歷說明，只有具備一定的生活積累、情感積累和文學積累，才能讓郵票大小的故鄉獲得文學的升華。

　　在《隱秘的故鄉》中，一個文化混血兒的別樣的生命體驗、一個由瘋母親和孤獨的父親組建的家庭的苦難記憶、在多元文化雜糅與碰撞下的村莊的世態人情，經過帕蒂古麗細膩的描繪一層層鋪展開來。《一堵墻用縫隙說話》《混血的日子》《模仿者的生活》《第六根手指》等等，不僅標題新穎，思想內容也新鮮、獨特，然而，帕蒂古麗的散文并不依靠題材的新奇吸引讀者，而是通過文化差異背后真切的生命體驗感動人，并通過深刻的人生思索與生命感悟震撼人。在散文寫作中，一般都會用第一人稱敘述，可是帕蒂古麗大多數用的是第二人稱。她說：“我用第二人稱訴說記憶時感覺很平靜，仿佛照鏡子，很愉悅，很自在，很安全。”第二人稱敘述拉開了“我”與生活的距離，遙望過往生活的酸楚與疼痛，因距離而變成一種文學的審美，使得回望的筆觸變得平靜、從容、自然而真切。多元文化的豐富性與差異性、獨特的敘述方式和深刻的思考巧妙交融，造就了帕蒂古麗，使得她的故鄉書寫成為中國散文寫作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魯若迪基(普米族)的詩集《一個普米人的心經》、楊啟剛(布依族)的詩集《打馬跑過高原》、蔡勁松(侗族)的隨筆集《云影松風》、龍章輝(侗族)的散文集《好像聽見父親在風中說話》等，也是從故鄉啟程，思索生活，感悟人生，營造詩意。阮殿文(回族)的長篇小說《灣灣田之戀》追憶孩童的一往深情，言之切切，感人肺腑。

　　民族文化記憶的深度開掘

　　阿來(藏族)的長篇非虛構作品《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以瞻對土司部落為中心，準確再現了從清朝、民國政府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兩百年間康巴地區的傳奇歷史。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故事，以小說方式展開敘述，對阿來來說，可謂輕車熟路。可阿來不要戲說和虛構，而是要還原歷史的真實。為此，他得從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辨別真偽，梳理歷史，還得調查采訪，通過大量真實的細節再現歷史。阿來說：“寫歷史，實際上是想回答今天的問題。很多時候，對于中國問題的解答過于宏觀，而文學是從微觀的角度出發……《瞻對》寫的是歷史，其實是在關注今天少數民族特別是藏區不安定的現實問題。現實和歷史總是有關聯的。寫每本書，我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問題，解決自己的困惑。”這部作品通過瞻對兩百多年的生存斗爭折射整個川屬藏族地區的生存境遇與發展狀況，對當下現實的啟示意義不言而喻。從藝術形式來說，阿來采用了小說的敘事技法：“我”在講述歷史時自如地穿行于歷史與現實之間，既有史料的展示和對歷史的客觀描述，又有作者考察采訪的小插曲。歷史與現實及作者的感悟融為一體，避免了史料的堆積和閱讀的乏味，而增加了可讀性與吸引力。它為“非虛構寫作”文體從現實延伸到歷史提供了一個較為成功的范本，也為少數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敘事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

　　走出《瞻對》的歷史風云，再讀丹增(藏族)的小說散文合集《小沙彌》，可以卸下心頭的沉重，而獲得精神的慰藉。中篇小說《江貢》生動再現了轉世活佛小江貢從一個貧苦的牧童阿措成長為活佛的艱難歷程。雖然是虛構，許多細節卻來源于作者的親身經歷。神秘而復雜的修煉成佛的過程，變成真切的抵達圣潔境界的生命體驗。雖然充滿藏傳佛教文化的慈悲情懷和良善思想，卻沒有深奧的教法與說教之嫌。其他作品均為散文，大多取材于作者的自身經歷，飽含博愛之心與普世情懷，又蘊含著深刻的哲思和感悟，在不動聲色中傳遞出宗教信仰的大善大美，就像一盞明燈，感化心靈，照亮世界。

　　郭雪波(蒙古族)的長篇小說《天玄機》依然堅持作者一貫的民族文化題材，但是又有了新的突破，視野更高遠，主題思想更深邃。作品以歷史與現實兩條線索交錯展開故事，一方面敘述上世紀20年代以丹麥探險家亨寧·哈士倫為主的科考隊考察蒙古族歷史文化的坎坷歷程，另一方面描寫“我”回到家鄉考察民間文化及人類談了數千年的靈魂問題的遭遇。作者采取人類學家的文化視角審視生活，探尋歷史與靈魂的秘密，又批駁現實存在的尖銳問題，思索民族生存發展的文化之根，表現出寬廣的人類意識和世界情懷。

　　阿云嘎(蒙古族)一直以來堅持雙語寫作，著力于反映蒙古族文化在時代發展變遷中的生存境遇，塑造民族精神。長篇新作《滿巴扎倉》(哈森譯)圍繞一部神秘的蒙古藥典展開故事，反映了從朝廷、旗貝勒府、寺院到民間的激烈斗爭。權力與欲望、忠誠與背叛、圣徒與流氓、情愛與貪欲、俠骨與柔情等等都在作者運籌帷幄的敘述中展示出來，構成了19世紀末鄂爾多斯高原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小說故事情節生動曲折，引人入勝。但是小說的要義卻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通過各色人物的命運掙扎表現人性的復雜，以歷史反觀現實，啟人深思民族文化的發展傳承問題。

　　現實觀照與藝術超越

　　阿拉提·阿斯木(維吾爾族)的長篇小說《時間悄悄的嘴臉》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充滿時代性與民族性的作品。小說敘述了商人艾莎麻利與勁敵哈里的恩怨情仇，大開大合，張弛有力，深刻反映了當下維吾爾人的生存狀況與精神風貌。結仇、復仇而最終化解，善感化惡，這樣的故事與主題并不新鮮。作者的獨特之處在于通過大量的心理描寫表現人物進行靈魂的自我拷問與救贖，獲得了對人生價值、善惡、金錢、欲望、愛情、親情、友情、信仰、時間等問題的解答與頓悟。比如，艾莎麻利意識到：“一個男人的名聲，才是他真正的呼吸器。”“在大地的一切角落，好人和壞人，都逃不出時間的牢籠。”“在一切有光和風雨放肆的地方，好名聲都是引路的燈塔。”“錢是雙刃劍，它可以讓一個男人山一樣地高大，也可以讓一個男人污水一樣發臭。”穆醫生說：“心地善良了，才能有嘴臉和尊嚴。”這些深邃的充滿智慧的話語，是作者深入思考之后的結果，也是維吾爾民族文化的結晶，反映了當下百姓的理想和愿望，堪稱為新時代的“把人們導向幸福”的《福樂智慧》。而且，維吾爾族獨特的思維造就了小說新穎的意象和別致的表達，語言機智幽默，給漢語文學帶來了質樸與清新之氣。

　　凡一平(壯族)的《上嶺村的謀殺》是作者第一部將視野和心靈返回故鄉農村的長篇小說。雖然他借用了自己的故鄉上嶺村作為小說環境，但是故事本身卻與自己的鄉親無關，它指向的是當下中國的鄉村，關注的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農村生活與農民命運。多年來，鄉村沉重的現實像磐石一樣壓迫著凡一平，這部作品使之擺脫了“夢魘”。他說：“我寫完小說的最后一句話，渾身輕松且愉快。我想我解放了，得救了。我終于有勇氣和力量，獲得了一次藝術的跨越和心靈的救贖！”

　　小說里的這場謀殺非同尋常，是好人謀殺惡人的命案，而且是村民集體處理一個村霸的案件。壞人韋三得欺男霸女、作惡多端、橫行鄉里。村民在大學生黃康賢的策劃組織下成功實施了謀殺，并做出韋三得自殺的現場。然而韋三得被殺，故事只是告一段落，情節的進一步發展是：有人報案說韋三得不是自殺而是他殺，村支書的大兒子韋波為了村民獨自承擔了殺人的罪名，一個美好的家庭被摧毀了。最有前途的黃康賢集善良、正義、智慧、學識與愛于一身，是村里的希望，可最后卻被韋三得的情婦要挾，被逼上了自殺之路。凡一平是講故事的高手，在一個個懸念中帶領讀者走進撲朔迷離、錯綜復雜的矛盾糾葛中。然而，小說的深刻還不在于故事，而是故事里包含的鄉村倫理道德淪喪、社會秩序紊亂、農村家庭愛的殘缺與留守婦女性的扭曲、法律對惡的無能為力等等，這是當下農村乃至中國社會出現的不容忽視的新矛盾、新問題。上嶺村的疼痛與深刻是源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藝術真實。

　　周建新(滿族)的中篇小說《分裂的村莊》敘述一個村莊的裂變：高速公路將村子分為兩半，一部分走向與世隔絕、貧困保守，另一部分走進了現代文明，卻因都市垃圾污染水源致使多人得病而走向衰敗。這個村莊的命運也是當下鄉村的一個縮影，啟人深思。山哈(畬族)的《追捕》寫獄警在追捕逃犯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人性的光輝和愛的溫暖，令人動容。光盤(瑤族)的《漸行漸遠的陽光》關注底層人物的悲苦命運。窮困潦倒的呂得林患了眼癌卻無錢醫治，妻子汪小麥被迫離婚，帶著病人嫁給家境稍好的二良，小說敘事充滿了荒誕色彩，卻是殘酷的真實。蒙飛(壯族)的《盧長火傳》敘述小人物盧長火令人啼笑皆非的生命歷程，人物的命運悲劇里隱含著對時代和社會發展的深刻思考。王華(仡佬族)的《向日葵》關注的是貧困戶的精神生活，啟示人們幫扶工作不應該僅僅是物質的扶持，更需要精神的慰藉和生活的尊嚴，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現實還包括自然生態。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都是少數民族文學的突出主題。胡冬林(滿族)深入長白山原始森林20年，構建了一個林中寫字臺。散文集《狐貍的微笑》描繪森林里的青羊、熊、狐貍等生靈的生活習性與生命形態，是生態文學寫作的重要收獲。這樣獨特的生命寫作和文學堅守，也為少數民族作家樹立了成功的榜樣。

　　2013年少數民族文學的熱點還有康巴作家群和內蒙古草原文學，以及女性文學等。比如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推出的“閱讀中國    五彩霓裳”叢書推出了葉梅(土家族)的小說集《歌棒》、趙玫(滿族)的散文集《敘述者說》、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哈薩克族)的散文集《遠離嚴寒》，金仁順(朝鮮族)的小說集《僧舞》、娜夜(滿族)的詩集《睡前書》。這些作品文體不一，各具特色，從不同方面代表了少數民族女作家創作的最新成就。另外，馬金蓮的中篇小說《長河》在從容的敘述中將生活的苦難、生命的消亡與人性之美、信仰之美和語言藝術之美生動而細膩地表現出來，內涵深厚，意味雋永，是近年來中國中篇小說創作的新收獲。

　　更有一些充滿活力的文學生力軍在崛起。如廣西少數民族新銳作家叢書推出黃土路、陶麗群、周耒、潘小樓、梁志玲、費城、楊仕芳、何述強、林虹、黃芳等10位作家的新作。還有傈僳族作家李貴明，哈薩克族作家艾多斯·阿曼泰、田榕、阿依努爾·毛吾力提，蒙古族作家蘇笑嫣，土家族作家田耳、向迅、劉年、朱雀，瑤族作家鐘二毛，回族作家馬笑泉、于懷岸、敏洮舟，達斡爾族作家達拉、晶達等等，均有佳作發表。文學薪火相傳，這些鋒芒畢露的充滿潛質的青年作家是少數民族文學保持勃勃生機的發展動力，也將成為未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