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燕長篇紀實散文《雙重生活》:現實中國人倫生態的最佳報告

　　丁燕的《雙重生活——從烏魯木齊到東莞的遷徙之路》(花城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以東莞樟木頭鎮為原點，將視域向四周擴散，不僅講述了自己的定居經歷，還包括目光所及的他人命運，她不僅擷取事象表面，更力圖穿透現象，進行精神的、形而上的、地域文化的穿越，將中國經濟轉型、社會矛盾、政治實態、風俗習慣、情感結構，描摹得玲瓏剔透。從某種角度來看，作者完成的是一個人類學家的田野考察；然而，其文字銳利、深邃、充滿張力，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可以說，這次定居史，也是一次脫胎換骨史、自我揚棄史，不但極大地改變了作者的生活方式，還改變了精神生活方式。

　　這部作品絕不是所謂“零度敘述”，相反，作者的主體相當活躍——從西北至東南，對其個人而言，不啻為天翻地覆之變局，作者不是來旅游，而是要扎根，變成新居民。這種“住下來，慢慢觀察”的狀態，令她目擊到大量電視畫面從未有過的場景，最終促成了這一重構。這部作品凝結了作者的血淚真情，它廣納了社會底層的最新信息，寄托了深刻的人文關懷，是一部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民情備忘錄，不僅展現了作者獨特的觀察與體驗、感悟與深思，還具有較高的文化含量。

　　“從西北到東南，在別人習以為常，習焉不察的環境里，我看到了陌生與驚詫。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總令人愉悅，有時，它甚至是危險的。”(《南方寫作之夢》)對丁燕來說，慨嘆的基礎是堅實的物象，而這物象，又因和自身命運息息相關而有著連骨帶肉的痛。正是這種切膚感，構成了她文章的思想脊骨和詩性源泉。

　　站在湍急的人流中心，四周為浩蕩的街景，人們在買菜、爭吵、坐車、拉客戶、閑聊、打麻將、訓斥孩子、做飯……煙火騰騰的俗世圖景，令丁燕的身心全方位展開，所目擊之怪現象，宛若漂流難民遭逢孤島般震撼。作者曾諳熟游牧和農耕文化，突然置身于城鄉交匯處，為“茅草與酒店共存”之現象所驚詫。在銀行，因身份證上的特別文字而引來女職員的尖叫；為辦理居住證，不得不去衛生所做婦檢；在公交車上，要忍受“新疆小孩都是小偷”的赤裸羞辱……最初的嶺南生活，令丁燕感覺自己像個白癡。在這個新到達的城市，她沒有戶籍、不懂方言、沒有親戚，幾乎是最沒競爭力的那類人，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作者逐漸意識到，軟弱的丁燕對那個隱藏的作家丁燕來說，是有好處的。

　　被冷落、被疏離、被放逐的經歷反而保證了作者以更放松的心態去觀察，這使得這部作品交織著小說的跌宕、紀實的精準、詩歌的抒情，而她對日常街景、普通市民的細致觀察、個性描述，正是這部作品的魅力之源。丁燕以敏銳之眼將嶺南市象刻錄下來，不僅呈現出它的外部機制，還有其互相吻合和交錯的內在肌理。那些邊走邊吃盒飯的女工、遛狗的老婦、長腿的女郎、電子廠的清潔工、職場白領……她們并非清晰的“高、大、全”人物，而總處于沖突頻仍的情形中，丁燕將她們的猶疑、恍惚、掙扎、拒絕和反抗描繪下來，不僅對遷徙狀態中人的弱點和失敗進行了探索，同時還抓住了人性中的那束光。

　　這部作品的結構是大圓環套小圓環：文章開篇從北至南，結尾從南向北，形成閉合循環；而每一個篇章，都講述了一個獨立的故事——每當“我”或“她”在遭遇挫折、打擊、意外、驚恐，乃至被剝奪了外在尊嚴后，總能奇跡般獲得重新站起的力量。多個小環裹在最大的環中，如大樹的不同枝椏，緊緊圍繞根系。

　　“遷徙”一詞，是本書的文眼。正因為“遷徙”，才引出之后的系列變動：住進出租屋，四處找房，和女房主交易，不堪忍受的鄰居，換房至最終定居。由此，作者感慨：“在異地定居，并非只是住進一間房屋那么簡單。”這個連鎖反應，滲透著現代人生存之艱難。在各種揣測、追問和質疑中，一種迥異于鄉村生活的經驗得以呈現：城市人的疏離、人際關系的異化。

　　及至搬家，更充滿懸念，起伏跌宕：虛擬的大車，似乎是“為防止將樹枝掛斷”而停在看不見的地方。3個口音不同，形態各異的陌生男人，將帶來怎樣的不測？最終來搬家的人，卻根本不會搬家；修理工出現了，他是陌生人，卻和孩子一起去找水籠頭的總閘。在大人們互相警覺，揣測對方是否小偷或強盜時，孩子卻如陽光，是無蔽的、燦爛的。最終，一根管子被當成禮物送給孩子時引得一陣雀躍，成為此文中最柔軟、最溫暖的一筆。

　　住的問題解決了，竹筍怎么吃？什么是水蟑螂？怎樣和鄰居交流？如何在被細化的車站，進行“六選一”？如何面對不斷涌來的各色人等？在我看來，丁燕的寫作像手拿放大鏡，以一種超乎尋常的耐心進行觀察；同時，還給予被觀察者濃烈的關切。作者發現，“東莞一帶是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雖工廠云集，但舊的審美方式，生活理念，禁忌習俗，并未因土地變成廠房，連根拔起，某些執拗的部分，如紅頭繩，以一種化石般的堅韌，遺留下來。”當下中國，大城市已格外森嚴，而鄉村又太過封閉，正是這種城鄉交匯處的小鎮，才是了解中國改革進程的絕佳標本。在那些被遮蔽的小人物身上，也許更能體現當代中國之巨變。

　　春節返疆，從東莞回到哈密時，作者發現父母新遷的小區也名為“東莞小區”。從“此東莞”到“彼東莞”，5000公里挪移，好像從起點又回到了終點，這是怎樣的隱喻！一路上，從飛機到火車，從中產階級的爭執到虛偽愛國者的漫談、普通人的謙遜與良善，一幅當代中國各階層的寫意圖，活生生呈現出來。

　　讀《漂流在街道》，光有欣賞美文的優雅是不夠的，還得準備一副堅強的神經，不然會大受刺激。文章從一只老鼠在南方街道上被輾死的極度形容開始，至最后，一個神經錯亂者開寶馬車制造了血肉橫飛的大案，始終不離“街道”。時而新疆，時而南方小鎮，閃回交錯。作者抓住“街道”這個人們熟視無睹的意象，視之為日常生活的載體、人性變幻的場域、生活與情感方式展露的平臺，最公共但也最個人的生存之象征——你固然無法推開人家的窗戶去窺密，卻可以在逛街的瞬間，獲取足夠的能量和信息。作者的捕獲能力無疑是驚人的，現場感和毫發畢現的無盡形容，處處在延長感覺、膨脹想象，使一條路活了起來。貫穿全篇的殘酷物語、血腥敘述，沒有精細的觀察是無法保證的。街道上并不都是鶯歌燕舞，還有血、欲望、死亡和混亂，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在資本的累積中，街道深處有新與舊交戰的慘景，只有正視它并且發現它，才能真正體悟中國之巨變。

　　《雙重生活》的獨特之處在于提供了一個此前從未被重視的觀察視角：主婦視角。作者不是從大處和高處發出宏觀論調，而是深刻地把握了“主婦”這個特定身份中的特定感覺，將自身經歷作為溝通南北的橋梁。本書非常個性化，但是卻沒有一點說教色彩，細節精準、思考尖銳，飽含豐富的人類經驗。這些經驗不都是發生在心靈上，還要發生在身體上，發生在作者和世界的物質關系上。通過這個獨特視角，讀者所看到的，是日常的、平實的、細部的嶺南。

　　作者貌似講述一個主婦的遷徙生活，實則講述了這個時代的寓言。出租屋的尷尬、公交車內的困惑、身處邊緣的絕望……每個身處大遷徙狀態中的中國人都曾經歷，但在丁燕這里，卻遭到了最仔細的拷問。在丁燕看來，世界上的大事，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還包括吃飯、穿衣、坐車、閑談、逛街……忽視了這些，就是忽視了生活的復雜性，生活豐滿的質地。當長期被忽視的日常生活像俘虜般被釋放出來后，世界陡然變了模樣：熟悉的變得陌生，無趣的變得有趣。

　　文學性的豐沛，是此書的另一大特點。閱讀此書，讀者會感到進入到一個語言的狂歡化場域，處處是酣暢淋漓的夸飾與形容。作者擅長精妙的細節刻畫，善于貼著人物寫，無論形容或描繪都有滋有味。書中每一篇文章都充滿情感的張力和開闊的知識幅度。這種藝術風格的形成，不僅與作者是詩人有關，還與她審慎的寫作姿態有關。面對毛茸茸的生活切片，丁燕似乎比一般人更有耐心進行深度透視。

　　丁燕的寫作是謹慎的，思考是深邃的，她似乎想要留給讀者一種記錄，暴風雨式的記錄；她講述了一個又一個場景和故事，并呈現出包含其中的內心危機、沉淀、轉變、精神的再生、獲得救贖后的欣慰……每當她沉迷于南方的當下，都會引起對北方的思索，這種聯想，絕不是簡單的對比現代與落后，更多時候恰恰相反：都市遍地粗暴，而蠻荒之地卻處處閃現文明。在丁燕看來，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互補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交流是為了互相了解，求同存異，并非傾軋與取代。作者寫到沙漠之夜停車等待救援，聽到異族女子呼喊“胡大爺”時的震驚——“我知道，她是在召喚她信仰的真主。我的心突然被揪了起來，感覺一股熱流涌過。”一句節制的抒情，便將人和人之間雖語言不通但暖意猶存的真相深刻地呈現出來。

　　作者的可貴之處在于，她從不把自己從現場剝離開，在對他人進行質疑時也同時面對自己。在南方陽臺，當她聽到暴力詞語后，回憶起在新疆所遭遇的暴力事件。她為躲避暴力而來，而暴力卻無處不在。往深里探究，作者詰問起自己：是不是我也構成了別人的暴力？是不是我的暴力基因被點燃后，也會如此瘋狂？當作者帶著她個人的前史、她的心、她的理解、角度和修辭在寫作中力圖捕捉和確定事實時，她坦誠地自我暴露，把她個人的有限性亮了出來，從而建立起一種真正的“真實”。

　　改革開放30年，中國之巨變，就是中心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獲得了覆蓋性的宰制地位；然而，城市生活卻讓國人疲憊和焦慮，渴望從文學作品中獲得某種緩解和共鳴，并從中認識自我和世界。丁燕在南北對峙中撐開空間，讓不同質的文化共居一體，引發深思，既有生存的勇氣，又有靈魂的悸動，還有為捍衛尊嚴和價值的抗爭，絕非一般紀實散文可比。可以說，這本書所挾帶的信息之豐富、經驗之雜多，都不愧為一份現實中國的人心、人情、生態、環境、物流、氣候的最佳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