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抒情于敘事 以輕松寫沉重——讀老九的《賣書記》

　　老九真名楊佑田，煤礦工人出身，性格粗豪，自幼酷愛文學，喜歡創新，文章大多劍走偏鋒，并對現代派文學作品，特別是對卡夫卡的研究，足可稱得上“專家”。且在上大學之前，他早有文名——了解了這些，那么他的這篇《賣書記》為什么寫得這么好，就不足為奇了。緣于種種原因，老九畢業后雖淡出文壇，但一顆文心非但沒有淡然，反而越來越赤誠熱烈。老九刻苦、認真、執著，且腹有詩書，自省、自信甚至自傲，這種性格脾氣我喜歡，跟我有相仿的地方。在外人看來，這也許是一種純粹的坐井觀天式的盲目的自高自大，但卻是作家們應具的一種心理品性。讀《賣書記》，我有三點體會。

　　其一是寫法別致。這篇散文表面上好像是一篇敘事散文，實則是一篇純粹的抒情散文。作者明寫一個賣書的整個過程，暗寫的卻是作者文心被“出賣”或自己把精神向度“賣”給世俗的一種痛苦的心理歷程。即作者寓抒情于敘事，以輕松寫沉重，將這種情感以講故事的方式出之，將這種沉重以口吻輕松的方式出之。因此文中沒有抒情語式，沒有驚嘆語，沒有祈使句，有的只是客觀冷靜詳盡的敘述，有的只是文字的刺痛感。難道我們僅是“賣書”這么困難嗎？“貧賤夫妻百事哀”。這種獨特別致的寫作方法，再加上下述兩點，使這種形而下的經驗陳述具備了形而上的超驗立意或“意義”。

　　其二是注重細節的援用。如果說上述的“講故事”方式首先能抓住讀者的閱讀興致的話，那么，細節的運用更增強了這篇散文的藝術震撼力。比如：開始決定賣書時，“我馬上開始認真挑揀，該賣的碼一堆，不該賣的碼另一堆。然而，在我看來都不該賣。于是，反反復復，從該賣的那堆再拿到不該賣的這堆，后來，不該賣的這堆反而越來越大，該賣的那堆卻越來越小……”這個細節極其細膩地表達了作者賣書時“不得不如此”的那種無奈、矛盾和痛苦的心緒。再比如：當作者看到收破爛的小販“野蠻裝卸”，從樓上踹書，書從樓上滾下來時，心疼地說：“這是書啊，怎么能用腳踹呢？應該這樣抱著送下去！”說完，他從3樓到樓下，完美地示范了一次，但收破爛的小販哪能理解一個讀書人此時此刻的心痛呢。再比如：當收書小販的秤鉤子鉤進編織袋子時，作者這樣寫：“許多年以后，我一見圓形鋒利閃閃發光的鐵鉤子，定會敏感和恐懼。這種敏感和恐懼，就來源于那個賣書的下午。”最后作者干脆不讓他們再過秤了，是他不忍再看那些書，不，是心被刺痛的慘烈啊。還有夫妻在哭，樓下卻傳來孩子的歌聲和歡快的狗吠。于是，哭都不敢大聲了，等等。有無“細節意識”，會不會援引細節，是一個散文家成熟、高明與否的重要標志，老九的細節用得巧妙。

　　其三是老九的語言與敘述有新意。這種新意的出現，無疑得益于老九長年累月對現代派和后現代派文學的研讀、會意與追求，并在此基礎上企圖形成自己的語言風格和敘述風貌。比如：“隱藏淚水最好的地方是心靈。隱藏淚水最好的武器是時間”；比如：“啪啪啪，鐵鉤子像鉤在了我的肋骨、我的臂膀、我的手臂上，我聽見書們在喊疼，在掙扎，在躲閃，我覺得我的身體多處在流血，創口深及骨頭，內里淺紅的肉已翻卷外露，宛如一朵朵盛開的嬌艷玫瑰。”顯然用的是通感；再比如：文中幾次出現“許多年以后……”這樣的句式，顯然是對拉美小說的借鑒。老九向來不滿當今散文由來已久形成的那種模式化語言，在寫作上喜歡追新求奇，重復(重復別人重復自己)是他的敵人；在寫作風格上喜歡摧枯拉朽、攜風帶雨、痛快淋漓，最厭惡四平八穩、暮氣沉沉——他的這篇散文自始至終氤氳、張揚、充溢著的就是這種精神，雖然他做得還不夠盡善盡美。

　　《賣書記》深刻的意義，在于它濃縮折射了在這個物質對于精神的強行擠壓、世俗戰勝了理想、電子閱讀日益替代紙質書籍的時代，一代知識分子內心的糾結、困惑與痛苦。文章最后寫道，8000冊書賣完后，妻子上街買了豬頭肉和酒，“居然還有酒，是衡水老白干比較便宜的那種，還買了三盒煙，我和妻喝得猛烈而快捷”。喝到最后，“我們就流淚了，就互相用毛巾給對方擦淚(那時買不起紙抽，覺得奢華)。”“許多年后，當我兒子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我們一家三口談到了2001年深秋那天賣書的往事。兒子與妻子對視幾眼，笑曰，爸，你當時在家過道堆成的書山，我媽早讓我悄悄地賣開了，今天多少本，明天多少本，啥該賣不該賣的，你哪知道實情啊！”“于是，我們一家三口就嬉笑，就壞笑，就大笑。然而，笑過之后，我覺得我們的笑聲空洞無味，黑色幽默。”快結尾了，老九還接連砸下重錘，讓我們感知變數、感知沉痛、感知無奈……如此的語言、如此的敘述很提神很新意很多義且俯拾即是，它們像一盞盞明燈，照亮了整篇《賣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