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與“作家”之間的秘密

　　在我迄今長達7年的寫作生涯中，最不滿意的倒不是寫作本身，而是隨之而來的身份符號。其一是我經常被誤認為是個“工人作家”——眾所周知，這很老派。我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解釋過，自己在“工人”和“作家”的身份之間曾經有12年的廣告公司從業經歷，至少有10年我是在一流公司度過的，那鬼地方既冷血又繁忙，我一直做到創意總監和首席提案手(文學界的人不太知道這兩個職務的重要性，反正我也無所謂啦)，直到自己干不動。

　　我一直以為身份符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后來才逐漸明白，這是一句鬼話，任何有分量的評論都是從作家的生平研究開始的，作品本身很輕，被曲解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有可能被套用。連同我這個作家身份，也在某種概念之下存在著。

　　2006年我打算寫《少年巴比倫》的時候遇到了一個書商，此公力勸我寫一個關于都市廣告人的小說。我呢，很不爭氣，只想寫寫自己經歷過的工廠。過了一些年，我出版了3部小說，又遇到這個人，他又勸我寫個“所有人都愛看的小說”。我都快笑出來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這事似乎很難。廣告學認為，很難找到一個產品是適合所有人的，只有那些定位清晰的牌子才能成功。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倒成了一個投機取巧的商人，而那位書商則有著遠大的文學理想。

　　我被定位成一個“青春寫作”作家也是沒辦法的事，雖然我40歲了，還得吃這口冷飯，一點勁兒都沒有。“追隨三部曲”是我計劃中的超長小說，它包括《少年巴比倫》(2006年)、《追隨她的旅程》(2007年)和已經完成的《天使墜落在哪里》(2013年)，它被我設計在一個叫做“戴城”的地方，從1990年到1998年的漫長時間，庶幾跨越了整個90年代。這座虛構的城市有著2500年的歷史，它最初是一個無聊的縣級市，同時又變身為國營企業林立的衰敗的地級市，最后它成為一個有著新興開發區的淘金之地。主人公在這里從17歲活到26歲，從技校生(或重點中學高中生)成長為推銷員、高級白領(他們其實并不無聊，而是一群在形式上極其上進的人)。直到最后一部小說的結尾，我覺得它圖窮匕見，講出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它和“成長”、“青春”的關系不大，是一個比較意味深長的、現實版的寓言。

　　《云中人》(2010年)是一個莫比烏斯環式的謀殺故事，它大概采用了齊澤克對應拉康的一些哲學分析，但因我不幸將故事設計在一群應屆大學畢業生中間，它看起來又顯得帶有“青春”的痕跡了。國內的評論家，對齊澤克、拉康、希區柯克這些人不是很熟悉。至今我仍然認為，《云中人》是一個難寫的小說，假如它是個中篇，問題會好解決得多，但它陷于長篇的格局中，本身的重量使文本在崩潰的臨界點上搖擺。有人對此給予惡評，我覺得很正常。這個小說所談論的恰恰就是“崩潰”。

　　《花街往事》(2012年)倒是一個故事脈絡清晰的小說，它講一個家庭和一個殘疾歪頭的經歷，一部分的年代風尚，一部分兒童和少年視角，一部分則類似情史。它是由8個中短篇所結合成的長篇小說，也有人說它不是長篇小說，我想，這又有什么關系呢？

　　我是個對小說趣味特別挑剔的人。這話說出來沒意思，只能默默挑剔了。作家身份(或者說是它作為一個符號的存在)我也不滿意，忍受下去恐怕是惟一的辦法。回到文章的開頭，在“工人”和“作家”之間究竟有多少是被隱沒在闡釋之中，被歷史踩得粉碎的，被自身所創作的文本而殺戮的，恐怕是每一個作家都要面對的困惑。有人安心于此，我卻覺得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