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難得的相遇

　　突然接到《香港商報》中山記者站一位記者的電話，叫我送蔣子龍到珠海。面對凌空而降的“任務”，我頗感意外。但我素來十分喜愛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便欣然前往。

　　前兩天，那位記者拿著一份列有高洪波、蔣子龍、陳世旭、呂雷等作家的名單，說他們近日將來中山參加“品鑒嶺南”采風活動，邀我同往陪伴。蔣子龍因為有事，想要到珠海去，所以我才臨時被派了這個任務。

　　在酒店門口，初見這位被評論家何鎮(zhèn)邦譽為“具有燕趙之士豪爽之氣的漢子”，給我的感覺恰如其描述的——“他一向以冷面孔出現于公眾場合”。聽說專門安排我送他去珠海，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作家連連拒絕，冷峻的面孔和直率的語言，表示不必給我們添麻煩，不必耽誤我的時間。

　　我一路陪同作家們參觀孫中山故居，與關仁山、肖克凡、葛水平時有交談，而蔣子龍一直在最前面細聽解說員講解，我們并未說上話。他一言不發(fā)、凝心傾聽的神態(tài)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駐足頷首看著銀屏靜聽孫中山演講錄音的情景甚至令我有些感動。

　　從故居出來，直到上車，蔣子龍還是拒絕派人送他。《香港商報》的一位負責人強調說，路上有個人陪著，聊聊天也好啊。我也恭敬地說，“送蔣老師是晚輩的榮幸，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嘛。”

　　蔣子龍向司機交代了目的地，便打起電話。通話結束，不太健談的我就說：“對蔣老師仰慕已久，很早就讀到您的小說。”他驚疑地說：“那時你應該還在上幼兒園吧？”他似乎對我的話有些質疑。我說上世紀70年代末我已上中學了，隨后列舉了《喬廠長上任記》《拜年》《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農民帝國》等一系列小說。當我說到《拜年》時，先生略微頓了一下，然后說：“對，《拜年》，看來你真讀過。”就像一扇門突然被打開，我和先生中間的那條通道，倏然間暢通了。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您給我的印象主要是寫工業(yè)、寫改革，我感興趣的是，近幾年您怎么寫了《農民帝國》，關注起農民命運？”我想在這短暫的途中，利用短暫的機會，了解我最關心的問題。

　　他回答說：“一個作家寫長篇小說是講究緣分的。我從小在農村長大，十幾歲離開農村，但骨子里我還是農民。在城市，在工廠，每天看到工人擠公交車，上班下班，也時常想到農民在頂風冒雨進行勞作。如今，中國有些農村仍然很貧窮，與城市差距很大，值得我們關心。寫《農民帝國》是受大邱莊的啟示，農民自身的缺陷也令人思索。”

　　聽了他的這番話，我這才想起他曾對拍攝《中國作家夢——許多種聲音》的馬原說過：“我與工業(yè)在一起，但我做的是農村夢。”閱讀中被忽略的作家農村情結陡然清晰起來。

　　因為都出自農村，我與他有了更進一步的親近。后來聊到我的籍貫和民族，他欣慰地問起了葉梅。他說，這位從恩施走到北京的少數民族女作家把《民族文學》辦得越來越好。現在《民族文學》由1本變成了6本，出了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朝鮮文、哈薩克文5種少數民族文字版本，他鼓勵我到《民族文學》上去發(fā)作品。我說，2000年和2006年分別在那里發(fā)過小說與散文。他說：“時間太久了，起碼一年搞一篇。”

　　接著，這位經驗豐富的小說家自覺談起了創(chuàng)作題材的選擇問題。他說：“你是苗族人，你就有優(yōu)勢。你看現在是一個同化的世界，吃的一樣，穿的一樣，住的一樣，坐的車一樣，看的報紙一樣。你用什么打動人心，那就是自己民族獨有的東西。社會上很多事物都被人們看厭了，只有別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才能使人眼前一亮。”

　　原來，他對民族風俗甚是鐘愛。據何鎮(zhèn)邦在《話說子龍》中描述：“他對鄂爾多斯高原的民歌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對蒙古族姑娘每餐必唱的勸酒歌學得尤其好，在外出時常在車上唱起蒙古族的勸酒歌，引來同行者的陣陣掌聲。”看來，在他看似冷峻的外表下，卻有著一顆喜愛淳樸民風的火熱之心。他對我這個晚輩創(chuàng)作上的關懷，就源自內心的真誠和溫暖。

　　臨近珠海，我問他對珠海印象如何。他說，他幾乎每年都要來一次，這里環(huán)境很好，住著也舒服。我問他會不會常住。他說不會，老窩有很多事還需要去做。更重要的是，在外面什么也寫不了，只有回到老窩，才能靜下心來寫作。

　　不知不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他揮手向我說再見。他走了幾步，回過頭來又對我說：“多寫小說，別忘了給我來電話。”看著他高大健碩的身影慢慢走向院內，一種溫暖早已溢滿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