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然寫作到生態文學：綠意盎然的臺灣文學實踐

　　契機與歷史輪廓

　　盡管臺灣目前仍有以“自然寫作”之名進行的討論或教學，但實際上，這一術語及其對應的理論架構，至遲在上世紀90年代中葉前后，已經逐漸被“生態文學”或者“自然導向的文學”所取代。這一誕生于歐美世界19世紀中后期的書寫類型，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逐步成為當時臺灣文學創作的一個全新領域。

　　由于20世紀70年代之際，臺灣正逐步感受來自社會內部和外部與日俱增的多重挑戰，整個70年代的文化氛圍越來越清楚地朝向一種民族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斷相互強化的潮流之中，直至80年代，依舊方興未艾。約莫1975年間，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高信疆，特別在副刊上增辟了所謂“現實的邊緣”專欄。此一專欄的設計，也恰好呼應了當時日益放大的對臺灣現實、社會弱勢等各種主題的關注；同時也成為日后臺灣報道文學的重要源頭。隨著報道文學的日漸興盛，各式各樣的題材、領域也一一成為報道的項目。其中，針對臺灣環境退化、物種滅絕、污染、核能政策、資本主義現代化都市生活環境等相關方向的文字報道，逐步形成另一個全新的文學類型，典型如馬以工、韓韓合著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1983)。特別是90年代中期，在劉克襄、洪素麗、王家祥、徐仁修、廖鴻基，再加上稍晚、更為年輕的吳明益等創作者加入之后，這一類型不僅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討論，同時也為整個類型的完備奠定了初步規模。與此同時，原本以非虛構性散文為主體的“自然寫作”，也以動物小說、原住民小說等文字創作登場，以及國外“生態文學”、“生態批評”相關論述漸次影響臺灣之后，朝著現今“生態文學”的架構轉變。

　　綠色書寫的創作成果

　　以其出現時間之早晚為參照，臺灣生態文學的書寫成果，大概可以進一步區分為“環保文學”、“隱逸文學”、“觀察記錄”、“自然志”、“動物小說”、“原住民歷史小說”、“原住民山海書寫”、“海洋文學”等幾個類別。

　　“環保文學”初期以報道文學形態呈現，可說是臺灣生態文學中最早誕生的一部分。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馬以工、韓韓、楊憲宏、心岱、陳玉峰等人，企圖結合報道文學的事件采訪與環境危機的警示訊息，主以淺層生態學為立足點的環境保護、資源保護視野，不斷推出文字成果，也持續向臺灣社會投下一顆顆令人震撼的環境惡化彈頭。諸如馬以工《大家來保護紅樹林》(1981)，馬以工、韓韓《我們只有一個地球》(1983)，心岱《大地反撲》(1983)，楊憲宏《走過傷心地》(1986)，陳玉峰《人與自然的對決》(1992)等，即為這撥環保文學最初的創作成果。結合報道形式之余，這類作品也經常散發強烈的道德警告訊息。但也由于這類作品背后烙印著作家鮮明的道德承擔，作品通常僅能留下稀少的閱讀空間，反而彌漫著濃重的壓迫感。

　　“隱逸文學”大約興起于與“環保文學”相近的時間點，另有一些作家，特別是陳冠學、孟東籬、區紀復三人，以經歷過都市生活洗禮而重新回返鄉村農園的實踐軌跡，清楚地體現出此文字類的特色。陳冠學的《田園之秋》(1983)、《訪草》兩卷(1994、2005)，孟東籬的《濱海茅屋札記》(1985)、《野地百合》(1986)，區紀復的《鹽寮凈土》(1995)、《鹽寮十年》(2002)等，即為此類之佼佼者。這些作品盡管大致采取相似的人為、自然之區隔，但在作家親身實踐的做法上，為人們示范了一種最低生活耗用的簡樸哲學。而另一個重要特色，則指向鮮明的田園牧歌形態，借此大力撻伐、批判資本主義現代化下的都市文明。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前后，領受更多西方生態運動、生態論述影響的“觀察記錄”類型，以更多的生態知性訊息，溶入文字肌理之中。往往透過長時段、聚焦式的方式，集中觀察一個特定物種，或者一個特定的生態區塊，從而展開其綠色書寫之實踐。例如劉克襄在80年代初期，逐漸從偶然的、短暫的鳥類觀察，慢慢過渡到定點、長期的觀察，其足跡也踏遍臺灣北部的淡水河口、中部的大肚溪流域，成果如《旅次札記》《旅鳥的驛站》《隨鳥走天涯》。或者如徐仁修的《臺灣獼猴》《思源啞口歲時記》，分別以兩三年左右的時間，先后完成墾丁公園的臺灣獼猴家族生態觀察，以及太魯閣公園委托的思源啞口生態區塊調查計劃。其他如洪素麗的《守望的魚》《尋找一只鳥的名字》、徐仁修的《不要跟我說再見，臺灣》、王家祥的《文明荒野》、沈振中的《老鷹的故事》、陳煌的《人鳥之間》等，亦為此一類別的重要成果。這一類別稍晚則慢慢轉移回日常生活周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首推劉克襄以其木柵住所左近的無名山頭為書寫對象的系列之作《小綠山之歌》《小綠山之舞》《小綠山之精靈》。

　　“自然志”的寫作類似于西方博物志的書寫策略，充斥各式各樣的知識，舉凡歷史、文化、生態的向度，莫不囊括其中。在結合上世紀90年代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趨勢下，地方文史的人文層面進一步成為重要元素。知名作品如陳玉峰持續經營中的多卷本《臺灣植被志》、吳永華《蘭陽三郡動物志》等。其他像劉克襄的《臺灣鳥類開拓史》《后山探險》《臺灣舊路踏查記》《福爾摩沙大旅行》、楊南郡的《臺灣百年前的足跡》、吳永華的《被遺忘的日籍臺灣動物學者》等，則多以臺灣早期深具代表性的生態、生物研究開拓者為對象，借以勾勒出相關聯的生態圖像。至若陳世一的《九份之美》以及廖嘉展的《老鎮新生，新港的故事》，則以整個小區為著眼點展開相關的文字敘事。

　　“動物小說”主要集中在上世紀90年代以降，以虛構小說為形式，通常集中處理人類與動物的遭遇，甚至直接以動物為敘事角度。相對于一般動物寓言故事，“動物小說”以更為深厚的生態知識背景，諸如覓食、棲息等動物習性與生態特質作為敘事基礎，從而盡可能降低了過度想象的可能性。較為重要的作家首推劉克襄，自90年代至今，他不斷推出相關創作，包括如《風鳥皮諾查》《座頭鯨赫連么么》《扁豆森林》《小島的飛行》《草原鬼雨》《野狗之丘》《永遠的信天翁》。廖鴻基的《漂流監獄》、王家祥的《鰓人》以及收入黃宗慧所編選的《臺灣動物小說選》之作品，亦多透過此類作品的視角加以切入。

　　“原住民歷史小說”亦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主要由非原住民出身的漢族作家撰寫，企圖透過原住民歷史及其生態文化傳統，在追蹤、再現臺灣歷史的同時，進一步梳理出臺灣生態變遷、惡化的軌跡。在此類作品的敘事架構之中，西方文明以及漢族的開發，往往成為推展臺灣歷史轉變的動力，同時更是造成臺灣生態大規模衰退、惡化的主要元兇。作品經常結束在原住民族群被迫遷徙、與部落文化息息相關的生態亦隨之瓦解扭曲的情節之中。其中，尤以王家祥用力最深，其作品包括《關于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小矮人之謎》《山與海》《倒風內海》《魔神仔》。

　　最后一個重要的板塊，則是原住民作家的各類山海書寫。自上世紀80年代起開始起步的原住民現代文學創作，在90年代末期，初次顯現出一個重要的轉折，從早期的控訴、受難，慢慢浮現了原住民更為契合的達觀、樂天的形象。貫穿其中的則是共通的重新探尋、找回祖靈傳統的信念與對原住民文化的認同。此外，原住民作家筆下完成的山海書寫諸作，以其蘊藏豐富的原始生態智慧、獵人文化，提供給臺灣生態文學極為獨特的養分，從而構成相較于現代生態理論下的另類綠色選項。我們可從田雅各布(拓拔斯·塔瑪匹瑪)的《最后的獵人》《情人與妓女》《蘭嶼行醫記》，莫那能的《美麗的稻穗》、利格拉樂·阿烏的《誰來穿我編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中窺見早期的風貌。至于更為年輕的亞榮隆·撒可努的《山豬·飛鼠·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則突顯了后期轉變的跡象。

　　其他如以廖鴻基作品為主的“海洋文學”類型，以及劉克襄近期亦經營頗深的旅行書寫、兒童生態教育、自然繪本，連同上述各種類別的創作，一同架構起臺灣生態文學豐富而多元的盎然綠意。

　　臺灣生態文學作家作品

　　在眾多臺灣生態作品的創作隊伍中，又以劉克襄、徐仁修、廖鴻基較具代表性。而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與身兼教學、創作雙重身份的吳明益，則分別體現了原住民與新世代的獨特觀點。

　　從早期的觀察記錄形態，到自然志、到動物小說，再到自然繪本、旅行書寫，劉克襄不斷嘗試各種創作路徑的可能性，幾乎為整個臺灣生態文學的掘深、推進，貢獻了最為積極也最具分量的心力。其中，發表于1995年的“小綠山系列”，在“自然”想象的課題上、同時也是在人與自然互動模式的處理上，留下了許多值得深究的問題。不同于初期的鳥類觀察，如《旅次札記》《隨鳥走天涯》，經常以人類居住活動領域之邊陲為觀察、書寫范疇，或者稍早于“小綠山系列”之前的自然史著作，回顧、整理外來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與臺灣古道的調查，“小綠山系列”可說為戰后臺灣開啟了一種不同的自然觀察和書寫的視野。如同劉克襄在序言中特別提到的，“小綠山系列”是自覺地選擇了“住家附近”作為觀察、書寫的范疇。

　　相較于標榜“幽微天啟”的吳明益、偏好荒野的徐仁修，以及從海洋獲得心靈解放的廖鴻基，劉克襄的“自然”想象，顯然是一種趨于相對多元的存在：既存在于濕地中的水鳥，亦體現于古道之中，也呈現在都會地帶的居家環境周遭。相較于此，在所有“自然想象”的另類方案中，最為獨特的到底還是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一種回歸部落生活、重新尋回原始世界人與自然相處之道的嘗試。

　　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在返回故鄉蘭嶼后，開始重新學習與海洋相處的部落生態文化傳統，在其作品中經常借由本族老人的智慧言說與個人的體悟，傳達出種種訊息。譬如《黑潮の親子舟》一文。文中所述乃是夏曼·藍波安自1990年返回故鄉、回歸本族身份之后，在父親教導下、投入捕捉飛魚的獨木舟打造工作之中。當此之際，透過夏曼父母在夜間的交談，作者一方面展示出身份調適上的不順遂，另一方面也間接地呈現出部落居民與山海生態之間的緊密關聯。在其筆下，海洋及其隱喻的自然、生態，呈現出一幅復雜的面貌，既帶來安慰、也引發恐懼情緒，既是族人尊嚴的試煉場，同時也是家人、族人生活的所在。另如《浪人鲹與兩條沙魚》，文中所描寫的即是一段潛水射魚的生活內容，而這樣的生活方式確乎屬于傳統族人日常且具體的樣態。除了上述收入《冷海情深》的作品之外，晚近的夏曼·藍波安，持續追尋本族精神認同及其生態智慧傳統，不斷在其海洋文學實踐中展開。

　　企圖回歸生活這個人類文化最為關鍵、也最能體現人文色彩的板塊，20世紀90年代中葉前后的臺灣生態文學，開始有了不同的嘗試。尤其是劉克襄的“小綠山系列”與原住民文學的重要成果。然而，這些嘗試盡管已經各自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人類文化與自然生態的關系，還存在著某些需要人們繼續思考、想象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