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一幅字與三封信

　　幾年前，文學館編輯出版了一本書叫《文人的另一種交往》。書中收文不足百篇，卻有三篇寫到汪曾祺，而且都與畫有關：一是《汪曾祺的畫》，二是《汪老贈畫》，三是《在汪曾祺家搶畫》。三篇文章分別出自鄧友梅、張抗抗、陳建功三位著名作家之手，所記均趣談珍聞，讀之饒有興味，誠如主編陳建功作書“序”所說：“在歷史的沉浮與人生的跌宕中，文人們留給歷史的，并不僅僅是著述，還有無數鮮活的個性呈現、無數美好的交往佳話。本書正是從一些具有紀念意義、堪可回憶的物品入手，選取發生在作家與作家之間、作家與藝術家之間以及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感人故事，從中應可看到現當代中國作家們立德立功立言的身影，更可領略作家們情感之深厚、友誼之堅貞、為人之方正、個性之獨特。”

　　汪曾祺的丹青功夫，完全是自學而成。有家學淵源墊底固然重要，但天資才華與機遇自然更是不可或缺。鄧友梅說過，汪先生的畫緣，始自被“錯劃”后發配東北一家農場勞動時：“農場要編本有關農作物的通俗教科書，領導給他個改造機會，叫他為那本書畫植物標本。每種作物葉子什么樣，花什么樣，果實什么樣，都照原物一筆一畫地描下來(就像《本草綱目》里的插圖)。”鄧先生推測，“他就是那時才發現自己的繪畫天才，并從此養成了畫畫的習慣”。從工作需要出發，而后成興趣成愛好成專長。一切都似在順承自然不曾經意之間，又一切都能克艱克難水到渠成。沒想成名卻成了名，沒想成“家”也成了“家”。汪先生的藝術生命之路，實在是既平凡又偉大！

　　遺憾的是文學館藏品中似乎沒有汪曾祺的畫(起碼2000年以前的賬目上未見登記)，所以《館藏珍品大系·書畫卷》中只收錄了由臧克家先生捐贈的他的一幅字，寫的是他的一首七律“舊作《歲交春》”：“不覺七旬過二矣，何期幸遇歲交春。雞豚早辦須兼味，生菜偏宜簇五辛。薄祿何如餅在手，浮名得似酒盈樽？尋常一飽增慚愧，待看沿河柳色新。”字幅上除鈐有“汪曾祺印”外，還另蓋一閑章“嶺上多白云”。這幅字寫于“1996年冬”，距其1997年5月16日辭世只有半年左右時間，但詩中卻看不出一點日薄西山老之將至的凄清與落寞，而是充滿了生活的興致與熱情。汪老是詩人又是美食家，所以有本事把食材變“詩材”——雞、豚、菜、餅、酒，葷的素的吃的喝的上個齊全不說，就連蔥、蒜、生姜等佐料(“五辛”)都沒落下。信手拈來的詩句訴諸信筆揮灑的書法，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讀其詩品其字，最觸動心魂的，是那種柴米油鹽喜怒哀樂的人間煙火氣息，是那種把酒黃昏采菊東籬的恬適氛圍。

　　除了字，還有幾封他寫給朋友的信函，也藏在文學館的手稿庫中。汪曾祺是散文圣手，他寫的信，從結構到語言都像散文一樣美。干凈簡潔溫潤淡定的文字，承載著豐富的信息與厚重的友情，更有掩不住的見識與學問時時躍動其中，讀之確有怡顏養心之感。這里不妨照抄幾例，以其原汁原味與讀者諸君共享。

　　例一

　　蕭乾同志：

　　不知道你從南朝鮮回來沒有。

　　聽說你養烏龜，有這事么？

　　江蘇的《東方記事》將改版，由北京的朱偉任特約編輯，他來找我談了一次。擬開的欄目頗吸引人，其中有些富有刺激性，如“災難報告”(專報中國的災難)，“文革研究”。也有比較“中性”的，如“兩地書”(載海內外學者來往書信)。有一欄是專載文人的業余愛好的，他們原擬欄名為“興趣和樂趣”，我改名為“四時佳興”。他們讓我主持這個欄目。我想約你寫一篇“養烏龜”，如何？

　　這個刊物得以知識分子為對象，他們希望辦得高雅一些，像《大西洋》那樣。希望你能支持。“養烏龜”如不合適，可另改題目。

　　即候  盼安！我的地址是 蒲黃榆路9 號樓12層1號  電話：763879

　　汪曾祺

　　9月6日

　　例二

　　友梅：

　　《鼻煙壺》寫得怎樣了？

　　有一本《鼻煙譜》(原書似名《洋煙譜》)，好像是趙之謙寫的，我曾看過，《香艷叢書》好像收入的，此書你不知道看過沒有？如未看過，可找來看看。

　　賣鼻煙的鋪子里掛的小橫匾上寫的字：“可以醒脾”。這是我在長沙一家老鼻煙鋪里見到的，可說貼切。

　　廊房頭條一家高臺階小門臉的鋪子，是專賣鼻煙的，梨園行中人常于早晨遛鳥之后往彼小坐，這家似叫蘭什么齋，到處貼的是時慧寶寫的魏碑體的字和很俗氣的“螃蟹蘭”……葉片披紛如蟹腳。

　　我今日晚往徐州去講他媽的學。去年他們就來過人，我當時漫應之曰：“明年再說吧。”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凈，不想人家當了真事！以后該斷然回絕的事則當斷然，不可“漫應”也。徐州倒也應該去看看，順便還到連云港去兩天，大概月底可回京。

　　你們的畫我一直記著的，我一直在找一個好的燕子的形象，還沒找著。我想把燕子畫得很黑，羽毛周圍略泛紫光，后面用宋人法畫梅。

　　斤瀾榮歸作汗漫游，聞尚未回。南方冬冷難耐，不如仍到北京吃涮肉為好。

　　我近來身體頗佳，肝臟似無問題，3T正常，轉安酶降至143。唯覺無所事事，只是看舒克申小說消遣耳。

　　即候儷安！

　　曾祺

　　十一月廿四日

　　例三

　　巴先生：

　　前兩天在我們這兒的圖書室里翻了翻《六人》，看了那個后記，覺得很難過，看到您那么悲憤委屈，那么發泄出來……強烈極了，好些天都有那么個印象。……昨天晚上看了一個歌舞晚會，睡得很晚，今天一天精神很興奮，應當睡午覺時候睡不著，想著要給您寫一封信，想問候問候您。

　　一直常常想起您。

　　我不在武漢了，回北京來了。我說是“回”，仿佛北京有我一個根似的，言[這]也就是回來的理由吧。主要的是施松卿的身體不好。我在北京市文聯。北京市文聯在霞公府15號——北京飯店后面，您大概曉得那條街的。

　　章靳以來北京，見到兩次。一次是在英雄代表大會上，一次是在吉祥聽昆曲。他大概是今天十一點鐘的車走吧。我聽說勞模英雄是在那一班車走，那他可能一齊走。他大概會談起聽昆曲，因為會談起卞之琳，談卞之琳聽游園。有些話是我告訴他的。不過我后來又想還是不要多談卞之琳的“檢討”的事吧，因為我們知道得不全面，斷章取義的可能不好。

　　昨天那個晚會好極了，是新疆、西南、內蒙、吉林延邊四個少數民族文工團聯合演出的，超過了北京和全國的歌舞水平，靳以要是昨天沒有走，他一定也會談起的。

　　聽說您下月要來？確么？

　　曾祺

　　十月七日

　　以上三例信函，應以致巴金的一封為最早。之所以將其放在最后，是想介紹一點它的背景：1949年9月，巴老翻譯的《六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1950年5月，汪曾祺由武漢調北京市文聯工作，在圖書館里看到了這本新書。讓他“覺得很難過”的，應該是巴老寫在《后記》中的這樣一段話：“三年前開始翻譯這本書，工作時斷時續，到今年五月才譯完最后的一章。這本小書的翻譯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時間。事實上我執筆的時候并不多。我的時間大半被一個書店的編校工作占去了。不僅這三年，近十三年來我的大部分的光陰都消耗在這個純義務性的工作上面(有那些書，和那些書的著譯者和讀者給我作證)。想不到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兩三個自以為很了解我的朋友這三年中間就因為它不斷地攻擊我，麻煩我，剝奪我的有限的時間，甚至在外面造謠中傷我，說我企圖霸占書店。我追求公道，我舉事實為自己辯護，我用工作為自己申冤。然而在那些朋友中間我始終得不著公道，始終爭不到一個是非。這本書的翻譯就是在這種朋友的長期的折磨中進行著的。”

　　汪曾祺一貫追求的是和諧的生活情調與人生境界，巴老的沉重訴說，自然令他痛心，于是趕緊致信問候。好在就在同一篇《后記》中，巴老還寫了下面一段文字：“譯稿發印以后我去北平住了一個多月。我過了四十天的痛快日子，看見了許多新氣象。我擺脫了三年來壓得我幾乎透不過氣來的那種夢魘的‘友情’。因為我在北平得到了真正友愛的溫暖。”這段文字，想來是能讓汪老的“難過”有所緩解的。由此想到文學館編輯的《文人的另一種交往》，如果汪老在天有靈，肯定會為書中所寫那些發生在文人間的“美好的交往佳話”而回眸慰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