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應是不脫離原著精神的“新”作品 ——觀話劇《紅旗譜》之思

　　由天津人民藝術劇院演出、根據梁斌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紅旗譜》 ，作為“2015首都劇場精品劇目邀請展演”的演出劇目，近日登上首都劇場舞臺。該劇從“朱老鞏護鐘”開始，到“反割頭稅勝利”結束，濃縮了小說中的主要情節，將清末至上世紀30年代30余年間中國北方農民的生活、命運和社會風貌，通過朱老忠、嚴志和兩家貧苦農民三代人與地主馮蘭池兩代人之間圍繞土地等問題進行的“霸占與反霸占” 、“剝削與反剝削”你死我活的尖銳斗爭表現出來，再現了中國農民革命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藝術地展現了大革命時期的社會畫卷。

　　全劇開始時，以雕像的形式將農民氣宇軒昂、質樸厚重的形象凸顯在舞臺上，表現出作為土地的耕種者和主人，他們與土地不能割舍的關系。同時也將以朱老忠為代表的農民們為土地而戰、為反剝削而戰的決心和堅韌在戲的第一個場景中就以藝術的形式呈現了出來。隨后，在朱老鞏護鐘、朱老忠回鄉、棉田捕鳥、運濤被捕、反割頭稅等一系列激烈而尖銳的對立與斗爭中，將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推到觀眾眼前，使得戲劇沖突不斷深化，人物性格和形象也在這矛盾沖突的激烈對抗中顯現出來，而掩藏其中深刻的社會原因也通過人物的外在表現和激烈斗爭被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全劇現實主義色彩濃重，人物塑造、舞美設計、語言服裝等都真實地表現出了那個時代的特色。而朱老忠的剛毅果敢、嚴志和的懦弱老實、老驢頭的自私精明、馮蘭池的兇狠狡詐……無一不被演員們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但同時，該劇從改編、表演到音樂等方面的不足也顯而易見。小說《紅旗譜》作為新中國“十七年文學”的代表作之一，以宏大的構思、中國傳統文學的表現形式描繪出了中國北方波瀾壯闊的土地革命歷程。小說容量豐富，時間跨度大，人物眾多，將其改編成兩個半小時的舞臺作品確實具有一定難度。從演出中可以明顯感覺到劇中的一些地方處理過于簡單化，缺少必要的鋪墊，給人以突兀之感。例如劇中朱老忠和共產黨人賈湘農的相遇、相知、相交；在革命低潮時朱老忠入黨的情節；運濤的被捕入獄等。尤其是戲的結尾部分，伴著一句“反割頭稅取得勝利”的畫外音，在紅色燈光的照射下，舞臺上眾多的“農民”在朱老忠的帶領下一起揮動起大小不一的紅旗，這與整部戲的結構和節奏形成巨大反差，頗為生硬。

　　小說《紅旗譜》作為“十七年文學”的實績，不能否認其所具有的文學價值、藝術價值、社會價值，但也不能忽視其歷史局限性。隨著時代發展、社會進步，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何通過改編超越原著的局限性，賦予原著以新的意義，或者通過改編的作品引發觀眾對局限性及其產生的原因進行思考，都是改編者在改編前應該認真思考的。由于編、導等主創人員在創作思想上的偏差，導致演員在表演上多少有些夸張，降低了可信度，也使整部戲的藝術性和社會性受到影響。

　　好的改編者應該在改編作品中融入對原著作品和當下時代的思考，尤其要用批判的精神，在對原著內涵和外延的不斷豐富、深化中，創作出契合時代精神而又不脫離原著精神的“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