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感覺就像打游戲，寫完這本小說，我就升級了

　　簡介

　　笛安，1983年生于山西太原，2002年赴法留學，2010年獲得巴黎索邦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上海最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簽約作者。現任《文藝風賞》雜志主編，代表作品有“龍城三部曲”《西決》、《東霓》、《南音》，長篇小說《告別天堂》獲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

　　“80后作家”是笛安身上撕不掉的標簽，而她的另一重身份——“作家李銳和蔣韻的女兒”，也如影隨形。作為“文二代”，她不喜歡自己寫了這么多年還總被人問父母的話題，或許也正因為此，她更希望用作品證明自己。在差不多同期出道的郭敬明和韓寒都前后進軍影視圈撈金的今天，笛安還在寫。

　　今年，笛安憑借短篇小說《光輝歲月》入圍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她對此很淡然，“沒特別希望要拿什么獎來證明自己，當然得了獎自然會開心，不過得不到也沒關系。”記者問她，主流文壇如今對80后作家還有偏見嗎？她回答說：“不只是對80后作家，對很多新作者都存在誤解。”

　　拋開偏見和誤解，這一次，笛安不再囿于青春題材，首次嘗試以歷史為背景的寫作。在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單行本之前，她的最新長篇小說《南方有令秧》首先發表于《收獲》雜志。評論家何平說，這是笛安的一部野心之作，她有意擺脫“80后”的標簽，把自己放在更遼闊的世界里寫作。

　　笛安將《南方有令秧》的背景設在了400多年前的明朝，少女令秧嫁入衰敗的書香世家，十六歲就成了孀婦。族中長老脅迫令秧自盡殉夫，好為家族換取一道貞節牌坊，而看門老婦謊稱令秧已有身孕，保住了她的性命。從此這個謊言成了她一生的夢魘。失意浪子謝舜琿遇見令秧，兩人一拍即合，他運用自己的見識和人脈，一步步將令秧塑造成眾人眼中的貞烈女人，而他們也結下了比男女情愛更為深刻的情誼。笛安在后記中寫道：“這是一個發生在明朝的，經紀人如何運作女明星的故事。只不過這個女明星不是藝人，是個節婦。”

　　“對我來說，《南方有令秧》至少開啟了我作為作家的一個全新階段。在此之后，我不再害怕寫歷史題材，且即使是寫現代題材，我也能操控更復雜的內容。這種感覺就像打游戲，寫完這本小說，我就升級了。”笛安說，這次嘗試只是第一步，她最崇拜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自己能寫出類似《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那樣的作品，“那是我的終級夢想”。

　　我歷史底子很差，念社會學畢業

　　羊城晚報：資料顯示你是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這對你轉向寫歷史背景的小說有沒有一定的影響？

　　笛安：首先我沒有從歷史系畢業，只念了兩個月就去法國了，從大一開始念的社會學系，一直到碩士畢業。我不跟人提我讀過歷史系的原因是，真的非常慚愧我的歷史底子很差。這一次想要寫歷史背景的小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拿高難度的題材挑戰自己，如果能成功跨越障礙，那會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羊城晚報：歷史底子很差，卻又要寫歷史題材的小說，挑戰可想而知，寫得順利嗎？

　　笛安：是的，挑戰很大。搜集史料是一方面，最關鍵是要在史料架構的空間里進行有血有肉的想象。起初對我來說很難，后來寫順也就好了，并且越寫越覺得順暢。雖然整個小說的難度比較高，故事一旦上了軌道后，小說情節和沖突也都處理得比較順理成章。寫完后其實我特別感激，這部小說像是上帝給我的一個禮物。

　　羊城晚報：你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史料搜集？

　　笛安：我為這個小說搜集史料時發現，中國古代關于女性的歷史非常少，包括貞節牌坊方面的記載也特別少。實際上很多時候是在縣志里面的短短幾行，把這幾行字擴充成小說我也費了很大的功夫，感覺在這段歷史中，女人反倒是沒有痕跡的存在。我覺得女人就應該以女人為主角，用女人的視角記錄女人的歷史，這是我所相信的。

　　我看了《萬歷十五年》，但這本書也沒有具體幫到忙，沒有找到貞節烈婦的相關內容。但是對于明代具體的東西，比如建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細節，包括習俗，我看了很多資料。比如關于徽州的婚喪嫁娶習俗，為具體的戲曲知識還買了服飾圖冊來看，《劍橋中國明代史》被當成工具書來查閱。另外我讀了很多明代的筆記小說，《金瓶梅》、《三言二拍》這類，小說里往往保留著很多當時的真實細節。另外還有三四十篇左右的論文吧。

　　我爸朋友很少，連誰給他出過書都不記得

　　羊城晚報：你以前都是寫青春題材，為什么會想寫這樣一個故事？

　　笛安：其實從“龍城三部曲”的《南音》，我就已經不完全是寫青春了。這個改變是逐步的、順其自然的。2011年底，我在安徽見到牌坊群和古村落，當時我突然想到，如果寫一個古時候的女孩子，她很有事業心，但在古代沒有途徑實現，只能把爭取貞節牌坊當作奮斗目標，會怎樣呢？這個設定讓我覺得很好玩、很興奮，所以有了這個小說，我真正開始動筆寫是2013年。

　　羊城晚報：寫完后有什么感覺？會擔心有人挑歷史方面的毛病嗎？

　　笛安：完全不擔心，歡迎所有讀者來挑錯。沒有哪個現代人真正見過明朝是什么樣，所以我只能通過建筑在真實記載上的想象，完成一個亦虛亦實的世界。其實我終究也沒能做到寫一個看起來很“明朝”的女主角，還是在她的骨頭里注入了一種渴望實現自我的現代精神。但我寫完后的確有種滿足感，因為這是第一次寫如此復雜的長篇小說。

　　羊城晚報：作為文二代，你會不會反感提到你的時候大家總要說你是作家李銳和蔣韻的女兒？你和父母會不會互相把作品給對方看？

　　笛安：當然不喜歡寫了這么多年還總被人問父母的話題。我的小說父母都會看，但未必是第一時間。在我整個作家職業軌跡里，全都是我一點點試，自己走。第一次寫東西是在2003年，我拿了張軟盤給我媽媽看，說是我寫的，我媽看完之后很驚訝，建議我投稿給文學雜志試試。當時《收獲》的主編也并不知道我的家庭，是等到對方決定錄用這篇文章我才告訴他們的。我并沒有靠父母的關系，他們沒有給過我專門的輔導，更沒有用自己的人脈幫我鋪路。我爸朋友很少的，連誰給他出過書都不記得。

　　如果說一定要有什么影響，可能就是父母的職業讓我覺得，寫作這件事并沒有那么神秘，這是最關鍵的吧。以前我們家的書比別人家多，小時候閱讀比較方便，但其實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長大的，是一個醫院的宿舍，其實是醫院里很多事情給了我童年最初的刺激。

　　能賺錢的東西必定沒品質？我必須說，這是錯的

　　羊城晚報：現在談到“最世文化”或者郭敬明，大家似乎會先天地認為這里邊的內容就是走暢銷路線的，受眾目標是90后的，是為了掙錢而不是為了藝術，你以為如何？

　　笛安：這是偏見，而且這種偏見里還有一個不可思議的成見，就是“能賺錢的東西必然沒品質，優秀的文學作品必然沒人愛看”。我必須說，這是錯的。我不否認市場上有些暢銷的東西質量的確不夠好，可是，好的市場應該是優秀的作品和優秀的受眾相互激發的。的確有極少數文學作品走得太遠，讀者比較少，但這種情況真的比人們通常以為的要少很多。我認為如果大批的創作者都致力于去做有品質又好看的東西，文學才真的有希望。

　　羊城晚報：你從什么時候開始做翻譯的？今年你還翻譯了法國攝影大師貝爾納·弗孔的攝影文集《永遠的鄉愁》、《時間男孩》，這跟你在法國留學的經歷有關吧？

　　笛安：是從去年底開始譯的，感覺跟寫小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弗孔先生的作品被譯介進來其實是公司介紹給我的項目，第一次做翻譯，感覺各種誠惶誠恐。我在翻譯過程中一點點了解他的思想與精神世界，他是個非常純粹的藝術家，文字和他的照片一樣纖細靜美，我花了非常大的力氣，希望能準確傳達他筆下的氛圍。至此才真的體會，前人對翻譯總結出的“信達雅”的要求是多么精準又是多么難做到。雖然我已盡力，但一定還會有疏漏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