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詩文的全球視野

　　關于元代文學，人們下意識地想到元曲，這與其說是元曲所取得的藝術成就過大，還不如說是我們的評價視角較為單一；我們不否認那些文學史中必然談到的《竇娥冤》《天凈沙·秋思》《西廂記》等作品的重大意義，但只對這類作品情有獨鐘，以至于遮蔽了我們對元代社會獨特面貌的客觀審視，則太過狹隘。作為以游牧民族統治的大一統王朝，元代社會最獨特、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其多文明形態共存、多民族融合、與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交流的全球化特征，這一核心特征沒有在元曲中充分展示，在元代詩文中得以全面展開。事實上，在元代，詩文創作依舊占據主流，據楊鐮主編的《全元詩》統計，元代有詩人5000余人，作品近14萬首；李修生主編的《全元文》統計，作家3000余人，作品3萬余篇。當然，數量不說明問題，更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全球視野中的元代詩文何所作為、有何貢獻與意義。

　　海納世界：疆域的全球性特征與詩文主題的大氣開闊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接受劉秉忠的建議，取《周易》“大哉乾元”之意，改國號為大元，元王朝始于是年。所謂“大哉乾元”的意思是：“元也者，大也。大不以盡之，而謂之元也，大之至者也”，這話的確道盡了元王朝的疆域遼闊的特征。作為由蒙古帝國轉變而來的大元王朝，憑借武力掃蕩世界，曾經吞并了西遼、花刺子模、西夏、金朝、格達哈里發國家、俄羅斯諸國，囊括了東起朝鮮半島、西到東歐、北達北冰洋、南到越南北部的廣袤地域。到大元王朝確立之際，雖然疆域范圍不能與蒙古帝國最盛時期相比，但其所據地盤依舊涵蓋了現今的中國、蒙古國全境、俄羅斯遠東地區(北亞)、朝鮮半島中南半島中亞大部，西邊一直延伸到歐洲多瑙河流域。在今天看來，元王朝的疆域具有非常顯著的全球性特征。

　　國家疆域遼闊的情形令整個元王朝的人們都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種睥睨今古、傲視前朝的時代自信感。人們對師心自用、視域胸襟狹隘 “氣萎苶而辭骫骳”(《元史》卷一九○“儒學二”)的創作深感厭棄，心胸氣魄遠非昔日可比。當時最廣為人們盛贊盛傳的作品，是以兩都為中心的書寫，無論是書寫大都閱兵儀式的《鹵簿詩》(袁桷)、還是鋪敘京師超秩前代氣派與富麗的《大都賦》(黃文仲)以及流水描述京城四時節令風華的《漁家傲》(歐陽玄)，更無論是盛傳一代，書寫著大元王朝盛世傳奇的大量上京紀行詩，無不體現出作者力圖通過大氣、恢弘的創作曲盡時代疆域遼闊、文華物茂之妙的愿景。

　　元代詩文創作所欣賞、盛贊的不再是意境佳美、言辭工巧、孤芳自賞的東西，而是視野開闊、描述切實，可以滿足天下寒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睹熙朝之彌文”(黃溍《跋袁翰林鹵簿詩》)的作品。誠如那個時代的大思想家吳澄所總結的那樣，人們面對“四海一統之時，際重熙累洽之治”，不禁“太和之氣貫徹于身，表里沖融”，故其創作自然“字字鳴國家之盛”，“如風雷振蕩，如云霞絢爛，如精金良玉，如長江大河”(吳澄《吳閑閑宗師詩序》)。因此元代詩文值得人們更多關注的獨特性在于，人們期望創作視野、胸襟能大氣、開闊，具有可以群、可以觀、可以興的特點，從而真正呼應那個大一統王朝、疆域遼闊，多民族、多政體、多地域、多風俗情形下，大家渴求交流、聯系、共鳴的需要。

　　有容乃大：發展的全球性與元代詩文的包容性特征

　　蒙古人的恣意擴張，的確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破壞了許多燦爛的文明，但同時也打破了各民族各國家此疆彼域的界限，使人們被迫進入全球化的交往與流通境域中。這種發展的全球傾向性也迫使元代詩文必須具有包容海納的特征。

　　對于文字文明，游牧民族或許缺少興趣，宗教是他們精神生活的主要內容。信奉薩滿教的蒙古民族對于任何宗教都一視同仁，無論佛教、道教，或者伊斯蘭教、基督教并行不悖，共生共存。元蒙統治者對于宗教的親近與扶持態度，讓綻放于元王朝疆域的各種宗教在推動元王朝文明進程的同時，也憑借自己的政治優勢在社會各個領域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精神文化領域發揮影響。元代許多重要作家來自宗教界人士或信徒，在佛教界，除了元初兩位重臣耶律楚材、劉秉忠外，像早期的中峰明本、中葉的釋大訢、晚期的宗泐；道教中，早期如全真教的丘處機、李志常、尹志平等，中葉玄教的吳全節、朱思本、薛玄曦等，茅山派的張雨等；還有許多奉信伊斯蘭教的回鶻士子諸如高克恭、不忽木，信奉基督教的馬祖常等等。

　　出于戰爭的需要，蒙古人卻在腳程所及的地方建設了密集、便捷的驛站，這一舉動在有效推進戰爭速度的同時，更推動了東西方的全球化。有元一代，通向世界的國際驛路就有三條：一條從蒙古通往中亞；一條通往亞洲北部的葉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游；一條經甘肅通往中亞、歐洲，誠如清人感慨“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萬斯同《昆侖河源考》)，的確是四海一統、天下一家！有元一代，那些隨著戰爭和貿易，從蒙古、新疆、中亞、西亞等地紛至而來、被統稱為色目的人們，血種復雜，有白種、黃種以及黃白混血人種，所包含的民族竟然有31種之多。

　　毫不意外的是，深目隆鼻的各族色目及蒙古、女真、契丹等多族文人，不忽木、馬祖常、薩都剌、沙剌班、丁鶴年、迺賢、孛術魯翀、斡玉倫徒、雅琥等等，拱擁元代詩文輝煌成績的締造者，不再是漢族文人一枝獨秀的表演，而是多族士子眾木成林的混響。元代詩文大家中，諸如姚燧、王惲、程鉅夫、虞集等，越是名著一時者，他們的詩文創作就越是展示出雜糅著多種文化、復雜宗教、異域風物的多元內容。在人們熱衷用詳盡敘事、鋪張紀實的表達風格來彰顯自己多識多見的同時，也真正展示出他們最值得尊重的寫作態度：與物熙和，包容萬象。

　　厚德載物：文明的多形態共存與詩文內容的多元混融性

　　作為游牧民族統治的大一統王朝，元王朝接受農耕文明先進管理經驗的同時，又對海洋文明所具有的巨大活力深感興趣。多元文明形態影響造就的元代詩文，其核心特征應是多元混融。

　　就游牧文明而言，最具元朝特征的上都紀行詩鮮明地彰顯著元代詩文多元混融的特征。1260年，在與弟弟阿里不哥的蒙古帝國汗位爭奪中取得勝利的當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建年號“中統”，并在《中統建元詔》中明確表明自己將祖述中原帝制，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規格，改造大蒙古帝國。作為從草原本位過渡到漢地本位的大一統王朝，即此確立了兩都巡幸制度的政治體制，以大都為統治中心，但皇帝每年到上都巡幸4個月到半年，其時百司臣僚“各以其職分官扈從”(黃溍《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元朝亦由此產生見證一代盛衰的上京紀行詩。作為游牧民族活動的草原極北地域，上京紀行詩中的詐馬宴、角抵戲、辮子舞、馬湩以及極端的天氣、異樣的風物等等都展示出極強的游牧風情。而上京紀行詩在元代的熱興，不僅以主體姿態彰顯那個時代游牧文明的獨特魅力所在，更由于吸引了多族文人對進行表現而昭示出元代文學創作南北多元混融特色的形成。

　　就農耕文明而言，它呈獻給那個多元文明時代最卓著的內容是元代書畫詩文題跋。在元代，“幾乎所有的畫家都有詩文集存世；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有題畫、議畫的詩文存世，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元代這樣，詩人和畫家關系那樣親密”，“畫上題詩、題文在元代空前高漲”(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面對不諳文字風雅的元蒙統治者，農耕文明改變姿態，用更直觀的書畫來吸引統治者，從而推動元代文學以別樣的特色呈現。卓絕如趙孟頫，作為農耕文明培養出來的最優秀的文人，他沒能用他滿腹的經綸實現治世經邦的理想，也沒能用他的文字穿透世人的靈魂，但卻憑借他超凡絕倫的書畫才華，令整個元王朝從皇宮貴族到平常士子都無比傾倒。游牧民族統治中原的元朝對于傳統農耕文明所造成的沖擊，使得元代的文學改革只能膠合著書畫藝術改革匯流成文藝復古思潮來產生影響。非常有意思的是，元代文藝復古思潮在推動文學創作以經史為根本，以百家學問為涵養，形成氣勢充沛、務實有效風格的同時，更將元代的書畫藝術推向高潮，并從此奠定中國文人詩、書、畫、印糅合一體，風格古雅、意韻豐沛的基本格局。

　　就海洋文明而言，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讓元代詩文的多元混融氣息更增風情。早在尚未一統江南之際，忽必烈即告諭東南沿海諸國，“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元史》卷十“世祖本紀七”)。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泉州設立第一個市舶司，之后又在慶元、上海、澉浦三地設市舶司，后又在廣州、溫州、杭州三處增設市舶司，總共七處市舶司。而據元大德八年(1304年)所刊《南海志》記載，在廣州市舶司貿易往來國家有142個；元至正九年(1349年)完成的《島夷志略》敘載，在泉州港交易的國家和地區有99個。海上絲綢之路的拓通既實現了人們“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王禮《義塚記》)的全球行走之夢，更讓世界文明“絡繹乎國門之道，不出戶而八蠻九夷”(黃文仲《大都賦》)。另外，從1293年開始，元廷便主要依靠海運來解決東南糧食對京師的供給，國內海道的拓通，乃元代經濟運行的一道良策，從此“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作為對元代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海上貿易、海上航運，元代詩文由此圍繞海祭、海事、海貿、海敘等幾方面不斷羼入海洋的敘事單元，而浮槎下海而生的詩文作品，除了《島夷志略》外，還有《真臘風土記》《異域志》《安南志略》等，見證著那個時代海洋文明的輝煌。

　　述論至此，或許遠未能講清置身于冷兵器時代、全球視野中的元代文學的真正面貌。當今世界，通訊技術飛速發展，“全球化”之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影響已引起學者們對它的深入研究與深度思考，文藝創作也不能豁免。在人們對全球化影響尚處于思進或求退的評價糾結之際，元代詩文所呈現出的開放的創作胸襟、它海納百川的包容氣質、它厚德載物式的多元混融特征，是否能給予我們很多有益的啟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