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一談:只有復雜的作家才可能創造出復雜的人物譜系

　　蔣一談訪談錄：路上的蔣一談

　　受訪人：蔣一談

　　采訪人：嚴彬

　　時間：2014/5/7

　　蔣一談(1969 — )，小說家、詩人、出版人。祖籍浙江嘉興，生于河南商丘。1991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讀圖時代公司創始人。已出版短篇小說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魯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棲》、《中國故事》等。《透明》是他最新的短篇小說集。獲得首屆林斤瀾優秀短篇小說家獎、蒲松齡短篇小說獎、小說選刊短篇小說獎、上海文學短篇小說獎、南方閱讀盛典最受讀者關注作家獎。

　　困惑、創意、溫度、素簡、平衡感、我手寫他心、離、幽暗、在路上

　　——關于自己的寫作，蔣一談選擇的幾個詞

　　《文學青年》：如果用幾個詞語形容自己的短篇小說寫作，您會選擇什么樣的詞語？

　　蔣一談：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所以想了很久。我在四十歲那年開始寫作，之所以突然想寫，是因為遇到了生活的難題，心里有了很多的惑。

　　我雖然沒有達到古人“四十不惑”的成長要求，卻也不想急于為困惑找到答案。所以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首先想到的詞語是“困惑”。我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公羊》，之后又寫了《ChinaStory》、《魯迅的胡子》等作品，感覺腦子里和肚子里的故事創意能力和筆下的溫度還在，所以接下來我會選“創意”和“溫度”這兩個詞語。我對“文學的溫暖”這個寫作理念抱有警惕，“有溫度的傷感”和“猶豫不決”的彷徨情緒是我要努力保持和追尋的。

　　1994年至2009年間，我雖然沒有寫作小說，但一直在讀詩寫詩，喜歡樸素簡潔的詩歌語言，這也是我寫作小說的語言標準，所以我會選擇“素簡”這個詞語。我的作品絕大多數取自現實，但與我的實際親身經歷無關。每個人對現實的理解不一樣。我覺得，夢里的人和事可能比睜開眼之后看見的人和事更真實，更能觸動我。我對現實持懷疑態度，更相信塵埃落定之后的那部分真實，而小說寫作就是努力追求現實和藝術之間的平衡感。我不喜歡寫個人的實際生活經驗，我希望自己能夠把這些年的生活體悟投射到他人身上，然后再反照自己。所以，我想到這兩個詞語：“平衡感”和“我手寫他心”。

　　我作品里的人物關系和情感交錯多是別離或者疏離，我想到“離”這個詞語。今天從昨天的幽暗里浮現出來，明天等待著今天的幽暗。幽暗，幽靜和昏暗，里面裹挾著可能的釋然。我希望自己能夠更多地寫出這樣的故事和人物。我想到“幽暗”這個詞語。在寫作上，我起步時間晚，作品還有很多欠缺，所以我選擇最后一個詞語：在路上。

　　困惑、創意、溫度、素簡、平衡感、我手寫他心、離、幽暗、在路上。這幾個詞語會是我現在的選擇。

　　“只有復雜的作家才可能創造出復雜的人物譜系”

　　《文學青年》：我曾聽您講過，“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有寬度的，可以三代人共讀”。請問，這種寬度如何理解？

　　蔣一談：讀大學的時候，文學課老師給我們講過，讀書是為了自己，是為了某一天找到自己，可是讀什么樣的書籍和文章呢？要讀具有“三易”品格的文章：“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后來漸漸明白“大文易讀易傳”的道理。這種“易”不是指語言的低俗和口水話，而是指語言“活”的同時具有“文學性”的標準，而這個標準在前人的作品里，更是在每個喜歡寫作者的審美里。

　　“三代人共讀”這句話是在表述如下：首先，對一個讀者而言，每過十二年，他都是之前那個自己的長輩。如果還有某種機緣，他重新翻閱過去沒有讀太懂的那篇作品，他可能在這個時候讀懂了；其次，在寫作短篇小說時，如何在一個有限的空間里面投射多個感覺主題，能讓不同年齡階段的讀者都能感知到某種文字聯想，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只有復雜的作家才可能創造出復雜的人物譜系。如果不是復雜的作家，他的作品只能為某一個年齡階段的讀者服務。也可以換句話來說：一座高山，隨著海拔的升高和氣溫的變化，山上的植被會發生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恰恰說明了這座高山的復雜豐富。這些植被并沒有隨著變化飛走，依然屬于這座高山。

　　《文學青年》：寬度和精度常常是矛盾的，存于寬闊而失之精妙是常有的事，二者都能有相當可觀的讀者。比如現代派諸多作品，作者或專注于探求人與人的矛盾，或埋頭敘述人與自身的分裂、人與社會的不和--加繆這樣的偉大作家，他的《局外人》不一定人人喜歡，愛它的人卻愛得沉醉；卡夫卡筆下人物異化、荒謬，卻仍然成為經典中的經典。莫言在八十年代初讀馬爾克斯時，也感慨原來小說有那樣一種高明的寫法。您是否有擔心，追求讀者的寬度，會喪失掉作品的精度--那種令一部分人沉迷的文學趣味？

　　蔣一談：你二三十歲，我四十幾歲，我的朋友五六十歲，我們年齡不同，都喜歡看《局外人》。我的一位老師是研究《史記》的教授，今年七十三歲，三十年前喜歡《百年孤獨》，現在年歲大了還喜歡讀《百年孤獨》。生活里沒有精度，只有寬度，因為生活是模糊、漂浮的，而寫作就是在模糊、漂浮里抓到那一片亮光，而且是一閃即過的亮光。這束光只有足夠亮了，才能照耀更多的人。寫作者需要精度，那是瞄準靶子的精度，同時也是綜合動作的準確度。寫作者需要瞄準，但寫作者在心里瞄準的那個靶子，其實就是他自己。

　　談創作路：寫作這條路不好走，可以成就人，但毀滅人的力量更大

　　《文學青年》：您的作品是看似不大注重形式和技巧的；您把握著敘事這種古老的權杖，從小說的正面突圍，在作品結構上做文章，同時又十分注意語言的平靜、簡潔。比如《故鄉》，巧妙地構造了一對連體姐妹，通過父女的對話，恰當嫁入作品，這對姐妹呢，妹妹在生活中結了婚，姐姐終身未嫁--可以想象，這種人生發生在這樣一對姐妹身上，對于普通人而言，情感和現實上存在多大的沖擊！但在您的作品中，我沒有感到突兀，細想后覺得：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生，未必就沒有。您怎么看您的創作手法？

　　蔣一談：寫完《芭比娃娃》之后，我突然想寫一對背靠背的連體姐妹的故事。姐妹倆誰也看不見誰的臉，可是家里很窮，父母親沒有辦法帶她們倆去醫院做解體手術。妹妹比姐姐漂亮一點，先于姐姐談了戀愛，妹妹和男友在一起親熱的時候，姐姐躲不開，只能在一旁感受，但她的心里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又會發生什么事情呢？我很好奇。正當我準備動筆的時候，我在《紐約客》上讀到一篇作品，委內瑞拉作家寫的短篇小說《本是同根生》，寫的就是連體姐妹的故事，也涉及到男女情欲的細節起伏，寫的很好。雖然我的故事構思與他的不同，但情欲構成思路近似，所以感覺很沮喪，索性放下了動筆的念頭，但腦子里的連體姐妹畫面始終揮之不去，也有點不甘心。后來，寫《故鄉》的時候，為了襯托主人公復雜的故鄉情懷和成長經歷，我把連體姐妹畫面當成背景放進了作品。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作家，如果沒有獨特的故事構想和寫作方法，很難成為獨特的作家。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的好作品，所以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故事構想是獨一份，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世界上的其他作家也在寫作。所以，我認為，寫作這條路不好走，寫作可以成就人，或許可以讓人得到虛幻的光環，但寫作這件事毀滅人的力量更大。在寫作上，我把故事構想放在第一位。我喜歡把那些習以為常的人和事，通過另一種方式再次呈現。

　　《文學青年》：就我的閱讀體驗，您的作品總能給人溫和，但其中的孤獨氛圍也很濃郁，又比如小說《故鄉》中“他是一個多余的人”。你如何體悟和書寫孤獨？一個作家的孤獨是什么樣的？

　　蔣一談：人生閱歷不同，閱讀者的感受各不同。在一次讀書活動中，有讀者在下面問我，《故鄉》到底想表達什么？我無法用一句話闡釋，這是我的真實感受。如果非要說，我只能這樣表達：談到《故鄉》，我首先想到的還是那個西班牙男人，那個“RightMan”，但在作品里，他不是主人公，只是一個影子。

　　在《故鄉》里，主人公對人類有這樣的基本認識，“孤獨感”和“侵略性”是人類共同的遺傳基因，是真實的人性。我覺得對寫作者，尤其是對那些想在寫作上挑戰自己的寫作者而言，失敗感比孤獨感更強烈。寫作者首先是讀者，需要閱讀大量書籍，補充自己同時把自己的即刻感受激發出來，讀到好作品時，雖然很高興，可是失敗感和沮喪感又是實實在在的，作品的影子會在腦子里盤桓兩三天甚至更久的時間。可是沒有辦法，繼續努力是唯一的方法。

　　我妻子和女兒在國外，我一個人在家，讀書、寫作、看電影，習慣了之后也不覺得寂寞。但是在沒有靈感和寫作思緒的時候，孤獨感會浮出水面，但也只能默默承受。人生就是這樣，沒有誰能時時刻刻陪伴你，只有你自己的感受才能陪伴你一輩子。

　　解析作品：沉默著的承受更深沉

　　《文學青年》：您最新的短篇小說集《透明》卷首有這樣的文字：只有認命，才能保有尊嚴。很悲觀的看法。您是這樣看待人生的嗎？還是只對部分人而言？我覺得《跑步》就是一部體味“認命”的小說，兩對父子之間因為命運生成不同的體格和性格，在一件小事上矛盾爆發，一方的父親只好談“跑步”。一種很強而直接的無奈感。

　　蔣一談：這是我現在的人生理解，但我不認為這是悲觀的想法。2011年，我在《赫本啊赫本》的卷首寫了這樣的題詞：人生充滿苦痛，我們有幸來過。那時候，我心里對人生有感恩之心。現在，感恩之心依舊在，但更體會到默默承受何嘗不是更大的感恩呢？讓自己更多地理解他人何嘗不是更多的感恩呢？沉默著的承受更深沉，更有不可言說、不必言說的深情厚意。

　　《文學青年》：《在酒樓上》曾發表于《人民文學》雜志。我是讀到這個短篇小說，因為一篇作品從而對一個作家產生巨大的好感，進而讀到他其他的作品。在您的一些小說中，我讀到一些信件，類似作品的穴位。比如《赫本啊赫本》和《在酒樓上》，兩個作品都引入書信的形式，信寫得很感人，如點睛之筆，又牽動全身。這是巧合嗎？或者是擅長？

　　蔣一談：謝謝你的閱讀。一切都是緣分，強求不得。一個國家最真實的歷史在老百姓的信件里，這是我對國家歷史的理解。《赫本啊赫本》這篇作品兩萬多字，由父女間的兩封通信構成，《馬克呂布或吳冠中先生》、《刀宴》、《ChinaStory》、《夏末秋初》等作品里也有信件呈現。我覺得，這是普通的文本寫作內嵌技法，關鍵在于文字要有真實的力量，這不是官方的公對公的文字表述，所以人物的情感和內心感受可以借助隱秘的道具表達出來。

　　如果有可能，你們的《文學青年》可以舉辦《信》的同題短篇小說寫作活動，A給B寫一封，B再給A回一封信，人物情感關系由寫作者自己定。我覺得，內嵌式寫作技法雖然傳統，但很鍛煉人。

　　《文學青年》：茶館和餐廳這一環境，數次進入您的文學寫作。《透明》里充分展示和滿足人的欲望和私人空間的黑暗餐廳，《在酒樓上》那個意味著艱難和責任的空間，都很有意味。想請您談一談。

　　蔣一談：茶館和酒樓是大家習以為常的空間，我喜歡琢磨熟悉空間里的另一種可能性。事實上，時間和空間在我的作品里是兩個特別重要的寫作要素。時間是瞬間的，而某一個瞬間很可能改變人物的選擇和命運；空間是很難變化的，但能否把空間的物理屬性弱化，進而提升空間的化學效力，讓這個空間有壓縮餅干的屬性，是我關注的問題。

　　《文學青年》：我讀了《二泉不映月》，不是很喜歡，我以為它和您一貫的寫作風格和水準有差異。它的結構上分兩段，前一段是往后，后一段跳到現實里，校園生活，主要寫兩個文藝社團之間的一次交鋒。有趣是有趣，語言也很活潑，但跳躍感較大，顯得淺顯。這是您的嘗試嗎？寫壞了怎么辦？

　　蔣一談：的確有差異。《二泉不映月》由兩篇作品構成，兩個都是超短篇，一個是《請原諒我》，一篇是《或許是答案》。我個人更喜歡《請原諒我》這一篇，我是看了賴新川導演的話劇《寶島一村》之后確定了這個故事：一位八十多歲的臺灣老兵，有機會回大陸探親，但他卻放棄了回大陸機會的機會。第二篇作品的起點在于“三句半”的娛樂靈感。或許你的感受是對的，我現在還沒有仔細研究《或許是答案》這篇作品的問題出在何處，但我有個直覺，這類風格的作品不會再多寫。

　　作為漢語寫作者，我很慶幸自己生活在當代中國的空氣里。人心糾結，充滿失敗感，家庭成為更小更小的碎片，可是生活總要繼續。我不討厭霧霾，會把霧霾想象成中國故事的帷幕。

　　談門羅與“我”：

　　她敘述的卻是零星人物的極其微妙的心里和生活細節，故事很簡單，沒有中國中篇小說那種故事和人物的枝枝蔓蔓，卻又非常飽滿。

　　我喜歡寫“無事”狀態下的故事，喜歡關注人物的內心潛流

　　《文學青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麗絲·門羅，被稱為“短篇小說大師”。您如何理解她的短篇小說？你的作品和她的作品有何異同？

　　蔣一談：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在本世紀初的時候，門羅已是世界公認的短篇小說大師。我在2009年秋天仔細讀了她的作品集《逃離》，深深入迷，當時和朋友們交流，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當代中國沒有一位作家能寫出這樣的短篇小說。

　　門羅的作品字數通常在兩三萬字，甚至更多一些，用如此多的字數，她敘述的卻是零星人物的極其微妙的心里和生活細節，故事很簡單，沒有中國中篇小說那種故事和人物的枝枝蔓蔓，卻又非常飽滿。她作品的節奏轉換，敘述視角的多變映照和牽連，字里行間不經意卻有后味的只言片語，都在烘托人物的內心世界，悄然堆積著讀者心里的閱讀感受。

　　門羅的作品里沒有憤怒，沒有厚重，沒有鋒利，沒有那種直接的力量，敘事很緩慢，看上去沒有多少招式，事實上她是一位在短篇小說寫作理念和技法上全副武裝的“女超人”，她是當代真正的“文學情緒大師”，我們應該好好學習她的作品。

　　我喜歡寫“無事”狀態下的故事，喜歡關注人物的內心潛流。很榮幸，我的拙作在“文學情緒”方面和門羅的作品風格相近似。前兩天，我和朋友們還交流過這個話題。我覺得，如果門羅的故事構想是一百分的話，我的故事構想能力有七八十分左右；如果門羅的敘事技法掌控能力是一百分的話，我的敘事技法掌控能力只有五六十分，可能剛剛及格。

　　《文學青年》：您的寫作是否受過誰的影響？熱愛的作家是誰呢？之前的寫作是什么狀態？

　　蔣一談：中學時代除了課本里的文章，主要閱讀中國古典文學、魯迅、沈從文等現代作家的作品，但那時還不能理解魯迅的文字和思想，總覺得魯迅這個作家喜歡拿筆掐架。我必須承認，文學的初心是在我十八歲進入了大學校園之后才被萌發的。當時北師大的詩歌氛圍很濃，很多人都在寫詩歌，我讀大一，就跟在師兄(伊沙、徐江、桑克、侯馬、朱楓、鐘品、宋曉賢、藍珂、冰馬、張海峰等)后面參加校園詩歌活動，覺得這是一件很興奮、很驕傲的事情。有一次上寫作課，老師給我們布置作業，很多同學選擇寫詩歌和散文，我想跟大家不一樣，選擇的是短篇小說。沒想到這篇作品被老師表揚，老師用了一整堂課朗讀了這篇幼稚之作。這次經歷對我是極大的鼓舞。

　　我開始喜歡上了短篇小說，但讀了契訶夫、菲茲杰拉爾和納博科夫的作品之后，我覺得自己別寫了，文學夢太遙遠了，因為他們寫得太好了，我以后就做一個文學愛好者和閱讀者吧。閱讀他們的作品讓我從心里確信，文學是一個非常遼闊的世界，我站在里面，或者躺在里面，看文學世界里的人群，還有各種各樣的故事，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1991年，我大學畢業去了一家出版社工作。1993年我結了婚，隨后辭職呆在家里寫作，寫長篇小說，一口氣寫了三本，1994年全都出版了，賺了幾萬塊錢。那個時候，寫作是我賺錢養家的唯一希望，但后來我還是不太愿意拿文學去賺錢，再說寫作也太累人了，于是去做了出版。

　　《文學青年》：到目前為止，您出版了六部短篇小說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魯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棲》、《中國故事》和最新的《透明》。它們在您心中是什么樣的位置？

　　蔣一談：我現在的短篇小說寫作規劃是十年，從2009年至2019年。現在時間剛過了一半，我還無法從更遠處觀察體會這幾本作品在我寫作經歷中的位置和分量。我覺得自己還是剛起步，未來的幾年，靜下心思考寫作，保持好呼吸的節奏是最重要的。

　　對“當代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早已經不在”保持沉默

　　對自己設問：如果時間倒轉到2009年，我還會選擇寫作短篇小說嗎？

　　《文學青年》：大多數作家的短篇小說集很難出版，即便出版，一旦貼上嚴肅文學的標簽，發行量過萬已經是文學暢銷書。你如何看待當下中國文學出版市場的現狀？

　　蔣一談：當代中國還是半農業、半工業的國家，民生問題是第一大問題，藝術活動不是生活必需品。而在眾多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文學是其中一支。看到、聽到周圍的人抱怨說當代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早已經不在了，我會保持沉默，因為爭論沒有意義。

　　我認為，當代中國文學正在出現復雜多變的文學氣象，故事的素材比過去的時代多很多，呈現作品的通道和載體也有很多，類型作家群落各自在發展。個人淺見，寫作者可以多思考如何對待素材，如何不浪費素材，讓素材在文本里呈現出獨特性，跟別人不一樣的獨特性。

　　資本(決定規模和資源儲備)和人才(決定創意和談判能力)決定著出版的未來。兒童文學書籍的市場很大，作家為孩子們寫繪本書籍，是一個方向。成人文學出版，競爭很大，規模小、品牌弱的出版機構可能拿不到最好的作品版權。但是，有特點的獨立文學版權和文學創意工作室，會是數字出版的新生力量，因為能為讀者提供個性化、延伸化、視頻化等更多形態的文學閱讀服務。在數字傳播時代，文學出版市場的競爭其實才剛剛開始。

　　《文學青年》：我想請您對自己設問，自問自答，解剖內心里對于自己創作的疑惑或矛盾。

　　蔣一談：我自問過，如果時間倒轉到2009年，我還會選擇寫作短篇小說嗎？我恍惚了好幾次，還是給了自己一個回答：不會選擇寫作短篇小說。在當代中國文壇，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可以成就一個作家，但是幾十篇短篇小說卻很難成就一個作家。短篇小說寫作之路很陡峭。文學閱讀需要一顆安靜的心，可是能夠靜下心的文學讀者現在還很少。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代。只能等待。若能重新選擇，我會把精力放在詩歌寫作上面。可是怎么辦呢？已經寫了短篇小說，心里放不下了。

　　《文學青年》：如果您愿意，想請您談談日常生活。您現在在什么狀態下寫生活和寫作？

　　蔣一談：我喜歡簡單的生活。一周去公司一兩次，其他的時間分給三部分：讀書、見親朋好友、寫作。家人不在國內，一個人在家里生活，除了書房其他地方挺亂的，亂到不好意思的時候我再收拾。這樣的日子已經持續了好幾年，可是我又很感謝這樣自由懶散的狀態，可是自由懶散過了頭，有時也會令人無所事事，甚至頹廢。這幾年，新作品會在四、五月份出版。在春天和夏天，我會配合出版社做一些讀書活動。我更喜歡在秋冬季節寫作，也盼望著秋天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