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電視劇：“失聯”的創作

　　前不久，因不滿演員私自改劇本，編劇宋方金與演員宋丹丹上演了一場“口水戰”，備受關注。在這場二宋的“隔空舌戰”中，宋方金曾如是描繪電視劇的理想生產狀態——

　　“在編劇結束的地方，導演開始；在導演結束的地方，演員開始；在演員結束的地方，觀眾開始。大家像一場接力賽一樣，跑完故事的全程。”

　　宋丹丹則回敬了一句不無幽默的反駁：“編劇老不‘結束’，而我們必須‘開始’了！”不過，包括她在內的大多數業內人，都對宋方金的“理想狀態”表達了認可。

　　這場編劇與演員間持續發酵的爭論，恰恰折射出國產電視劇創作主體的“失聯”狀況。這種“失聯”下的創作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都因為編劇沒能跑好“第一棒”嗎？

　　中國式邊寫邊拍

　　“我們不是怕折騰，只是不知道你要折騰到哪兒去，更不知道你折騰去了之后是不是還要折騰回來”

　　回想起那段一邊拍戲一邊改劇本的經歷，知名導演姚曉峰至今仍懊惱不已：“以后絕對不干這樣的事兒了！”但他緊接著又添了一句，“不過恐怕也難說呀！”

　　那時候，姚曉峰剛從攝影師轉行做導演沒多久，用他的話說，“好本子離我還很遠”。投資人拿了一部小說找到他，也提前跟演員約好了檔期。姚曉峰覺得小說不錯，就簽了約，開機前拿到劇本，卻發現其中不少內容，還不如小說原著。在劇本成熟部分不到一半的情況下，他們還是開了機，邊拍邊托人重新“捋”。結果卻像豆腐渣掉進了煤渣里，是挑也挑不出來，揀也揀不起來。第二任編劇很快也寫不動了，姚曉峰只好硬著頭皮自己上。

　　單看劇本樣式，就不難瞧出他們拍攝時的倉促和窘迫。姚曉峰最終版的劇本，不是一頁一頁、成套裝訂的A4紙，而是一張一張、剪貼而成的大長卷。這套東西由三樣內容構成：原劇本、小說原著以及姚曉峰自己梳理的臺詞。這些東西都是他一一剪下并用膠條拼貼在一起的，足足有好幾十米長，甚至來不及重新編排打印，就拆成單頁分發給演員了。

　　拍攝現場就更“逗”了。一般很少會有人把小說原著拿到片場，可姚曉峰和演員們卻離不開這根“拐杖”。走戲過程中，他們會時不時把小說中的一些人物故事和行為事件抽出來，臨場編一些臺詞，再順著往下拍。拍完白天的戲，姚曉峰還得熬夜“捋”后邊的劇本。

　　“當時想的只有一件事兒，順利拍完就是勝利，根本想不了還要拍好的事！”說到這里，他自己都有些后怕。那部戲最終還是播了，姚曉峰當然不滿意，“我們的修改，就像在給沒氣兒的人化妝——故事倒是順上了，魂兒卻丟了。”

　　姚曉峰直言，制作方為了趕進度，還沒準備好就已經出發，這正是很多問題產生的根源。但時至今日，依然有大約一半的戲，沒有拿到全部劇本就開機。“拿到十集劇本再開拍，這都算很有良心的劇組了。”熱麥國際發行總監謝曉虎說。

　　這種“邊寫邊拍”的狀態，也讓編劇們苦不堪言。編劇閆剛將其定性為 “由結果倒逼開始的創作程序”：投資方拿著故事大綱約好演員，與電視臺做完溝通，再委托編劇把這篇“命題作文”說圓。編劇在創作過程中，要不停完成電視臺、制作方和演員的多方訴求。“每一次反饋回來，貌似都很有道理。于是，我們在不停地失焦，又在不停地對焦，最后卻按下葫蘆浮起瓢，瞎子摸象似的來回‘拉抽屜’。幾番下來，有的編劇被逼走，或者就是團隊上來一頓群攻，劇本創作成了一個狼狽的生產過程。”閆剛說。編劇余飛也有同感，“我們不是怕折騰，只是不知道你要折騰到哪兒去，也不知道你要折騰成什么樣，更不知道你折騰去了之后，是不是還要折騰回來！”

　　為應對這種“改不完的未了局”，編劇們甚至琢磨出自我保護的“退出機制”。余飛如數家珍地念出一段佶屈聱牙的合同條款：甲乙雙方產生矛盾，無法調和，乙方有權選擇以下兩種方式之一進行處理：第一，乙方放棄此項目的所有版權，但甲方此前支付給乙方的所有費用不予退還，乙方可以保留部分署名權；第二，乙方退還甲方支付的所有費用，但是將此項目的版權全部收回。

　　搶戲搶到鍵盤上

　　“這還算客氣的了，畢竟還懂得告訴編劇一聲，最惡劣的是，不打招呼擅自就把戲給改了”

　　一個電視劇項目投資動輒上千萬元，為什么那么多人著急上馬？慈文傳媒董事長馬中駿列出了一組數據：去年一年，國產劇總產量1.5萬集，約為六百多部，而國內有收視號召力的電視劇演員，男男女女加起來也就一二十位。“幾乎每位一線大腕兒，都有三五十個劇組在瘋搶。”馬中駿解釋說，正是演員的稀缺，導致劇本不成熟就開拍，“錯過這個時間，他們就沒檔期了”。

　　也正是這種稀缺，讓某些一線演員獲得了當“全能冠軍”的資本：拍戲過程中，他們可以擅改劇本。這也是“二宋口水戰”中，編劇們炮轟演員的原因所在。編劇汪海林曾在一部戲中為男二號安排了一場浪漫的情感戲，卻遭到男一號質問：“這段浪漫為什么沒給我？”“搶戲搶到了編劇的鍵盤上，不過，這還算客氣的了，畢竟還懂得告訴編劇一聲。最惡劣的是，不打招呼擅自就把戲給改了。”汪海林解釋，其實編劇們并不是說劇本決不能改，關鍵是修改的方式和結果。

　　編劇們的難以忍受之處在于，演員私自改劇本，常常是私心作祟，往往會破壞整部戲的架構。編劇黃暉不久前的一部歷史大戲采取了一正一反雙線敘事，他對男一號的描摹，三分之一借助于男二號的襯托。但拍攝之時，男二號愣是把自己的戲重改了一遍，將一個歷史上頗有爭議的人物，打扮成一位圣人，以至于該劇拍完之后審查未通過。一番刪改，也導致全劇連基本事件都有些交代不清了。

　　對于演員熱衷于改動劇本的心理，演員姚芊羽作了一番解剖：編劇要詮釋的角色太多，有時候甚至會讓人物為推動劇情服務；而演員會更加關注角色性格的連貫性，他們總是試圖結合個人的經驗去豐富角色，當然也有人會出于對個人完美形象的關注，拒絕編劇的一些安排。

　　汪海林注意到，演員改戲雖一直都有，但也經歷了一個從非主流走向失控的過程。1996年，他和閆剛最初參與劇本創作時，還是中戲的大三學生。“當時我們的劇本肯定沒有現在好，但演員也都照著拍了。”有粉絲翻出他們2003年創作的《神醫喜來樂》的劇本，同電視劇臺詞一一比對，一幀一幀截圖，結果令人驚訝：兩者竟連語氣詞都是一個樣兒。而就在一年前，他們打磨了近七年的《楚漢傳奇》開拍，卻因劇本被改，鬧出不少硬傷和笑話。

　　演員話語權的與日俱增，與國產劇制播格局發生的變化有關。馬中駿回憶，在上世紀90年代到2005年左右，國產劇主要以地面頻道購買為主。一部戲的成本由全國三四十個買家分攤，電視臺即便買錯了劇，壓力也不會太大。大約到了2007年，省級衛視異軍崛起，其收視份額、廣告收入和購劇價格也都水漲船高。“如今買一部劇動輒上千萬元，衛視肯定會愈發謹慎，其獲得安全保障的心理也會愈發強烈。購買依據是什么？當然也看劇本，但劇本本身的同質化也越來越嚴重，有時候這個人演和那個人演沒什么區別，一線演員的重要性就會更加凸顯。加上演員紅不紅比劇本好不好更容易判斷，即便買錯了劇，也是一張過硬的‘免死牌’。”

　　導演去哪兒了？

　　“預算和周期在那兒壓著，導演與演員溝通的成本實在太高，導演只能是妥協”

　　一線演員搶手，這是不爭的事實。很多人無法理解的是，在拍攝現場，作為“掌舵者”的導演上哪兒去了？他們為何任由演員私改劇本？對此，導演齊星直言不諱地說，對于拍攝現場的“失聯”，導演們難辭其咎，“他們是編劇和演員的紐帶啊！”

　　在齊星看來，劇本交了過來，能不能過關，臺詞是好是壞，導演事先就要有判斷。他并不認為編劇一定要跟組，“劇本沒問題，他們的工作就完成了。現場出現個別問題，導演要自己解決。好的導演應該有能力再創作，畢竟你不是在拍連環畫呀！”

　　齊星認為，如果劇本臺詞寫得好，就要說服演員照著劇本走；一旦涉及到演員改劇本，導演更是要“把好關”。他描繪起自己把控現場的情形：布好燈光，架好攝影機，演員開始走位，先把臺詞說一遍，他會在一旁聽著。如果劇本被修改，他當時就會過問，場記也會記下來，以便于后續剪輯。對于現代戲，齊星通常會允許演員對臺詞作一些口語化處理，演員冒出的出彩想法，他也會照單全收，“但一些關鍵性話語，我一定會要求演員照著劇本說下來，否則骨架就亂了。”

　　汪海林也希望導演更好發揮把關、潤滑作用，但他注意到，有些導演資歷不夠，很容易就被大牌演員架空，而更多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則是另有隱情。汪海林回憶，他一度接到導演從現場打來的電話：“他說有一段戲演員不想演了，問我該怎么辦。我說為什么不想演，他說她以為自己是腕兒唄。我又問那你什么意思呢？他說要不就不演了，畫外音我再配吧，要不然耽誤時間。”汪海林爆料說，很多時候導演沒有堅持，其實是害怕影響進度。

　　他作了一番對比：十多年前，制作公司的通告表上，一天只要求拍三五頁劇本；而今導演每天都得拍八頁到十五頁。演員片酬與各種花銷加起來，一個劇組一天的開銷動輒幾十萬元，耽誤不起。“預算和周期在那兒壓著，演員也非常清楚這些，所以他拿你拿得非常準。”汪海林認為，由于溝通的成本實在太高，導演只能是妥協。

　　這讓余飛聯想起西方巴別塔的故事：人類為了到達天堂，聯合起來興建了巴別塔。為阻止這一計劃實現，上帝讓人類說起了不同語言，使之不能溝通，計劃終于告吹。余飛說，時下的國產劇創作，就存在一種“巴別塔”式的阻隔，幾乎所有人都苦不堪言，卻依然難以改變。

　　對此，《甄嬛傳》制片人敦淇有一番他的經驗。“拍戲本就是一個趕進度的過程，現場突然停下來聊劇本，這是非常不科學的。”他建議，導演就劇本問題與演員溝通，早在開機之前就應進行。他舉例說，《甄嬛傳》開拍前，他們一度擔心孫儷駕馭不了甄嬛回宮后腹黑的狀態，正是通過好幾輪接觸，才增強了彼此的信心。另外，開機之前，他們還會邀請演員提前進組，或體驗生活，或朗讀劇本，“若沒有提前溝通，拍攝時遇到困難，就會平添出很多問題。”

　　業界聲音  

　　機構分散導致惡性競爭

　　受訪者 清華大學教授尹鴻

　　造成國產劇創作“失聯”的根源在于，目前制作機構多達三千多家，對業界專業人才的需求遠遠超過供給，從而導致競爭過于激烈，稍微好一點兒的資源一堆人搶。結果大家都來不及精雕細刻，不得不急就章，短平快。這就好比是一堆人餓著肚子要吃飯，掌勺的人怎么可能做專業？先滿足大家吃就不錯了。這樣就永遠不知道哪個人能把飯做得更好，或者做得好的人最后也做不好了。

　　“失聯”現象的產生，還因為國產劇每個生產環節都沒有高度專業化，最后變成誰稀缺誰就更有話語權。在美韓等國，一線明星也會有很大的話語權，但一般不會走向失控或惡性，就因為其專業化程度足夠高，各個環節分工相對清晰，彼此間有很好的信任機制。

　　不過，近年來華策、華誼等制作公司紛紛上市，跨界資本紛紛涌入，在電視劇制作市場上演了一波又一波大魚吃小魚和強強聯合的并購浪潮。隨著電視劇行業集中度日漸提高，制作公司對行業的控制力也會逐漸加強，這樣一來，惡性競爭、創作“失聯”等情況，將得以緩解。

　　解碼韓劇

　　95%以上劇本

　　拍攝時不會改

　　車榮會曾任韓國SBS電視臺駐中國首席代表，現為上海金禾影視公司CEO，負責聯手中韓團隊合作拍戲。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問：中國有種說法，說你們常常拿幾頁紙就拍戲，有這種情況嗎？

　　答：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我們同樣是確定完劇本以后才開拍。只是韓劇是邊拍邊播的體系，所以偶爾會有在作品后半段創作劇本的情況。    

　　問：韓國藝人會因劇本不好而擅自改戲嗎？

　　答：好不好誰說了算？演員嗎？在韓國，這由制作公司和電視臺說了算。制作公司請編劇寫完故事大綱，就會跟電視臺的專家談，征求其意見，雙方同意后再讓編劇繼續創作。由于是邊拍邊播，編劇在后期也會聽聽觀眾反饋和內部意見，但劇本早就定好了，拍攝過程中95%以上的內容都不會改。

　　問：在韓國，藝人和編劇會發生糾紛嗎？

　　答：韓劇各個環節分工很明確，他們一般不會發生矛盾。藝人同意參與，就表明他接納劇本，拍戲時就會嚴格照此執行。他或許也會在拍戲前提點意見，但聽不聽取決于編劇。總之，我們每個人都集中在自己的角色里，互相尊重，不會越位。    

　　問：你們拍戲的過程會不會也比較著急？

　　答：韓劇(以迷你電視劇20集為例)的拍攝周期通常需要4至6個月。劇本也是用A4紙做成本子，但沒有指定一天要拍的量，難度高的話拍攝量就少一些，難度低的話則反之。我們在播出之前會先拍四到六集，邊播邊拍的過程中可能也會有點著急，但總體還好。    

　　問：這么長時間，你們怎樣協調演員檔期？

　　答：我們也會出現演員檔期延遲以及很匆忙就進入拍攝的時候。但大部分情況，都已事先確定好主演的檔期日程，使他們有充足的時間去閱讀劇本及練習。    

　　問：在韓國，制作機構對編、導、演的競爭激烈嗎？

　　答：韓劇70%是外部制作公司制作，30%由電視臺自制。我們有影響力的制作公司約有三十多家。電視臺包括KBS、SBS、MBC三大無線臺和十多個有線臺，播劇、拍戲主要還是無線臺。每個制作公司通常會提前跟電視臺談，談完才投拍。電視臺是否購劇，首先就會看編劇。韓國A級編劇大約有十多個。資源的爭搶上也會有競爭，但可能不像中國這么激烈。

　　人物故事

　　剪輯師余安俊：為電視劇“治病”的人

　　在編劇們和宋丹丹吵得最兇的時候，來自臺灣的剪輯師余安俊已經連著熬了好幾周的夜。清明節，他原本是要回家的，但還是被“插播”的片子攪黃了。“媽，我真的回不去了！”他就這樣一口回絕了海峽那邊母親的期待。“我已經很多年沒有給我爸爸掃墓了。”余安俊說。

　　他的“被逗留”，并不是因為技不嫻熟。在電視圈，余安俊被很多人視為能讓電視劇“起死回生”的人。今年2月，他剛幫某一線衛視“治”好了一部片子。上個月，又有4部戲接連堆進了他的剪輯“診所”。“現在電話鈴一響，我就會‘砰’一下緊張起來。”余安俊說，這些片子里，他要治的“病”實在太多。

　　不少演員顧及自身形象，拍戲時習慣于把反派美化，這無疑會使全劇的戲劇張力大打折扣。為此，余安俊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他會從大量素材里，精選出演員憤怒、陰沉的畫面，來一段蒙太奇，然后再就著嘴型重新配音，用他的術語，叫“掰形象”。

　　有時候現場拍攝倉促，留下的紕漏則需要他“掰劇情”。數月前的一部片子里，黑社會老大讓手下把女兒送到機場，緊接著去KTV密謀非法交易。而就在密謀現場，這位送人的手下竟再度出現。同一個演員“捅”到了兩個連續發生的現場，怎么辦？屁股連著椅子，兩個多鐘頭過去了，余安俊終于想出了招兒。他在兩場戲中間打了個“隔斷”，將第三場戲挪入其中：警察追到KTV，發現臥底留下的線索，而移到后頭的密謀戲，則被改換成警察腦海的“現場回憶”。就這樣，他用倒敘的方式解決了穿幫的問題。

　　“病入膏肓”的片子就有些費事兒了。余安俊手頭正剪輯一部60集的現代戲。早在劇本階段，它就“渾身是病”。這是一個老調重彈的故事：30年前陰差陽錯抱錯孩子，鑄成30年后倫理與情感的糾結。劇中主配角加在一起，先后7次“被進醫院”，以至于一部60集的情感劇，愣是抻出了二十多集的醫院戲份。

　　余安俊說，醫院永遠是白色的場景，拍戲的人并不喜歡。編劇反復呈現的住院療養、扯皮推諉、責任追究，這些明顯屬于沖突過后拖戲的內容。他苦笑說，與那些下一場戲開始后先回憶上一場戲的方式比，這種搪塞字數的方式已經算“巧妙”的了。如何解決這些反復拖沓的內容，成了余安俊眼下的棘手問題。

　　對于互相指責的編劇和演員，余安俊有很多想要罵娘的話咽在了肚子里。他說，剪輯師原本也有自己的追求，但“替人擦屁股”的工作，卻占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

　　余安俊說，每每遇到制片方，他都會諄諄相勸：“如果開拍之前發現劇本有問題，開拍之后才修改，這套劇本就成了‘殘疾人物’；如果拍攝之中仍然不去修改劇本的問題，殺青之后，這套劇本就只有等著‘出殯’了！”但很少有人真正聽進去他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