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VS安意如：聊將“錦瑟”記流年

安意如

格非

　　純粹是出于巧合，近期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先鋒作家格非的自選集《相遇》里，收入了他一篇早期的小說《錦瑟》，而古詩詞鑒賞作家安意如推出的清代詩人黃仲則的詩傳，題為“聊將錦瑟記流年”。于是，在堪與納蘭容若比肩的這位被遺忘的傳奇詩人的詩句里，兩位似乎八竿子打不著的作家，有了不期而然的“相遇”。

　　或許不只是巧合，格非的小說脫胎于唐代詩人李商隱的《錦瑟》，而有了李商隱的“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才有了黃仲則《感舊》里的這句詩，才有了安意如的詩意描繪。一如安意如新書的內封上，以李商隱詩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勾畫出來的《荷塘圖》，亦象征了黃仲則人生華美之后出淤泥而不染的枯敗與荒蕪。其間的隱秘關聯或許是，黃仲則在并非詩歌的年代里，寫下了美好的詩作，雖然他終究沒能如李白、杜甫，乃至納蘭容若那樣為后世敬仰。同樣格非、安意如，在并非文學的黃金時代里，依然書寫著自己的“文學”。

　　在安意如的理解里，黃仲則的價值在于他的悲苦，是大多數人的悲苦，是說不出口的悲苦，是那種時代循環里所謂“庸常”的悲苦，他甘于庸常就罷了，偏偏他不甘于，他有才華，他要掙扎。“就像我們這個時代一樣，寒士想要力爭上游，但時代的瓶頸越縮越緊，如果你不是有過人的運氣，你很難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位置或是高度。”正因為此，安意如以為，黃仲則更有在當下被書寫的必要。“他詩中的慷慨悲歌，不僅是當時落寞才子感同身受，現在像我們一樣被生活、被社會被很多東西壓抑的人也會感同身受。”

　　黃仲則出身寒微，際遇不佳又一生潦倒。雖然他與乾隆年間的大學士朱筠、袁枚等皆為好友，與嘉慶年間的名臣洪亮吉也有著生死之誼，但他一肚子臭脾氣，完全不懂得人情世故，即使這些知名人士對他欣賞有加，卻未必能長久相處。雖然他在9歲的時候，就被當時去江蘇巡視的學正大人相中，料定必成大器。他也果真16歲就成了秀才，且在三千子弟學員當中名列第一，但從19歲開始，一路考到35歲，他都沒有中舉，更別說當官了。如是，正如安意如所說，一如既往的窮困潦倒，文人的不事生產，才華和現實的脫節，在黃仲則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像一面鏡子，既表現出和過往、以后詩人不同的玄秘連接，又呈現了‘士’這個階層，這個特殊群體有才無運的命運共同性。”

　　雖然黃仲則35歲就英年早逝，但他的詩才在他的時代里，也算得名重一時。他短暫的一生留下了兩千多首詩，其中如“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等詩句，至今為人傳誦。而從清乾隆年間直至民國，黃仲則詩作在文人、知識分子中間影響頗大，蘇曼殊、郁達夫、瞿秋白、金岳霖、柔石、郭沫若等人，都對其推崇備至。但說到對大眾讀者的影響，黃仲則是典型的“詩紅人不紅”。在果麥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裁瞿洪斌看來，某種意義上，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套路，造成了這種悖謬的現象。“最近幾十年，但凡是研究文學，總是先推測其時代背景、歷史潮流，他的家庭、情感經歷，然后才是他為什么在那樣的年代里寫出那樣的作品。這樣的研究，或許適合李白、杜甫。對于黃仲則這樣一位與時代有著明顯的錯位，沒有復雜的人生經歷，靠心靈寫作的詩人，卻是完全錯誤的研究思路。而黃仲則就這樣被文學研究者低估了。”

　　當然，作為清華大學教授的格非，其境況非唯有入仕一途方能自證價值的時代里的黃仲則可比，但在評論家陳曉明看來，雖說格非的實力絕不在同為“先鋒派三駕馬車”的余華、蘇童之下，但他的重要影響卻是被低估了。“格非是唯一生活于先鋒派的童話世界里的作家，他的寫作超越了現實。”陳曉明表示，格非的小說還保持著探究歷史的愿望，他把破敗的歷史時刻寫得異常鮮明。“他始終堅持按自己的意愿和風格寫小說，這在今天尤為難能可貴。”

　　事實上，在寫小說的道路上，作為“專業學者”同時又是“業余作家”的格非有過自己的彷徨。上世紀90年代，格非曾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暫停了自己的寫作。“90年代末期時，我的精神狀況遇到了一個非常大的危機，我在某種場合說過想暫停寫作，因為一個作家當你拿起筆來寫的時候，你必須要有非常充沛的感情，而不能硬寫。那時對我來說，我找不到任何寫作的想法。以至于很多人給我打電話問：‘你就這么完了嗎？’”當然格非沒有“完”，他于2004年推出了長篇小說《人面桃花》。“開始我就設想把它寫成‘三部曲’，想用地方志的結構，后來我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把以前的構思全部扔掉。我寫作的變化跟社會變革有關，我在調整自己跟社會的關系，在被打了‘一棍子’以后重新思考。”

　　格非的“重新思考”，也包含了他對古典文學的致敬。事實上，正是重讀《金瓶梅》，使得他最終決定另起爐灶寫《人面桃花》。“我讀過各個版本，唯獨沒讀過引進版，之前偶然發現這本書，覺得《金瓶梅》真的是中國古典小說里面最好的一部。它的簡單、有力讓我極度震驚。之后，我覺得完全可以通過簡單來寫復雜，通過清晰描述混亂，通過寫實達到寓言的高度。”

　　然而作為一個體系的價值，我國古典文學傳統，顯然還沒被國人普遍認識到。格非說，幾年前，他曾受邀旅居在法國南部一個小村莊，專心寫作《人面桃花》。那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小村莊，但令他驚訝的是，那里的農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國家的文化，絕大多數農民對福樓拜、普魯斯特等本土小說家的經典文學作品格外熟稔，津津樂道。格非坦言自己特別羨慕這種發自內心的文化自信。“‘五四’時主張向西方文化看齊，影響至今，‘西方中心論’的思想仍在許多小說家的頭腦中作祟，他們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視野，進入真正‘中國化’的寫作。”

　　安意如想必于此心有戚戚。在3月22日上海松江新城鐘書閣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她坦言自己欣賞好的現代詩作者，也喜歡讀北島、顧城、海子的詩，但她不會像讀古詩詞一樣，去賞析這些詩歌。在她看來，現代詩無非是散文的一種寫法，并不適合她去賞析。“現代詩學習西方詩歌的東西，但忽略了中西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而且西方詩歌與我們詩歌，有著很不相同的韻律。”

　　相比生前孤寂，身后落寞的黃仲則，安意如筆下的黃仲則，在強烈的宣傳攻勢下，可能會有明朗的市場前景。這在某種意義上喻示著，黃仲則在并非詩歌的年代里寫下的詩歌，自有其流傳后世的恒久價值。同樣，在并非文學的黃金時代里，對文學寫作的堅持，依然有其特殊的意義。作為從文學的黃金時代里走過來的先鋒作家，格非強調，文學黃金時代的逝去，并非代表文學的衰敗，而是告別了單純社會功能的層面，回到了它本身。“文學曾經被強行拉到服務于政治、社會的層面，它的功能被放大。黃金時代文學的唯一功能被認為是推動社會，但是現在社會通過法律、傳媒等科學化方式就可以推進，不需要靠文學推動。”

　　以格非的理解，這意味著，眼下回到了一個文學相對正常的時代，有不同的人在從事不同文體的寫作，而文學對一些人來說不怎么重要，但對某些人來說或許很重要。相應地，文學的使命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文學不能幫你什么忙，但它能幫你找到跟生活之間的真實關系。現在幾乎所有電視、報紙上的信息，都在討好你、迎合你，讓你進入這個時代的文化消費中。但文學要觸碰你的經驗，它通過觸碰你、冒犯你，來讓你來思考你所面對的真實境遇。”

　　某種意義上，黃仲則的詩歌，正是對他所處的時代，及那個時代里的庸常自我的冒犯。作為詩歌奇才，他無緣生于唐宋，雖有才華，思想心境卻與時代格格不入。而文學的真諦或許就在于如格非所說的，它天然帶有冒犯的力量。“托爾斯泰當年說，存在著兩種生活，一種稱之為安全的生活，另一種是真實的生活。后者充滿危險，需要付出代價。而文學會給你提供一個強大的支撐，讓你在選擇生活道路的時候，覺得你和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站在一起，去獲得真實生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