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群：向真實與魔幻同時靠攏

　　長篇小說《連爾居》近期推出

　　熊育群：向真實與魔幻同時靠攏

熊育群

　　曾憑借散文集《路上的祖先》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的作家熊育群，近日出版了首部長篇小說《連爾居》。在這個以真實地名為書名的小說里，熊育群描繪了一個遺世獨立的湘北楚地，荒沼地上的村莊如書中“忘魂草”一樣神秘，人物、飛鳥、湖沼、星月、季候，大自然展現的靈異，人類自由率性的生活，巫風盛熾的楚文化一一呈現，但他的目的卻不是寫一個村莊，而有更多的訴求，“我寫一個村莊、一群人、一個時代，包含的主題卻呈現輻射狀，它是一座村莊的歷史，也是一個國家的歷史，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歷史”。這份歷史書寫也承襲了他散文創作中一直在表達的命題：讓逝去的歷史發聲，撫慰我們的傷痛。

　　決定性的因素是表現的內容

　　記者：故鄉是文學里永恒敘述的主題，對于我們而言，與故鄉的分離以及由此產生的或懷念或回憶的情感總是難以排解。您為什么會以長篇小說而非散文的形式來對故鄉進行敘述？身為散文家來寫小說，必定會有另一番考量吧。

　　熊育群：我之所以寫故鄉，并非出于懷念，要對故鄉作文學上的表達，雖然這里面有我對故鄉的深切感情，但這類情感可能更適合散文寫作。我寫《連爾居》雖然寫的是故鄉上世紀七十年代我的青少年時期，原因卻是現在的。對出生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人來說，我們其實經歷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種經歷自然會讓我進行比較，然后思考什么才是合符人性的、是人真正想要的生活，進而思考文明是什么？人類要走向何處？現實世界到底是文明還是野蠻？消費社會把人類引向歧途了嗎？世界幾乎是在盲目前行，大多數人被裹挾著往一個方向走，裹挾的力量多種多樣，有商業的、科技的、政治的，還有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人類沒有哪個時代像現在這樣充滿著迷惘和壓力，愛的能力在喪失，甚至我們的幸福感也被商業的力量塑造著，顯得那么虛假。人的主體性、私密性、尊嚴都被侵蝕。

　　是這些讓我不斷地回到我那個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村莊———連爾居。它是一個從洞庭湖圍湖造田圍出來的村莊，在蘆葦、河汊、黑土地的遼闊荒野里，人們直接面對著大自然生存，每個人都有自己豐富生動的表情，有自由意志，有最自然的個性，獨特的才能，特別是平等、寬容、尊嚴、善意和愛，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在意識形態、科技和外來文明侵入前，它幾乎是一個理想的模型———人類在大地上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狀態。它能讓人回到人類最初的狀態，至少讓想象抵達那里。是現實讓我看清了從前的生活。我意識到，什么才是人類生存所必須的，什么是人的本性，而那些最基本的不能被改變被壓制的人性，是一個文明社會所應該尊重并誓死捍衛的。一旦偏離，就離開了人本，走向了異化，甚至精神分裂。

　　連爾居鮮活的人物總是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們曾真實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與他們經歷了現代文明侵入的歷程，現代器物、發明、觀念、意識形態……于是，荒誕離奇的一幕幕上演了，這是最現實又最魔幻的故事，我只需記錄下來，就足可以構成對這個世界的一種隱喻，悲劇人生的發生與深刻揭示，伴隨了時代的變化。我寫一個村莊、一群人、一個時代，包含的主題卻呈現輻射狀。它是一座村莊的歷史，也是一個國家的歷史，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歷史。

　　記者：“《連爾居》 是帶有我胎記和氣息的作品，從結構、人物、語言等都打破了傳統小說的概念。”您在《為那片土地招魂》中這樣評價自己的小說，所謂“胎記和氣息”，在我看來就是個人化的敘事風格。有評論家說是以散文結構、小說敘述，是“非常規化”的小說形式。對您來說，這似乎也是有意為之的，為什么會選擇這樣的敘述方式？跟您是散文家有關系嗎？

　　熊育群：決定性的因素是表現的內容，這就像人感冒了要咳嗽，流水跌落自然成了瀑布。我并沒有事先想好一個什么形式，依據表達的感覺往前寫，前面是一片不可知的莽原，我自己也常為筆下出現的奇異風光而驚訝。這就是創作的快樂吧。這好比生長，一直到結束，你才知道它原來是一棵樹，或者是一棵玉米。要說寫詩和散文對我的影響，這就是吧。如果把什么都規劃好了，自己倒像是一個按圖施工的苦力了，我會喪失掉寫作的激情。所以，我這樣的人很難有死的概念或教條能框住，這也是我每部作品面目迥異的根本原因。我尊敬的是藝術本身，是鮮活的感覺，我相信這么多年的寫作那些藝術的規律已經內化成本能的東西了，而外在的概念對我只是作為前人的經驗發揮有益的作用，一旦它束縛了我，我就會拋開。

　　回到整體，向真實的生活靠攏

　　記者：具體談談您的敘事結構。這篇小說的結構您用“！”來概括，用一個孩子的視角來展開故事，隨著孩子的長大成為少年，連爾居各個人物不同命運的包羅含蘊，到最終少年離開故鄉，這個故事也就由此戛然而止。我發現，您對于如何結構小說形式其實特別看重，這篇小說似乎也是您對小說形式探索的一種呈現。

　　熊育群：采用“！”的形式也是一種后知后覺，寫到一半才意識到，“過去”是那條主桿，“現在”是下面那個點，只有跳到現在這個點才彼此形成鏡像，相互照見，人物的命運感也特別震撼。但兩部分是不成比例的，敘事的節奏也完全不同，于是便想到了后記的形式。而且后記能把虛的變為實的，像把刀銳利地切開了小說，拆解了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把文本打開。

　　記者：《連爾居》 中寫了很多人物，他們是連爾居這片土地上生存著的人，您以交叉敘事的方式將一個又一個的人物勾畫出來，但給人的感覺他們卻都不是您敘事的重點，唯有“連爾居”這片土地本身才是小說真正的主人公。連爾居是一個“生命存在體”，它牽動起整篇小說的情緒。不知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也是否是說，人物的刻畫最終指向的還是那片土地的文化、精神、生存狀態？

　　熊育群：你說得沒錯。我的野心是寫一個村莊。正如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寫了一個馬孔多鎮，但馬爾克斯的目的不是去寫一個鎮，他是借馬孔多鎮來表達。在我這里，連爾居是一個模型，一個接近人類原初生存的模型，它有《瓦爾登湖》一樣澄澈的境界。它因此充滿了象征與隱喻。人與自然、歷史、社會、科技發明等糾結、交融，人的天性遭到扭曲，人的迷失在現代大大加劇。這是小說表現的一個方面：思考和表現人的生存。而生命、靈魂、精神、時空、地域文化與傳統……它們構成一個深邃的藝術空間，那種意蘊、意涵、意味在象征與隱喻里散發，也在奇異的面畫中表現。

　　但《連爾居》一旦面世，它的內涵、意蘊一定超過我所能說出來的。詩無達詁，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應該是我追求的藝術效果。事實上，很多微妙的東西我寫得出卻說不出。說得出的是道理，說不出的才是生命體驗。而后者正是藝術所追求的。藝術如有機植物，你分析它的成分，但窮盡所有元素也不能等同于植物。有評論家說“連爾居”有了人格特征。這正是我追求的。也是我堅持用“連爾居”作為書名的原因。

　　我在感嘆號頂端采用一個七歲孩子的視角打開荒野世界后，孩子的全視角就收縮了，變成眾多人物視角中的一個，我在此采用了全知視角，以每個人的散點透視延伸。有延伸至連爾居之外的，有指向時間深處的，還有指向不可知的神秘之處，這些全成為觸角與“鏡面”，甚至連大樟樹、魚、鳥、牛都成了小說的主角。視角疊加、情節回環，群像的塑造便是村莊的塑造。最后，小說視角又收回到了“我”———已經長大的少年，這是感嘆號的底端———少年在一個早晨離開了連爾居。一個時代也隨之結束。

　　這樣的寫作其實對人的刻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一群人寫活。有一件事令我驚訝：當我寫好初稿回到連爾居了解情況，書中炳篁等人物，其原型在現實中發生的事情竟然與我虛構的一模一樣。現實符合了想象！

　　我不明白現在的人為什么對寫群體會有疑惑？其實《紅樓夢》寫的也是群體。《三國演義》人物更多。奈保爾的《米格爾大街》也是寫了一幫人。我們談《紅樓夢》談賈寶玉、林黛玉談得多，那是因為我們偏愛。《紅樓夢》里生動的人物很多。如果《紅樓夢》以他們倆為主體來寫，那會多么單薄，就是一個大觀園也都沒法呈現出來。現在的小說大都是從現實中把一部分人和事剝離出來，而我恰恰相反，是要回到整體，向真實的生活靠攏。

　　寫作從某方面來說是在制造一個故鄉

　　記者：小說以一個被篡改了的記憶的夢里場景為開頭，寫作手法上卻是故鄉的真實再現，虛與實的結合在小說中營造出一個比現實更大的世界，這增加了小說的復雜包孕性。“《連爾居》你可以把它當成一部紀實文學作品來讀，也可以把它當作天馬行空的魔幻作品來讀”，如何魔幻，怎樣紀實？

　　熊育群：魔幻是我所熱愛的，它也天然地與藝術相關。說馬爾克斯是魔幻現實主義，其實他的魔幻“現實”感并不強，像飛毯、人升天這類事情更接近神話、幻想。我書中其實出現了大量魔幻場景，讀者有時感覺到了，有時卻并不一定感覺到，原因是我所寫的魔幻都是現實中可能發生的。而且跟我們東方特別是巫楚文化有著血脈聯系，因時間、生死、靈魂、巫術而造成，特別神奇。但我采取紀實的手法，小說中的事和人，甚至地點、時間幾乎都能找到一一對應的原型。它創造出了一個紀實作品的邏輯空間，事實上我也大量寫實，堅持一種可以考證的寫作態度。

　　記者：既然是談故鄉，小說中必然會帶有作家身后的那片土地的印記。在您的小說里似乎湖湘巫楚文化的痕跡頗為明顯，小說里的楚地方言，“我”從小能預測事情，玉清娭毑的通靈術，湛木青做的喪禮道場……這里的人“生性敏感、生命意識強烈”，天然就與藝術相近，您也提到自己刻意追求的楚地方言。能否談談這片土地對您寫作的影響？

　　熊育群：故鄉是人最初感受世界感受生命的地方，是他的“血地”，第一聲啼哭，第一聲喊娘，第一次被教導如何做人，都在那里發生。我其實就是他們中的一員。我以現代都市一員生活，看似與每個市民沒有區別，但這不過是表面的，我們其實都有一副面具，這面具根據生活環境而造。只有我們自己知道內心的面目，它無法擺脫童年。我們也是永遠失去故鄉的人，回到家鄉你發現自己與他們也格格不入了。寫作從某一方面來說是在制造一個故鄉，安放自己的靈魂，也是一曲挽歌，對逝去的世界它就是一種永生一種紀念。

　　我出生在洞庭湖東汊的汨羅江畔，現在的地名叫屈原管理區。這里是楚文化腹地。楚文化迥異于中原文化，譬如它的尊鳳貶龍就是與中原文化反過來的，它有老莊的境界，它的氣質絢爛、繁麗，又巫氣氤氳，富于夢幻，這已經緊挨藝術了。我擁有這種原生態的生活，也有野心去表現這樣的文化。《連爾居》這樣的文本一定帶有那片土地的氣息。

　　記者：您的散文創作有一種目的是“讓逝去的歷史發聲，撫慰我們的傷痛”，小說《連爾居》中也描摹了人類原初狀態的生存文化，這些似乎都源自于您對當下全球化進程的反思。對人類原初狀態生活的追憶不是簡單地想回到過去，而是想映照我們的未來。

　　熊育群：人類迷失的時候往往是回看，從歷史中尋求借鑒，并非要回到過去，想回去也回不了。只有了解歷史的人才是一個健全的人。原始狀態中有某種本真的、本質的東西，需要我們經常溫故，這也就是不忘本吧。歐洲回到它文明的源頭希臘，便有了文藝復興。孔子克己復禮，向往的是周朝，他面對的是春秋戰國的亂世。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是對時文的一種匡正。我們紀念“五四”、紀念辛亥革命，也是因為它們具有現實的意義。

　　全球化搞了這些年需要反思。全球化對資源配置、效益當然好。但全球化只有全球化的分工，卻沒有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更沒有全球化的公平、正義。因為沒有一個全球化的政府來管這樣的事。全球化對民族傳統、對地域文化、對多樣性的世界和生態都是一個破壞。競爭有多激烈，剝奪就有多殘酷，甚至連機會都剝奪了。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連生態環境也不再天然地人人享有。

　　現在人們渴望看到的是具有地域與民族性的作品，而不是那種國際腔調的寫作。高科技全方位介入生活，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變我們的世界，以至十年二十年以后人類生存的景象我們都不敢想象了。人類走向何方這已是一個現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