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欲改變社會的時候，最需要改變的是個人

“新民說”文化沙龍在京舉行，嘉賓縱談“知識分子寫作”——

意欲改變社會的時候，最需要改變的是個人

　　自近代已降，知識分子漸成一個固化的概念，其啟蒙大眾的指向跡近于常識。然而知識分子的身份是否就如此確定無疑？其對大眾的啟蒙是否有效，又包含了哪些盲點？進而言之，如果說只有把任何概念都還原到具體歷史和現實的情境之中，才能彰顯其豐富的內涵，那么知識分子在當下所指為何，又該起到何種作用？

　　某種意義上，錢理群、王人博、格非、戴錦華、歐陽江河、柴春芽等作家、學者在日前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和鳳凰讀書聯合主辦的題為“文藝與新民——兼談知識分子寫作”及“‘國家’中的‘國民性’——以胡適和魯迅為中心”的兩場文化沙龍中所做的演講與對話，正是對圍繞知識分子思考及寫作產生的種種疑問所做出的可能的解答。

　　啟蒙先啟自己，新民先新個人

　　作為擁有更多知識和話語權的社會精英，知識分子被賦予了“要去啟蒙別人，要去塑造別人”的天然正當性。作家柴春芽對此表示了不同的理解。他以自己的經驗現身說法，他之所以在30歲那年選擇去沒有電、沒有通訊、也沒有公路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的一個牧場做義務老師，就是因為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懷疑，這迫使他決定從認識自己開始，正是在對“我是誰”的持續不斷的追問中，他真正認識到：啟蒙先啟自己，新民先新個人。

　　作家格非于此頗有共鳴，他談到自己的經驗：有一段時間在上海華東師大任教，對前途、對社會、對方方面面感到非常絕望，整天眉頭緊鎖、憂心忡忡、唉聲嘆氣。“正當我陷于困頓時，我導師的一番話讓我豁然開朗。他說，你不應該悲觀，你在大學里教書，你在講臺上給學生講課的時候你是合法的，也就是說，當你在影響別人的時候你是合法的。你也可以先影響你家里的人啊！當你們這個家變得比較文明了，每個家都變得文明了，社會自然就文明了嘛。”

　　這讓格非意識到，當知識分子意欲改變社會的時候，最需要改變的恰恰是他個人，正是從個人做起，有了一個個改變了的、變好了的個體，整個社會才有希望。“我特別想到魯迅先生，他最迫切的希望是讓我們這個民族、群體擺脫所謂沙聚之邦的陷阱。他發現國人在非常熱鬧的時候研究話題，總是說得熱得不得了，一旦有事，這些人就像沙一樣被沖散了。這個時候，那些奢談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人，為何不見了？他對國民性的這一剖析和發問至今依然有效。”

　　事實上，在批判國民性時，魯迅更是嚴肅地批判知識分子。學者錢理群表示，魯迅跟那些以啟蒙者自居的知識分子大不一樣，在魯迅看來，如果要啟蒙的話，首先要啟知識分子之蒙，他不但批判國民性，批判知識分子，更是把自己放進去，更無情地批判自己。“我們讀過《狂人日記》肯定還記得，他說幾千年的吃人社會最后發現自己也在其中，也未嘗沒有吃過人，所以最后他都歸于自己的一種反省，一種對自己的批判。因此對魯迅來說，批判國民性不僅僅是一個學理的討論，更是一種靈魂的搏斗。”

　　在學者王人博看來，魯迅于國民性的批判給予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就在于其親驗性。“魯迅用自己的生命去體驗。他不像梁啟超、嚴復他們，作為啟蒙家站在歷史的外面用俯瞰的方式來觀看社會和世界。他先是把自己從那個時代及中國的歷史和傳統里面拉出來，與其進行對決，然后又把自己拉進去，跟自己對決。所以魯迅大聲疾呼：要改造國民性，首先改造知識分子自己。然而在中國的語境里，他必然是孤獨的，如果魯迅活到現在，看到當下中國知識分子更是缺乏這樣一種自我反省的能力，他或許會感到特別絕望。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國也還沒有出現西方意義上那種作為立法者和闡釋者而存在的知識分子。”

　　有了這樣一種觀照，也會讓我們對已然有了既定認知的西方文學資源做新的更深的理解。柴春芽表示，在閱讀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時，他突然意識到他們并不是所謂的現實主義作家，更可以說是超現實主義作家：“在俄國農奴制快要崩潰的時候，整個社會道德也是非常混亂墮落的。托爾斯泰就‘新民先新自己’。他作為一個莊園主，他先解放農奴，給他們的孩子辦學校，親自耕種，又把自己融入東正教的思想當中去，并在寫作品中重塑自己的價值觀。這使得再去閱讀他的作品時，讀者會有一個新的價值觀標準：如何做一個‘新人’。”

　　格非對此表示贊同。在他的理解里，托爾斯泰等作家的很多思考，其實超越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層面，“他們首先考慮的并不是什么社會、民族的問題，而是人能不能得救？作家既要來解釋這個社會，同時他也要解釋個人，特別是他自己生命的意義，比如碰到虛無的東西怎么辦？他們同時對著社會、對著自己的心靈展開觀察，然后把他們的思考呈現出來。所以，無論你對社會持何種判斷，你首先需要非常誠實地對待自己的內心，以此來建立自己和這個社會的關系”。

　　知識分子寫作，更多指向社會關懷

　　事實上，對知識分子的追問，最先和最終觸及的都將是何謂知識，何謂知識分子的問題。很長一段時間里，在我們的言說中，無論知識，還是知識分子，都被當成是先驗的前提或自明的概念。

　　眼下網絡時代，我們對知識的獲取是如此之輕松便利，以至于對任何一種知識，只有知和不知、想知和不想知的區別，知識、學習、教育等等概念也隨之被徹底改變了。學者戴錦華表示，如果說前網絡時代，知識的概念和作為知識分子的意義在于“我知你不知”，你什么時候都有可能在我的知識面前感到慚愧。那么現在如果只是在傳授知識的意義上占據大學講堂，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犯罪”，“因為對知識的學習，學生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完成了”。

　　格非也注意到，處身于大學課堂的其中一類所謂知識分子，擁有更多的知識，專心致志于學問，就因此把知識和學問，當成自己的一種夸示和炫耀。“事實上，對知識的過于依賴，已經在知識界造成了諸多負面影響。這類知識人會背書，會引經據典，幾乎什么都會，就是從不反省自己；同時他們雖然擁有知識，對真正的社會現實卻缺乏了解，面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一些新的問題往往束手無策。”

　　而從另外角度看，知識的重要性和占據的優勢地位本身就值得質疑。在柴春芽看來，作為世俗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總是很容易陷入到知識這套體系當中去。但佛教里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警惕知識，“如果你沒有一種身體力行，知識反而特別容易遮蔽你的智慧。知識是很重要，但是知識過多或者信息過度臃腫，反而會對你的智慧形成障礙。所以佛教倡導一種身體力行的踐行，有了踐行，才可能生成一些智慧，有了智慧，你的思維才會隨之改變”。

　　然而我們并不能因此得出知識無用的結論。戴錦華舉自己教學的經驗為例，她經常會碰到學生很虔敬地問：老師，這個材料你從哪兒找到的？她說谷歌上搜的。“為何我可以從網上搜到，他們做不到呢？還是在于我有知識，并且有組合知識的方法。”當然這也不是說，有了知識就有了作為知識分子的優越感。在戴錦華看來，知識并不必然跟知識分子相關，有知識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是一種社會身份，它只跟一種社會功能相關，就是你站在弱勢者一邊，站在正義一邊，在需要你的時候挺身而出。你出而做這件事時，你是知識分子；你退而到書齋里讀書時，你就是個讀書人。”

　　當然，對知識分子的這樣一種限定，并不意味著對知識分子寫作的一筆勾銷。在戴錦華看來，知識分子寫作并不指的有知識的人的寫作，它更多指的一種社會關懷，“我想強調的是，挺身抗暴者是在履行知識分子的角色，是履行知識分子的功能，是出演知識分子，而挺身抗暴的行為自身并不能賦予其天然的正義性。對于知識分子而言，面對社會的種種問題，種種危機，在今天更急迫、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它，去正視它，去回答它，去展開夢想，去重新想象不一樣的世界。”

　　真妄的辨別，勝于善惡的判斷

　　事實上，眼下知識分子面對的正是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今天的社會出現的問題之多，思想層面的交鋒之激烈，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由此，如格非所言，你能不能應對如此豐富的信息？能不能應對我們今天非常復雜的社會狀況？如此種種，都成了放在知識分子或者說是知識人面前的重要課題。

　　對此，格非特別注重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家理當具有的觀察和洞見。“我個人的理解，作家就是觀察者，一個需要有一定的訓練，有足夠的敏感性，有聰明也有學識的觀察者。而你對于這個現場、現實有沒有非常切己的觀察，正是區別好的文學和不好的文學的關鍵。”他舉去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為例。“我聽很多人說她的作品不怎么樣，你最好不要看。但前不久因為要參加一個門羅作品的討論會，不得不看了她的書，看了以后我大吃一驚。”在格非看來，門羅的小說的確寫得不算好，她也不是那種普魯斯特意義上的特別有才華的作家，“但她很棒的是，她特別關注鄰居們，小鎮上的各式人等，及他們之間的關系。她只是關心這么一批人，但她觀察得非常深入。如果把她的作品讀懂了，對世界非常現實的部分你就有了一個深刻的理解。門羅作為一個非常優秀的觀察者，無疑觀察到了這個社會里面非常重要的，或者說非常隱秘的部分”。

　　這種觀察和洞見，在很多人眼里，是針對歷史和現實的一種深層次的思考。

　　戴錦華認為有必要引入未來的維度。她說，她曾經信奉愛因斯坦的說法，從不考慮未來，因為未來來得太快，所有的未來在下一瞬間就變成現在。她也曾經非常恥于談未來，因為這種談論非常矯情，“但我最近突然意識到，所有的歷史并不是關于過去的，其實都是關于未來的，只有未來才能賦予歷史意義”。然而，在全球化的當下，未來卻成為了問題，未來正在變得越來越科幻化。“科幻正在把我們的現實科幻化，或者說科幻已經成為我們的現實。但這個現實究竟是在進步意義上的現實，還是在噩夢成真的意義上的現實，取決于我們每個人的選擇。”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非認為當下對真妄的辨別勝于對善惡的判斷。他舉《紅樓夢》里面的賈政為例。按照官方意義上的善惡規定，賈政是一個儒教意義上的善的化身，“但他的善是假的。這個善把他和真實的人生隔離開來，讓他走到哪里，都像有玻璃罩在身上。一個被抽成了真空的空間，把他和世界隔離了開來。所以當善成為超歷史的善，這個‘善’不光是平庸，甚至是虛假”。

　　因此，知識分子應力求在真的意義上再來談論善惡。在詩人歐陽江河看來，當下迫切需要引入跟寫作、思想有關的審美的維度。“前幾天我看一個電影，其中講到阿倫特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論述。這樣一個戰犯完全沒有善惡意識，沒有思考能力，他有的只是惡的平庸。與這樣一種平庸的惡，相對應的是一種平庸的善與崇高。這兩個平庸化加在一起，讓這個世界變得如此地沒有夢想。唯有審美的超越，對于因平庸而致的廣泛的退化與麻木是一種拯救。”

　　很顯然，在全球化的當下，即使是平庸也是彌散的。知識分子在反躬自省的同時，也理當具有世界視野和人類情懷。在戴錦華看來，當年那句有點矯情的詩，“喪鐘為誰而鳴，他在為你而鳴”如今已成了真實。“我不認為自媒體時代就有自動的媒體和自動的新聞，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要有特別多的觀察，特別多的懷疑，同時要有特別多的堅持。”以戴錦華的理解，今天知識分子面對的是沒有任何現成答案，沒有給定前提的世界。“同時，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你要意識到中國的問題其實也是世界性的，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在發生。”（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