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使命與中國夢

　　關于文學的使命問題本身并不是一個新話題，歷來都有涉及“文學何為”的討論和不同認識。然而在當今中國，在努力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偉大征程和現實語境中，面對新的生活實踐，文學的使命又有了新的時代內容，我們的文學如何反映中國夢的實踐歷程，如何書寫普通中國人的出彩人生，已經成為十分重要的現實問題，同時也為文學的創新發展帶來了新的生機，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面對新的偉大時代，文學將如何有所作為，從中可以揭示出文學與時代關系的新內涵。在我看來，新的語境下文學的使命至少可以從三方面認識：一是塑造面向世界的嶄新中國形象；二是弘揚具有時代特點的人文精神；三是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發揮中堅作用。

　　一

　　我們的文學要自覺塑造面向世界的嶄新中國形象，這是新的偉大時代賦予文學的新使命。實現中國夢必須努力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包括面向世界生動講述中國故事，準確闡釋中國精神，主動塑造豐富多彩、富有感染力和影響力的中國形象。在這方面，文學界具有獨特的優勢和緊迫的使命感。幾年前，我們就曾經在《文藝報》討論過“我們的文藝如何面對中國的形象焦慮”，提出了文學應當積極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問題。事實上，歷史進程中的中國形象曾經被西方建構已久，其間經歷了從熱情贊美和景仰，到全面否定和蔑視，再到如今重視中的毀譽參半。這種在西方視域中根據其自身需要而構建的中國形象由來已久，影響很大，從中也折射出我們自身建構國家形象的主動意識嚴重缺位。如今，崛起的中國面向世界時更加關注自身的形象建構，也需要通過多方面的實踐來構建和傳播更加完善的中國形象，以文學形式來塑造中國形象應當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實踐領域。為此，需要我們努力增強以文學來塑造和傳播國家形象的使命意識，積極探索文學承載國家形象的有效形式和內在規律。這應當是當今時代語境下新的“文學的自覺”。

　　進一步說，文學塑造中國形象具有怎樣的獨特優勢呢？我們認為，文藝創作主要是在歷史與現實的廣闊視野中通過抒寫、刻畫、表現、展示關于中國的人、物、事，以審美創造方式生動具體地建構中國形象。這個中國形象體系是在傳統與當代、個體與整體、物質與精神、民族與地方的張力中，以社會生活史和“民族心靈史”的方式呈現出的多元化樣態。這種形象呈現當然不同于新聞傳播領域、國際關系領域以及世界經濟與政治領域中所展示的中國形象，而具有明顯的審美特殊性。我們至少可以做如下概括：其一，它是生動形象、感性具體的藝術化呈現，而不同于一個抽象的“構建和諧世界”的價值觀；其二，它是歷史的，也是審美的，是以審美化的形式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感；其三，它是想象的，也是現實的，在真實與虛構的張力關系中展現中國的多樣化面貌；其四，它是個性化的，以民族的、地域的、民俗的獨特人文生態展現中國文化多元而又具有整體感的特殊性。正是因為有著這種審美呈現的特殊性，文學應當是中國形象建構和傳播的最有效的載體之一，當代中國文學的創新發展過程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中國形象的建構和傳播過程。

　　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上，曾經有著對中國形象的自發性書寫，也留下了令人難忘的形象記憶。例如古代詩人和作家呈現的農耕文明時期的古典中國形象、現代作家和詩人在五四新文化沖擊下所呈現的多重矛盾互相激蕩的現代中國形象、新中國成立之初作家和詩人所呈現的昂揚向上改天換地的紅色中國形象以及改革開放的年代里作家所體驗到的開放多元、富有人性深度的當代中國形象等。僅以新時期以來茅盾文學獎的八屆獲獎作品共38部長篇小說而言，就足以反映出文學塑造中國形象的生動實踐和創新探索，可以作為各具特色的典型案例來進行文學塑造中國形象的專題史研究。當前，在確立文學應當主動塑造面向世界的嶄新中國形象的自覺意識之后，我們要著意探索文學中國家形象的豐富內容，譬如勤勞、善良、勇敢的中國人形象；古老、多彩、現代的中華文明形象；發展、開放、和諧的中國社會形象；優美、宜居、獨特的中國生態形象等。應當指出，文學領域關于中國形象的構建不是一個當下的“瞬間性”行為，而是一個富于歷史感的“延續性”進程，體現了歷史傳承性、現實針對性和未來理想性的融通與統一。需要對當代文藝塑造國家形象的歷史性、現實性與理想性問題做整體性的把握，從中尋找其歷史嬗變、范式重構的內在機理，進而把握其總體規律。

　　討論文學塑造中國形象的使命，必須重視作家的主體意識和角色差異。事實上，在中國語境或者漢語語境里，不同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角色定位和情感體驗并非單一的，而是存在明顯差異的。具體說應當重視三類創作主體。一是大陸作家，這無疑是國家形象塑造的主力軍。但是其中也要區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不同文化身份。體制內外的寫作者在諸多方面有著明顯的區別，他們對于國家形象塑造的責任意識、角色定位和創作狀態應當做細致的分析。二是臺港澳作家，他們有著特殊的文化身份和對國家的另外一種認同感，可以從另外的視角表現家國情懷和故國想象，會從主流意識形態之外體現其國家意識和民族情感。三是海外華人作家，無論是旅居還是入籍，這個藝術群體都有著對祖國的深厚而復雜的感情。他們的創作活動所呈現的中國形象，既不同于大陸和臺港澳作家，也不同于所居國家讀者觀眾對中國形成的“他者”形象，是十分特殊的創作群體，也對于中國形象的塑造和傳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塑造是具有雙重功能的，并非只是對外傳播所用，它同時也對自己的國民有著影響、凝聚、啟迪、提升的作用。當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諸多國民行為嚴重損傷中國形象的事件充分說明，中國的國家形象構建，必須建立在國民素質全面提升基礎上，必須強化全民族維護國家形象的意識。因此，文藝實踐中的中國形象塑造應當針對本土國民，強化“形象接受”方面的探索，在國家意識、民族精神、公民素養的提升等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

　　由上述現實針對性，又引發出文學應當致力于弘揚具有時代特點的人文精神的新使命。就當代中國的現實而言，實現中國夢迫切需要提升中國人的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不僅要追求物質層面的現代化，而且要追求精神層面的現代化。換言之，中國夢的實現取決于追夢人自身的素養、能力和理想境界。文學作為“人學”，恰恰可以發揮其愉悅身心、陶冶性情、啟迪人生、提升境界的作用，為追夢人生動地展示中國夢的文化圖景。有論者指出：“中國好故事的文藝書寫，既是書寫給中國人看的，也是書寫給世界看的，根本是要書寫出人的豐富的精神氣象。中國需要對自己的13億人講好故事，也需要對世界講好中國的故事。”(陳彥《講好有價值持守的中國故事》，《人民日報》2013年12月13日第24版)可以說，對我們的國民講好故事，寫出中國人的精神氣象，生動呈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追求，努力提升中國人的審美境界和人文品位，是文學界投入中國夢宏圖偉業的必然擔當，也是文學界的崇高使命。

　　面對新的時代使命，我們需要對當下文學的功能定位和價值追求做出反思。在市場化取向之下，文學的娛樂性功能得到過度放大，獵奇式的、淺表化的、快餐化的、一味媚俗的甚至“重口味”的書寫在博人眼球，對經典的“祛魅”和“戲仿”流行，進而形成了傳統韻味疏離、意義中心泛化、人文關懷淡薄、作秀惡搞成風等傾向，浮泛的娛樂化以及媚俗之風降低了文學應有的品位，而真正應當追求的中國文學的原創性卻明顯缺失。為此，應當重新提出文學的超越性功能問題。固然，不應該把娛樂性與超越性對立起來，在現實層面上，應當重視文學活動的娛樂和交流功能，而在超越層面上應當更加重視文學的情感體驗功能和人格提升功能。我們不能滿足于現實層面發揮文學的休閑娛樂功能，不能滿足于“淺閱讀”的暢銷和流行，而要更深刻地追求超越層面的發展性功能——發展人的審美能力、凈化人的情感世界、塑造審美化的人格精神，也就是說，要體現出鮮明的審美人文精神。這種審美人文精神是在形象感悟和情感體驗中對高尚的人格和純凈的情感的啟悟和認同，是以文學審美的感性方式對生命意義和精神價值的昭示，也是對國人素質發展和人格建設的積極促進。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增強使命意識，自覺地將文學功能的發揮由現實層面導入超越層面，吸引讀者既在喜聞樂見中獲得愉悅身心的當下快樂，又于潛移默化中獲得啟迪，體悟生活，進而提升人格境界。回想當年，文藝批評家王朝聞曾經用“適應與征服”來概括文藝如何發揮積極作用，這實際上講的就是娛樂性與超越性之間的關系，是在喜聞樂見的基礎上追求潛移默化，引導提升。值得警惕的是，如今一些作品只是一味“適應”，而放棄了“征服”，于是片面追求市場效應，流于迎合與媚俗，從中我們看到的是文學應有的審美理想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從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自身特性而言，其獨特的審美魅力恰恰在于訴諸讀者的心靈體驗，表現人性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建構起新的意義世界。在文學的非直觀性審美形態中可以激發讀者更多的藝術想象和情感體驗，喚起讀者對雋永的詩意和人性的光輝的向往與追求。因此，中國文學要擔當起弘揚具有時代特點的人文精神的使命，必須著力提升自身審美表現的原創性。已經有論者在呼吁和倡導“講述中國故事，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原創文學”，“它意味著整體客觀呈現中國社會生活，展現文明古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經驗、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時具有超越性，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實踐和探索中積極建構一個意義世界。”(廖文《提升中國文學的原創力》，《人民日報》2013年11月8日第24版)在對原創性的自覺追求中，中國文學才有可能為世界貢獻有價值的文學經驗和精神成果。這需要當代作家摒棄浮躁和焦慮的心態，耐得寂寞，致力于尋求時代精神與個人體驗的深度融合，尋求本土文學傳統與外來文學經驗的有效結合，尋求藝術表現內容與個人風格特性的深刻遇合，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審美表現空間和藝術傳達方式。

　　三

　　當今文學的新使命還應當體現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發揮中堅作用。實現中國夢需要在文化建設上極大地增強軟實力，積極確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用文化的力量來凝聚全體人民，塑造民族精神，提升文明素養，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和獨特魅力。在這當中，文學的作用依然是獨特而不容忽視的，同時，新的使命也對文學自身提出了轉型發展的必然要求。如同中國經濟面臨轉型發展的艱巨任務一樣，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也面臨著深刻的轉型。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文學在文化藝術發展總體格局中的原有地位已經遇到尖銳的挑戰。首先是在信息時代的全媒體條件下，直觀性的、互動性的視覺審美已經占據人們娛樂生活的中心地位，所謂讀圖時代、視覺文化的時代等說法影響著人們的審美和娛樂方式，傳統的文學閱讀活動逐漸“小眾化”，文學本身被邊緣化，甚至文學終結論、文學消亡論也不絕于耳。其次，2011年，國家決定將“藝術學”獨立設置為一個學科門類，使之成為與文學比肩而立的單獨門類，這使傳統格局中文學與藝術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藝術領域的不同藝術種類獲得了更大的學科發展空間和藝術實踐空間，文學在傳統文藝格局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由原來的文藝體制帶來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批評的話語權威已經風光不再。因此，文學發展中的轉型問題已然成為迫切需要探索的關鍵問題。

　　如何通過積極的轉型來強化文學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的中堅作用，需要從三個方面進行探索。第一，積極適應藝術生產體制的變革，探索整合體制內與體制外文學隊伍的新機制和新平臺。目前實際存在著看似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文學被相對邊緣化，不再會像改革開放之初那樣不時有文學熱點引發社會熱議，另一方面參與文學創作的隊伍在擴大，新生代作家不斷涌現，特別是網絡文學的興起，改變了當今中國的文學版圖，作家身份的構成呈現多樣化，作協體制下的專業作家不再是惟一的文學隊伍。在這種文學格局下，如何將各方創作力量聚合到“中國夢的文學書寫”的精神旗幟下，匯聚出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華價值觀的強大正能量，值得在體制和機制上做出創新性的探索。我們既要尊重作家創作的獨立性和個性化特點，也要重視對作家的引導和激勵，真正激發出作家書寫中國夢的使命擔當。

　　第二，進一步深化對文學在藝術生產中的審美創造優勢的認知，確立對文學創造的審美深度的自覺追求。在我看來，文學在多種類藝術生產中的競爭優勢還是在于審美深度，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在三個“深度”中顯示出審美創造優勢。一是三維空間里的敘事深度，能夠在時間、空間、心理的不同方位上描寫和敘事，具有對廣闊空間、歷史縱深和復雜人物關系的表現能力。二是情感傳達的抒情深度，文學的情感表現不是淺薄浮泛的，而是悠長持久的、刻骨銘心的、充滿詩性蘊含的。三是訴諸想象的體驗深度，文學的旨歸是要揭示人生意義、建立文化共識、構筑精神家園的。文學書寫所產生的閱讀活動為讀者創造了理解生活情境、感悟人性深度的體驗空間，留給讀者意味綿長的審美感受。應當在這三個深度中尋找文學貼近讀者、吸引讀者、培育讀者的獨特優勢。

　　第三，著力探索文學與其他藝術在藝術生產上的有效協同新機制，形成從文學到影視乃至舞臺劇的創作鏈。文學的中堅作用不僅體現在自身的創作深度，而且體現在對于其他藝術形式的影響和帶動上。多年來，成功的影視作品大多依賴文學改編，最為典型的是《紅樓夢》與后世諸多影視改編作品，還有《亮劍》從小說到電視劇(2005)，再到《新亮劍》(2011)這三重文本。這一現象反映了文學與影視之間的藝術創作內在機制，應當探索其中的創作鏈存在的構成規律，使一度創作與二度創作、文學文本與影視文本實現互補性結合，發揮各自藝術特性的優勢，構成文學精品與影視精品互為支撐的發展格局。這應當是文學在視覺文化時代保持和強化其影響力的有效途徑之一，也是文學積極書寫中國夢的創新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