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后人保留一些記憶

——訪同濟大學教授、“古城衛士”阮儀三

　　12月上旬，阮儀三先生來深圳出席一個研討會，我對阮儀三先生的采訪只能利用周日去壩光路上的一點時間進行。好在阮先生是一個非常健談的人，他的精力之健旺根本不像是一個八旬老人，問題一提出來他就像一個擰開了的水龍頭一樣滔滔不絕，這當然跟他熱愛自己的事業有很大關系。在同濟大學的教室里，阮先生主要教城市規劃，不過他很早就從中國老師或者外國老師那里接受了保護城市的觀念，其實那是城市規劃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改革開放伊始，他就致力于古城的保護，山西省的平遙眼見就要被拆掉抹平另起爐灶，好在遇到了他，終于“刀下留城”。云南的麗江也是經過他的努力才被保留下來的。還有江蘇的周莊。著名的江南六鎮“周莊、同里、甪直、南潯、烏鎮、西塘”于今是聲名赫赫游人如織，沒有多少人知道要是沒有阮儀三，這些小鎮可能早就是另一副模樣了。

　　到達壩光，阮先生參觀古村落。來到一家祠堂，阮先生說：“過去的建筑地上鋪的是磚，現在是瓷磚，墻上貼的是瓷片，這些工業制成品把地氣完全切斷了，而且丑陋不堪。可是這些農民不知道，還以為這樣是最美的。”他隨即說到天井在中國建筑中的重要作用是因為它溝通了天地人。阮先生隨時隨地流露出來的人文情懷，讓我想到如果能就建筑中的人文主義進行較為深入的訪談，一定會非常有意思，因為，這其實是阮先生進行古城保護背后的思想根據。如果進一步地從他的家學淵源方面追溯一下——他是清代晚期一代大文人兼名臣阮元的后人——當然會更有意思，可惜時間不多，只能留待將來了。

　　在社會上，阮儀三獲得的稱號是“古城衛士”、“古城守護神”。在很多地方他被稱為“不受歡迎的人”，因為他斷了人家的財路。不過，面前的這位老者倒是慈眉善目，風度儒雅，平易近人。但是，及至他開口就鋒芒畢露，顯示了極其強勁的批判精神。

　　我是阮元的第四代

　　記者：阮先生，您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致力于中國古城古鎮的保護，一直到今天，您仍然在從事這項功德無量的工作。您是怎么走上這條古城保護的道路的？

　　阮儀三：這個話說來長了。上世紀50年代，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所有學術機構都要請蘇聯專家，我們同濟大學也不例外。但是我們同濟大學很多老師是從歐美留學回來的，我們的校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都是德國留學回來的，歐美的城市在建設和保護方面是做得很好的。我們同濟當時請了民主德國魏瑪大學的專家雷德爾教授，他看見中國的城市非常漂亮，但是，到處都在亂拆，大躍進時期嘛，感到很可惜，就開了一門課，歐洲城市建設發展史，其中就特別講到歐洲的城市保護。我當時還是同濟大學的學生，我在課堂上聽他講到歐洲的新城運動和老城復興運動同時進行，比如說在華沙就是如此。他認為同濟也應該開一門課，講講中國的城市建設史，同時編一本這樣的書，講講我們的經驗和教訓。

　　記者：這是哪一年？

　　阮儀三：當時是1958年，我的老師董鑒泓先生就主動承擔了這個課題。我從此跟這個城市保護事情有較多的接觸。我是蘇州人，也是揚州人，我們家鄉的古建筑、古園林很多。我的另一個老師陳功瑞教授他的歷史底子和文學底子很深，他聽見我講話有揚州口音，名字里面有一個“三”字，就知道我是阮元的后人。

　　記者：哦，您是阮元的后人……

　　阮儀三：我是阮元的第四代，阮元是清朝中后葉的大文人，也是大官，三朝元老、八省封疆，是文化中興的一個關鍵人物。陳功瑞先生很喜歡我，每年暑假在蘇州、揚州搞測繪，他就帶上我，我相當于是給陳先生當了助教，我在他的身邊，學到不少東西。畢業以后他就提出我給他當助教，但是，他是城市建設專業，我是城市規劃專業，事實上不可能，我就成了董鑒泓教授的助教，當時董老師的課也開出來了。也就是從1962年開始，我們就計劃調查中國的城市，我們利用每年的暑假，把中國著名的、有特點的、有價值的城市，旮旮旯旯，都跑了一遍，受益匪淺。那時有時間，苦一點，但花錢不多。

　　保護了平遙古城，是因為改變了人的思想

　　記者：您真正開始著手保護古城、古鎮、古建筑，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

　　阮儀三：是的，因為中國大規模地對古城、古鎮、古建筑的毀壞，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我看見古建筑一大片、一大片地被拆掉，感到非常痛心。我就想能不能用歐洲的方式來保護我們的老城市，你可以在一塊新的地方去建設新城，老的留下來不要去動，以后慢慢規劃改造。但是，80年代主要的口號是“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要想富，先開路”，“汽車一響，黃金萬兩”，于是就拆掉房子建公路。那個時候拆遷跟現在不一樣，現在要談補償，那個時候說拆掉就拆掉了，什么都不跟你談，給老百姓發兩千塊走路。許多很好的古城、完整的古城，比如大同鎮的規劃、建筑非常合理、合規律，跟明代的縣志介紹完全一致，讓我感到中國人在建設規劃方面非常了不起。可是，后來80年代我再去看，傻眼了，全部拆光了。我想這些東西如果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全部被毀滅了，我們是無法向后人交代的。

　　記者：平遙是保護古城的第一次實踐？

　　阮儀三：對。其實當時在平遙周圍，有十幾個平遙，新縣、祁縣、輝縣，都跟平遙一樣，甚至更好。我們當時就說，與其救十個，不如先救一個。所以我們就決定先保護平遙。我自己感到比較驕傲的一點是，我在保護古城方面，方法是比較得當的，就是先解決人的問題，讓人有保護思想。我就在同濟辦培訓班，找一些關鍵人物，比如說城建局長、文化局長、建委主任，給他們洗腦，他們一回去，就不一樣了，知道應該保護。我的江南六鎮之所以能夠保護下來，是我把當地的頭頭腦腦弄到歐洲去轉了一圈，回來之后，他們的腦子就變了。當然，我也付出了代價，我得到處找錢，還要找關系，我去北京找建設司的司長帶隊，帶了六個鎮長。這些鎮長一看人家歐洲是這么干的，就發現自己太傻乎乎了，把自己家的寶貝拆掉了，回來不干傻事了。回來之后，口號改變了，“保護古鎮，建設新區”，當時鄉下的土地很便宜，在外面建設更便宜，無非是開始難以形成規模。

　　保護周莊，還是碰到了好人

　　記者：周莊是您保護的第二個地方？

　　阮儀三：我保護平遙成功之后，清華大學的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們都是江南人，跟我說，我們江南水鄉那么美，也在被毀壞，你應該去保護啊。我回過頭就到江南水鄉。我開始找發達城市，結果沒有一個發達城市理睬我，他們錢很多，又無知，根本不理我。當時有學者提出要發展鄉鎮企業，我是堅決反對的。發展鄉鎮企業就是把一些落后的工業項目轉移到了鄉村，把污染也轉移到了鄉下，農民靠敲敲打打賺一點錢。上海的毛發廠、電鍍廠等等，都轉移到江南，廢水排放到河里，把整個江南水鄉全部破壞了。而且管理地方鄉鎮的人完全不懂得規劃，紡織廠的旁邊就建幼兒園，小孩子每天呼吸飛紗。

　　有人就建議我，去找那些還沒有開放的鄉鎮，有些畫家知道什么地方美。周莊就是一個美術老師帶我去的。當時上海的汽車總站在人民廣場，坐車到桐鄉，然后坐自行車，屁股都坐得痛。后來坐車到南潯，然后坐船，也不是每天都有，然后，坐手搖的船，一站一站到周莊，從上海到周莊要一天的時間，現在一個小時就到了。就是這樣找到周莊、同里、烏鎮。這些地方的人還沒有特別的想法，你跟他說什么都是對的。我們跑到這些地方，我們來幫你做規劃，找到省規劃委，規劃委看見大學教授去幫著做規劃當然很高興，蓋上大紅印，拿到批文下去，有些人也是不睬你的。回想起來，事情之所以能夠做成，還是要碰到好人。周莊就碰到了張春弟，他是下鄉知識青年，通過他牽線搭橋，幫我說話，我們才能把事情做起來。

　　記者：但是，僅僅靠做規劃、做思想工作，是不是就夠了呢？比如一個地方要是很窮，沒有錢，他們可能就不會有太大的保護古城的積極性吧？

　　阮儀三：這方面我有另一些本事，比如說平遙有非常好的古廟，真的是精彩，中國第一號古廟南禪寺、第二號古廟佛光寺，看到平遙的這個，我就肯定，這就是第三號，它后面到第20號都是國寶單位，它卻不是。為什么不是？沒有人報。沒有報，我去報。我們畫圖、拍照，送到北京，國家文物局的領導們一看眼睛就亮了，好東西！我就把平遙的城墻、兩座廟(雙林寺、鎮國寺)作為國寶單位要求保護。但是，要維護，沒有錢，怎么辦？我平時跟一個領導談天，我知道他那里有修長城的8萬塊錢還沒有用，我就去找他，他說這個師出無名啊，修長城的錢怎么拿去修城墻？我說，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維修長城，同時維修城墻，朱元璋把長城跟城墻是視為一體的，這些城墻都是長城的一部分，你覺得朱元璋的思路不對嗎？他說是對的。既然是對的，我修城墻跟修長城不是一回事嗎？于是就拿到這筆錢。

　　記者：平遙等幾個古城保護帶來的最積極的作用是什么？

　　阮儀三：這是一個好問題。最積極的作用其實倒還不在于保護了幾個古城古鎮，而在于，國家后來出臺了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政策法律規定，這就為別的地方提供了法律依據。

　　記者：阮先生，從您的回憶中不難發現，對中國古城、古鎮、古建筑的破壞，其實不在文革，而在最近的三十多年，是這樣嗎？

　　阮儀三：確實如此。對古城、古鎮、古建筑破壞最大的，當然是戰爭。但是，戰爭不會打到每一個地方。文革期間的破壞也非常嚴重，但主要是文物、器物、書籍、典籍的破壞比較大，還沒有拆房子。拆房子都是80年代以后，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旗號下進行的，其量之大，其勢之猛、其手段之粗暴，在全世界都是沒有的。

　　要堅持“五原”的原則保護古跡

　　記者：現在保護意識高漲，情況是不是好轉了呢？

　　阮儀三：現在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很多人都說，這個是好東西，要保護，于是就拆到另一個地方去保護，叫做“異地保護”，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文物局也批準，文物局很混賬，很多廟是他們出的錢，這些管文物的人不懂文物。

　　記者：現在有一種說法叫做“整舊如舊”，您怎么看？

　　阮儀三：這個說法據說是梁思成先生講的，但它是有問題的。好像只要我把舊做出來，就可以了。但是，只要你是去做的，就不是原來的舊了，是另一個東西了。比如，一個老建筑，它歷經了很多年代，唐宋元明清，不同的年代留下了不同的痕跡，你怎么去做舊？在保護古城古鎮古建筑方面，我們有一些基本原則，其一，我們提倡不要返老還童，要延年益壽。就好像我們人，比如一個老頭，你把頭發染黑，看起來好像變得年輕了，其實是一個丑八怪，因為你違背了真實的原則。其二，保護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建筑與建筑，建筑與環境，建筑與人，建筑與歷史，都是一個整體，不能單獨保護，光有一個老房子有什么用？現在很多都是單獨保護。其三，不要把后人的理解強加給要保護的對象，要讓歷史自己去說話。其四是可持續性，不是今年保護了明年就不保護了。其五，任何文物單位必須有人，不能沒有人在其中。

　　記者：那么，我們怎么才能做到修整古跡而不是破壞古跡呢？

　　阮儀三：之所以很多時候把古跡搞成了假古董，是因為違反了“五原”的原則，就是原材料、原工藝、原式樣、原結構、原環境，只要你按照這“五原”的原則，就不會有問題。現在講什么“遷移性保護”、“保護性開發”、“古建筑搬家”，都是混賬話，都是為了你的破壞、所謂的政績的需求，制造一些愚弄人民的借口。

　　記者：我看到您對上海的石庫門保護是有批評的？

　　阮儀三：在上海對于石庫門沒有人出來講話，我就出來講，石庫門保護的是假古董。有人跟我辯論，我就問：居民跑什么地方去了？這不是保護，只是做一個樣子給人看。上海的老石庫門是受人喜歡的，現在僅僅是一種門面，用現代的材料、現代的工藝，仿造歷史上的古跡，用于商業的目的。

　　記者：您對深圳這樣的城市規劃有什么看法？

　　阮儀三：中國的城市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到處都差不多，沒有自己的特色。中國建筑本來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東西，那就是院子，建筑的式樣千變萬化，但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核心的東西把各種建筑聯系起來了，那就是院子。在院子的北面有一個堂屋，那是敬天地祖宗的場所，一家人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形成了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宇宙觀。但是，這樣的建筑核心被我們現在的人丟掉了，我們的人生也隨之改變了。你很難想像在過去的生活環境里會有人餓死，很難想像會有人連自己的親人都會殺，因為在過去的環境中，他總是會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關愛，他自然會孝敬父母，尊重長輩。比如，上海的院落、里弄、街巷、社區，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和煦信任的氣氛，不像現在到處都是戾氣，人和人都相互防范。現在的建筑只考慮個人的舒適、個人財富的安全，沒有想到過去長期形成的一整套人文體系是非常寶貴的，我們很輕易就把這些打亂了，我們再也回不去了。

　　記者：您的這一番議論讓我看到您的所作所為背后深厚的人文背景。在某種意義上，您其實是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阮儀三：是的，即使我明白回不去了，但我還是到處呼吁，我們要盡可能地留住一些過去的風貌、樣式、遺址，留住我們出發的那個原點，至少為我們的后人保留一些記憶。

　　阮儀三，1934年11月出生，蘇州人。1956年考入同濟大學，1961年畢業留校。現任建設部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濟大學建筑城規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努力促成平遙、周莊、麗江等眾多古城古鎮的保護，因而享有“古城衛士”、“古城保護神”等美譽。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保護委員會頒發的2003年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杰出成就獎。主要著作有《護城紀實》《護城蹤錄》《江南古鎮》《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理論與規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