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凈鉛華唯余真

歸舍聽夜雨 69厘米×70厘米 2010年

造像發愿文殘石拓片題跋（之一） 68厘米×47厘米 2011年

造浮圖石龕發愿文殘石拓片題跋 68厘米×46厘米 2011年

太華奇觀 138厘米×70厘米 2010年

　　賴非，石刻考古學家、書法理論家、書法家、篆刻家。1953年生，山東鄒城人。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系，1978年至1983年先后任職于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后調入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工作至今，任業務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作為山東大學、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兼職教授、山東藝術學院美術學碩士生導師、蘭州大學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賴非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相繼出版了《云峰刻石調查與研究》、《山東新出土古璽印(并釋)》、《齊魯碑刻墓志研究》、《書法環境—類型學》等學術著作9種，發表論文100余篇，獨立或參與編輯、注釋、校勘各類資料集32種。

　　一

　　“云峰刻石”是清代以來對山東半島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玲瓏山北朝摩崖刻字的總稱。四山共有北魏刻石40種，北齊刻石5種，作為我國文化史上鮮見的一組大型文字石刻群，被清代學者譽為魏碑書法三大寶庫之一。然而，由于揚帖抑碑、獨尊“二王”的積習，使得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長期受到冷遇。北宋趙明誠雖有著錄，但并未引起后人重視，復沉寂山林數百年。直到清代乾嘉之際，碑學之風大盛，刻石才得以重現于世，為眾多金石學家、書法家們所推崇，著錄、研究者趨之若鶩。前人在碑文摹寫、文字考釋、人物考證、史事辨析、資料甄別、價值評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其研究思想和方法，主要還是金石學的老套路。由于時代局限，從未對群刻作系統而綜合的分析考察。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云峰刻石”研究，則徹底走出了舊的金石學模式。

　　1983年秋至1986年春，賴非參加“云峰刻石”的調查、傳拓、整理與研究工作。“一件石刻是一個特定的文化事物，一群石刻則是一種特定的文化意識。”由鄭道昭主持鐫刻的40處摩崖刻石，雖然是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和背景下的產物，但這一龐大的石刻群卻像一篇文章佳作，有精心的遣詞選句與謀篇布局。單篇刻石既各自獨立，彼此間又存在著密切關系。賴非等人對群刻的分組采用了類型學方法，根據作品各不相同的筆畫形態特征，結合每一組刻石的時間、內容、鐫刻位置等相關信息作綜合分析，把45種作品分成了5組(即5類)。分析的結果是，只有一組是當時(北魏永平年間)的刺史鄭道昭的作品，另外四組則出自他的僚屬或其他人(如道士)之手。這個結論糾正了自宋代以來金石書法界廣為流傳的關于云峰刻石的錯誤觀點。全面貫徹了現代田野考古學的理論與思想，為其后來倡導的“石刻考古學”的建立，走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金石學之所以被現代考古學取代，不是因為研究對象的過時或無味，而在于金石學理論與方法的落后。如何在石刻研究中淘汰落后意識，使之盡快發展成為獨立完整的學科，是擺在今天從事石刻研究的人面前的重大課題。”自80年代以來，從云峰刻石調查到漢碑資料的匯集，再到北朝刻經的研究等一系列課題，賴非一直關注、思考，并在實踐中努力探索切實可行的路子。

　　“流傳下來的石刻作品大都是零散的、孤立的個體，然而當時它們的出現，卻是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化事物的組合件存在的。眼前的殘碑斷石背后，還有什么內容？反映了什么意識？體現著怎樣的文化精神？”面對著一件件風格迥異的石刻書法作品，賴非首先想到的是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在書法史上占有什么位置，進而又想到書法史的元素、組成、結構……“我喜歡古人的東西，也樂于看今人的作品，但卻不愿亦步亦趨地跟著人家學。于是，我找來那些有影響的古今書論，企望能在那里尋求到關于筆法真諦的陳述和書法發展中某些規律性的東西。”賴非用了3年時間，把中國古今書論的主要內容研讀一遍，也就是從這時，他開始真正思考書法理論方面的問題。

　　二

　　受考古類型學啟發，1985年春，賴非在總結以往做法的基礎上，在“洛陽魏碑研討會”上提出“對書法作品可以根據筆畫形態特征進行類型分析，來確定其演變淵流，進而研究作品相互關系”的觀點。他的意圖是想聽專家學者對建立“書法類型學”的反響，可這一提法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籠統說來，現代考古學包括‘地層學’和‘類型學’兩方面內容：地層學是科學地獲得考古資料的方法論，利用它可以正確地判斷考古資料的相對年代；類型學是歸納、分析考古資料的方法論，利用它可以認識各種物品之間的關系。這樣就把歷史上的任何一件物品確定在一個時空框架內了。”反復思量后，賴非意識到，書法類型分析法要想成為一門科學的方法論，僅有作品的演變淵流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沒有作品的時間概念是不科學的。于是，他嘗試著從作品存在的時代背景出發，去分析、歸納作品類型，把作品類型和它們之間的各種關系與時代背景掛起鉤來。

　　這樣，1989年賴非撰寫了《漢代通俗隸書》和《漢代書法分期》，以后又陸續完成了《魏晉南北朝書法類型

　　探》、《魏晉南北朝書法分期》和《北朝后期的書法復古現象》等文章。可等文章付梓后，賴非又感覺這種用時代背景解釋書法的方法，實在有些形而上學。“這是因為，時代背景的觀察是平面的、不分層次的，它是不能運轉的。所以我們還必須考慮找到與書法類型可以互補，既是有機的、又是對應的范疇。只有找到了這個‘輪子’，書史研究理論‘大車’的框架才會完整，我們構思的理論方法‘模型’才能建立并運轉起來。”賴非苦苦地思索著……

　　后來賴非受到文化環境學的啟發，想到了“書法環境”這一動態范疇。“書法背景是靜態的，書法環境卻是有機的、分層次的、發展的。從書法形成的過程上看，書法是環境的對象和產物，從書法存在上看，書法又是環境的部分。所以，對書法家和書法作品的了解，只有到其產生的環境里才能得到最后解釋。”此時，賴非的理論方法“大車”的另一只“輪子”——“書法環境學”也算找到了。把它們整合起來后，就是現在的“書法環境——類型學”。

　　“真正的理論不是對客觀事實的簡單記錄，也不是樸素經驗的直觀描述，更不是各種知識的‘拼盤’。盡管理論有層次高低的區別，但只要稱之為理論，就必須具有實證意義的邏輯結構。”賴非表示，利用“書法環境——類型學”對書法史展開研究，既可了解書法史上任何一個時間橫斷面的內容及其關系，又可觀察書法史上所有作品在時間縱向延續過程中產生的作用和結果。“透過現象的表層揭示新的未知數，去認識書法史上的各種事物與現象，闡明書法史上曾經發生的重大問題及關系，這是我的美好愿景。”賴非說。

　　三

　　對古代石刻和書法理論的研究，是賴非書法創作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源泉，他一直認為，沒有學識支撐，書法可能只是一種技藝的操作。山東的摩崖刻經歷來被尊稱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而且是多種書體融會貫通的經典之作。賴非長期浸淫其中，他繼承了北朝時期雄渾、峻厚的書法精髓，字里行間蘊藏著摧石斷金的內力。在書法結構上，融入了摩崖石刻的自然、灑脫和奇逸，作品中涌動著一種氣勢磅礴的張力。

　　日前，賴非的隸書《大集經》獲第六屆“泰山文藝獎”書法類作品一等獎。觀其作品，線條平鋪直敘，沒有大起大落，筆墨清淡、典雅，儒者之風撲面而來。“無論生活還是創作，我都喜歡直來直去，追求本真，簡單、寧靜和平淡是我一生的追求。”平淡中方見真性情。30多年來，賴非一直行走在田野之中，就像一個個散落在名山大川中的摩崖刻石一樣，與天地廝守，與歷史耳語。他默默地以人格貼近自然天籟，以靜悟道，將自我真實地表現在宣紙之上，于平淡中見曠達，寧靜中見真實。

　　“歷史在演進，但是書法追求的內核不變。這個內核是‘我在想什么’，它關注的是人本身。”賴非表示，書法是他一直在尋找的表達自我的方式，但是

　　目前為止，字上的“賴非”還不完全是他心目中的“賴非”。“因為書法形式上的東西雖已被發掘，但形而上的世界正待開掘，那是看得見摸不著，想得起來又不知道在哪里，意境極其深遠的領域，正是這些東西，幾千年來在吸引著無數人求索。”

　　漢字書法為中國獨創的表現藝術，被譽為“無言的詩，無行的舞，無圖的畫，無聲的樂”。賴非認為唯有把書法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在藝術上才能達到極致。30多年來，他致力于書學理論與方法論的研究，并于2003年出版《書法環境——類型學》，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我覺得一個人總要為社會做點事兒，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做成哪一件事都是不容易的。做學問的人坐的是冷板凳，我的老師個個都是如此。”人類總是在對過去的總結中，發現問題，不斷進步的。作為一個文化學者，賴非表示，在有生之年他會把自己從古人那里體悟到的精華梳理出來，傳達給后來之人。“這是我的責任和義務，也是一份文化擔當。就像堆積木一樣，我不知道擺到哪天會垮掉，也不知幾時會出現高峰，我現在做的就是努力把每一塊積木都擺好。”賴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