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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正宇:《漫水》“泛”方言語言策略漫議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11月07日16:03 來源:中國作家網

      《漫水》成功之處無疑是多方面的:張揚鄉村倫理,展現地域文化,還有那些淳樸鄉土人物的型塑,以及有意而為的舒緩敘事節奏。回到熟稔的鄉村,王躍文以一種全所未有的姿態向人們講述“鄉村的美好傳統”[①]。一篇《漫水》,好比清涼油和醒腦劑,在我們這個浮躁時代中尤為令人矚目。

      文學是一門語言的藝術。在中國文學現代性建設工程中,有三條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路徑:“尚歐”(歐化傾向)、“崇古”(汲取古代漢語養分)和“重民”(重視民間形態話語主要是方言口語)。三條路徑共同促進了現代漢語文學的建設和定型。第三條路徑在南方作家尤其是湘籍作家中更顯性表現為“泛”方言寫作[②]傳統,從彭家煌到沈從文,從周立波到韓少功,均有跡可循。從語言策略的來看,作為作者鄉村敘事的轉型之作,《漫水》的成功在于以一種回歸的姿態,實現了對沈從文等湘籍作家“泛”方言寫作傳統的承續與開拓。下面試以同為湘西作家沈從文及其《邊城》等作品為參照展開論析。

      第一、大量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語詞匯出現在《漫水》之中,成為點亮鄉村人事的盞盞明燈,醇厚雋永,元氣彌漫。小說里的人名、物名,都具有濃郁的鄉土味,爺爺稱“公公”,奶奶稱“娘娘”,老婆稱“阿娘”,弟媳稱“老弟母”,軍人稱“糧子”,還有發坨、強坨、鐵炮,筒子、磉墩巖、老鼠刺、早禾郎、灶蟣子等,好比山野或田垅里隨意躺著的一塊塊石頭,原生態,讓人回味無窮。此外,打上鄉土印記的短語詞組,俯拾皆是。如造棺材叫“割老屋”,鳴汽笛叫“放喂子”,整人叫“整家法”,男女私通叫“搞網絆”,說壞話叫“說冤枉話”,還有“啞起個尸身”、“討死萬人嫌”、“天麻眼了”……就數量和出現頻率而言,《漫水》方言土語詞匯比沈從文《邊城》更多更頻繁,因而邊地原野味道更濃郁。

      第二、湘西歌謠是《邊城》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主人公翠翠在船上輕輕的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愿迎神的歌。《漫水》也有意在敘述語言中加入大量民間傳說、童謠等話語。比如:

      溆水要流到東海去,東海在日頭出來的地方。溆水流到沅江,沅江流到洞庭,洞庭流到長江,長江流到東海。山千重,水百渡,很遠很遠。說近也很近,溆水邊有座鹿鳴山,山下有個蛤蟆潭,潭底有個無底洞,無底洞直通東海龍宮,鉆個猛子就到了。蛤蟆潭在溆水東岸,西岸是平緩沙灘,河水由淺而深。水至最深處,就是蛤蟆潭。很久以前,東岸有個姑娘,很孝順,很漂亮。有一天,姑娘蹲在蛤蟆潭邊的青石板上洗衣服,青石板突然變成烏龜,馱著姑娘沉到水里去了。姑娘被帶到東海龍宮,做了千年不老的龍王娘娘。青石板原是烏龜變的,烏龜原是龍王老兒打發來的。

      這是典型的鄉村“講古”(講故事),民間傳說的色彩十分濃郁。從“泛”方言寫作看,近似“絮語”的敘述話語不僅實現了鄉村“聲音”的文本再現,而且是文本舒緩、放松節奏形成的深層原因。

      第三、方言作為一種生活的語言,那些隨處可見的帶著土味、機智風趣的比喻、雙關,更可以見出人們對古老鄉村倫理的接受和傳承。沈從文早期摹擬笑劇《賭徒》就引用了諸多賭徒行話,還有《賣糖復賣蔗》中攤販的語言以及酬神笑劇《霄神》中外甥作弄舅舅的搞笑話語,均湘西風味十足;《鴨子》、《過年》、《野店》等小說也大量使用了當地的雙關俏皮話。《漫水》中同樣融入不少帶有鄉村智慧和樸實認知特點的民間諺語和俗語。比如:木匠看凳腳,瓦匠看瓦角;邊出日頭邊落雨,東海龍王過滿女;看女看娘,看屋看梁;一條鴨公管一江,一條腳豬管一鄉;雷打冬,牛欄空;高人莫攀,矮人莫踩……自然、形象、生動,韻味十足。

      第四、更為真切的“聲音”體現在在《漫水》的人物對話中,彌漫著濃郁的漫水地域特色。比如有慧怪阿娘不該學妝尸,有慧阿娘回答:“做事都要有好處嗎?日頭照在地上,日頭有什么好處呢?雨落在地上,雨有什么好處呢?……”這樣的話語,純粹是鄉人口唇,親切,淳樸,通俗。寫作者在這里僅僅做的是有心的記錄。

      再看一段對話:

      (秋玉婆)說:“侄兒也是兒,手板手心都是肉。余公公疼侄兒比親兒子還疼,明理的人就是這樣的。漫水哪個不講余公公好?他是對人家的人比對自家的人好,明理啊!”

      一聽就是雙雙話,有余阿娘對她說:“秋玉婆,你是老鼠子偷鹽吃,嘴巴咸啊!我屋的事,你莫管!”

      秋玉婆說:“我哪管得了?又不是打我的兒!我的兒我是舍不得打,我養的狗都舍不得打!人也好,狗也好,我只認親的,不認野的!”

      有慧阿娘拉著發坨往屋里去,回頭又喊兒子強坨:“你進自己屋去!人有屋,狗有窩,莫在外頭亂叫!”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段鄉村婦人“相罵”話語看似有幾分低俗,但對于人物形象的呈現十分必要。秋玉婆的潑辣、狹隘,有慧阿娘的忍讓、賢惠,有余啊娘的善良、機智都在話語間得到充分呈現。“不管世道如何變遷,不管歷經多少風雨,鄉村人身上最本真,最美好的東西從來沒有消失過。”有慧阿娘“相勸”有慧的口吻、話語都是出自漫水人樸素的“生存方式,處世習慣,情感形態,是非標準”。正如王躍文自己所說:“我并不刻意為之,鄉村生活決定了文字的面目。”

      [③]

      當然,《漫水》痕近自然的方言話語出場方式也潛隱著一定的風險。眾所周知,方言話語進入文學文本,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讀者的接受與理解,添加注釋成為作家們不約而同所采取的解決途徑。《漫水》中大量可見對方言話語的解釋,如:

      1.漫水這地方,公公就是爺爺。

      2.漫水人說話沒有兒化音,唯獨把畫匠師傅叫成畫兒匠。

      3.老屋就是棺材,也是漫水的叫法。還叫千年屋,也叫老木,或壽木。

      4.漫水的規矩,壽衣壽被要女兒預備,老屋要兒子預備。不叫做老屋,也不叫置老屋,叫割老屋。

      5.漫水這地方,奶奶,叫做娘娘。

      6.過去祠堂有個木籠子,男人若不孝不義,會被族人綁在里面,屁股露在外頭,任人用竹條子抽打。這叫整家法。

      7.針一樣的樅樹葉,漫水人叫它樅茅。

      8.漫水人說的早禾郎就是蟬。

      9. 漫水老輩人,軍人就叫糧子。

      10. 漫水人說男女私通,叫做搞網絆。誰和誰私通了,就說他們網起了。

      ……

      筆者大體統計了一下,《漫水》中這種插入式的注釋近30條之多。通過解釋和說明,陌生的方言詞匯得以順利進入文本,使讀者能夠接受與理解。同時,作為一個鄉村敘事文本,大量注釋的存在,起到了降低敘事節奏的作用。不少評論家都注意到《漫水》文本與沈從文《邊城》一樣擁有舒緩、自然的敘事風格。因此,從文本話語策略看,我還有一種直覺,這種方言話語出場方式的頻繁使用,可能是作家自發,也可能是有意而為。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對于“泛”方言寫作而言,注釋的方式終歸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語用策略。首先,過多的注釋肯定會成為流暢閱讀的障礙,現代快節奏生活的讀者自然會有抱怨。這一點必然影響文本的傳播和流傳。其次,文本中不少注釋并不是必須存在的。如上文所列舉10條注釋,除了少數幾條外,大都可以去掉,并不影響文本的接受。周立波當年談到《山鄉巨變》方言話語的出場方式時,歸納了三條經驗:“一是節約使用過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須使用估計讀者不懂的字眼時,就加注解;三是反復運用,使得讀者一回生,二回熟,見面幾次,就理解”。[④]當下作家們可資借鑒。第三,在作品中大量采用土語方言詞匯是“泛”方言寫作策略的第一步。只有通過對方言的汰選、改造,使方言話語真正成為現代漢語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才是寫作的成功。相比之下,下面這一條方言詞匯的出場借助于對話,就顯得自然許多:

      有人在背后說:有慧阿娘是堂板行出來的!她認的幾個字都是逛堂板行的公子哥兒教的!有一日,綠干部同人擺龍門陣,說:“堂板行,我們北方叫窯子,大城市叫妓院。……” 

      再如《漫水》的開頭:

      漫水是個村子,村子在田野中央,田野四周遠遠近近圍著山。村前有棟精致的木房子,六封五間的平房,兩頭拖著偏廈,壁板刷過桐油,遠看黑黑的,走近黑里透紅。桐油隔幾年刷一次,結著薄薄的殼,炸開細紋,有些像琥珀。

      好比當下影視常見的“穿越”,神韻直逼沈從文《邊城》的開頭: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

      幾乎找不出明顯的方言口語字眼,但如出一轍的粘連修辭,同樣松弛有度的語言韻致,鄉村獨有的田園氣息,一副邊地湘西特有的簡單、樸拙、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圖景次第呈現。

      需要補充的是,作為湘西走出的文學大家,當年沈從文同樣走過了一條艱難的話語模式改造之路。早年沈從文大量采擷方言話語不加節制的語言策略并不成功,導致魯迅都嘲笑他為“孥孥阿文”[⑤]。后來,沈從文通過自身的努力,在《邊城》、《湘行散記》、《湘西》、《長河》等中找回了語言自我,樹立了屬于自己的語言形象,由此進入現代文學大師的行列。通過《漫水》,我們看到了新一代湘籍作家回歸傳統的努力和開拓。同時,如何通過創作主體的努力,使生機勃勃的湘西方言融入文本成為現代漢語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也使我們對王躍文鄉村敘事的轉型充滿了期待!!

      [①] 王躍文:《沉醉鄉村的理由》,《中篇小說選刊》,2012年第3期。

      [②]所謂“泛”方言寫作,指的是在現代漢語文學中大量使用方言口語話語資源(包括語音、詞匯、語法乃至語調、語氣等)進行文學創作的現象。從五四以來的現代漢語文學事實觀察,雖然不同時代尤其是1940年代有方言文學倡導的零星聲音,但純粹意義上的方言寫作作品幾乎沒有,大量作品還只能歸入“泛”方言寫作的范疇。

      [③]王躍文:《沉醉鄉村的理由》,《中篇小說選刊》,2012年第3期。

      [④] 周立波:《關于〈山鄉巨變〉答記者問》,《人民文學》1958年第7期。

      [⑤]魯迅:《魯迅書信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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