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經驗批評方法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10月08日15:27 來源：中國作家網 荒林

　　第一節 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的界定與發展

　　女性通過對女性文本的閱讀，來喚醒女性之間的共同經驗，從而產生女性話語共鳴，引發女性話語的再生產欲望和潛能，這是最初的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1]]這個基本的方法也是通行的最有生命力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世界各地女性不同，但通過與文本的相遇，可以發生經驗的溝通，從而建立基于閱讀的對話，獲得認識和成長的經驗，并團結起來。

　　在張京媛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2]]一書中，女性主義通用的基本批評方法，即經驗批評“閱讀與寫作”，放在全書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則收錄了有代表性的西方多種女性主義批評話語。在《我們自己的批評：美國黑人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中的自主與同化現象》(Criticism of Our Own：Autonomy andAssimilation in Afro-America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中，伊萊恩。肖爾瓦特講述了黑人批評革命的經歷：從種族一體化詩學到黑色權力、黑人文學以及后來的重構主義，而女性主義的批評經歷了婦女解放運動之前的“雙性同體詩學”、女性美學以及70年代的婦女批評。伊萊恩。肖爾瓦特的論文從她自己出席1985年喬治敦大學文藝理論年會的經驗入手，談到女性在話語場域中的女性化和他者性，從一位女性手語翻譯者被男性理論家忽略為不存在，探討處境與話語的關系，深刻指出對差異性經驗閱讀和關注的重要性。作者認為歷史的原因使黑人經驗與白人經驗迥然不同，黑人婦女參與婦女解放運動的經驗與白人婦女經驗的區別，正是黑人婦女們閱讀批評中必須擁有話語自主的原因。作者強調經驗批評的重要性，并進一步提出，不只是婦女經驗的共同，發現婦女經驗的差異才能促進女性主義批評發展。

　　伊萊恩。肖爾瓦特(Elaine.Showalter，1941)，也譯成伊萊恩。肖沃爾特，是美國著名的女性主義經驗批評實踐理論家。1977年她用經驗批評的方法寫出成名作《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英國婦女小說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an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提出女性基于她們自己的經驗創造她們自己的文學，構成了人類不可忽略的亞文化現象。她分析并認為女性的寫作出于一種共同的心理和生理體驗：青春期、行經、性心理的萌動、懷孕、分娩，和更年期閉經等女性特有的生理過程及其作為女兒、妻子和母親的社會角色所特有的心理體驗等。[[3]]這種眾所周知的女性經驗被肖爾瓦特認為正是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共同經驗。這種共同會產生非自覺的文化上的聯系，也就是所謂的婦女文學的亞文化。實際上，通過強調女性經驗在女性寫作和批評中的重要性，肖爾瓦特確立了女性主義經驗批評的基礎，即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經驗必提供不同于男性的話語表達，從而為人類文學提供別樣貢獻。1981年她在名篇《荒原中的女權主義批評》(Feminist Criticism inthe Wilderness)里，再次深刻指出：“迄今最近，女權主義批評始終沒有理論根基，在理論的風雨中它一向是個經驗主義的孤兒。”[[4]]肖爾瓦特實際上指認了男權中心的理論話語如風雨考驗著女性主義批評話語，支持女性主義批評話語的核心只能是女性的經驗。這與福柯的話語理論異曲而同工，只有當經驗通過權力獲得言說，進入話語系統，經驗才獲得了命名和表達，詞與物的秩序關系才得建立。[[5]]

　　因此，肖瓦爾特在她的《走向女權主義詩學》(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1979)中提出，女性主義的經驗批評可以有力切入男性寫作研究，通過閱讀男性書寫的女性形象，不僅可以發現對于女性經驗的排斥、扭曲和疏漏，也可以發現男性對于世界的偏見；女性主義經驗批評尤其有助女性寫作研究，不僅能夠發現女性建立的話語歷史，了解女性話語特色，而且可以從心理學、符號學探求女性寫作和精神生產的軌跡。[[6]]

　　女性主義的經驗批評假想世界由男女兩極經驗構成，女性的經驗一直受到貶抑而男性的經驗被建立為唯一權威，只有通過女性經驗的張揚和與男性經驗的對話，才能改變世界經驗結構的不平衡狀態，使人類獲得對于世界的全面認識。女性主義的經驗批評雖然也受到爭議，被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質疑是否有本質主義傾向，[[7]]但是，在它不斷反思和成長中，它對經驗差異性甚至流動性的關注，可以使不同種族、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的女性經驗進入女性主義批評話語序列，從而建構多元化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建設性走向，越來越贏得女性主義實踐者們的青睞。無疑，女性主義始終渴望著這樣的理論，不僅可以與男權中心理論對話而且可以消解男權中心話語。女性主義希望中心和邊緣可以互動式存在，一切邊緣的經驗可以通過話語表達而進入中心，一切中心話語的權威性可以通過質疑其經驗價值而消解。這也包括女性主義批評本身的權威性與邊緣經驗在內。如白人女性主義批評對于黑人婦女經驗的忽視，使得黑人女性主義批評興起并改變了女性主義批評的構成。[[8]]

　　1995年陳曉蘭在《外國文學批評》上撰文專論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的意義。她把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稱為“經驗論”，指是女性主義多元批評的“哲學基礎”。女性主義批評并非一種統一的理論流派，它以否定、補充、修正男性的理論假定和方法為開端，同時又借用了男性的理論和方法為工具，因此呈現多元化特征。但以“經驗論”為根本保證，就可以使女性主義批評不同于任何批評流派，不會像20世紀批評史上的許多流派一樣，經歷“觀念的產生”“權威人物的出現”“重新制定文學標準”的高潮，最后被新的流派取代而“過時”這樣的規律。[[9]]女性主義的經驗批評方法能夠保持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樹常青，也是它始終受到歡迎的理由。

　　肖爾瓦特本人的經驗批評由強調共同經驗，走向重視不同經驗，把經驗的差異性看成女性主義文學豐富多樣的原因，她的批評理論也因為批評經驗的日益豐富而不斷修正和完善。這也使得女性主義經驗批評的適應能力不斷獲得檢驗。張京媛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一書中，也嫻熟地運用了女性主義經驗批評來闡述“Feminism”一詞在中國語境中的演變。根據對中國語境，也就是中國讀者接受經驗的了解，張京媛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序言中討論了“Feminism”的翻譯問題。作為女性主義關鍵詞，“Feminism”雖然不是中國人的發明，但從上個世紀初它由日文轉譯而來的那一刻起，就與中國女性認識自我與表達自我經驗聯系在一起了。為了更好切入中國經驗和更加準確地表達當代中國女性經驗，張京媛主張將其譯為“女性主義”。理由是“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反映的是婦女爭取解放運動的兩個時期，前者是“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而進行的斗爭”，后者則標識“進入了后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時代”。在中國女性的經驗中，前者是一個解決了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已經保證了男女平等的權力。而后者，則可說是中國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課題。女作家們已經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來表達男女平等情況下的中國女性處境，她們被男性化的復雜后果，和她們尋找女性氣質回歸的復雜情緒，改革開放帶來的性別競爭，尤其令中國女性需要發現自身的性別優勢何在。為了更好地使西方女性主義發展起來的系列女性主義理論話語，與中國女性經驗相逢對話，張京媛做出了話語權力的選擇。

　　“Feminism”女性主義的中國話語選擇，意味著文化層面上當代中國女性開掘自身經驗，提取理性認識，把經驗理論化的開闊空間。“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通過閱讀與寫作的革命。”[[10]] Feminism女性主義想推動中國的閱讀與寫作革命，而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本身便是這樣一場深入的閱讀與寫作的革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課題選擇了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來切入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提供的大量文本，并通過與福柯話語理論的互動，來研究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話語的經驗構成、文本特色、價值取向及思潮走向。

　　第二節 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在當代中國的實踐與困境

　　關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經驗批評方法在中國本土語境中的發展，徐艷蕊《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做了較細致梳理。[[11]]按照“女性文學”、“女性意識”、“女性主體性”、“女性寫作”幾個重要詞匯在中國本土語境中出現先后與爭議情況，該書有序地呈現出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

　　該書認為，“女性意識”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發端詞。這個“女性意識”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現于當代文學批評中，[[12]]便是中國女性意識到了自身經驗與男性經驗的不同；而這種意識到了女性經驗與男性經驗不同的、由女作家創作的文學，便是“女性文學”。[[13]]如此說來，當代中國語境中的“女性文學”實際上就是指女性主義文學，它區別于傳統的婦女文學，但傳統的婦女文學同樣可以置于女性主義經驗批評之下進行研究。該書雖然梳理了不同觀點持有方對“女性文學”概念維護和堅持的理由，[[14]]但沒有能夠發現背后的原因恰恰是現代性所固有的思潮運動特點，[[15]]使各方意識到了“女性文學”不僅區別于傳統婦女文學，而且將作為持續存在現象，“女性文學”命名和概念有其持續存在必要之理由。

　　女性主義文學之不同于傳統婦女文學，在于對于性別經驗的明確意識和由此表現對于生活的不同表達。簡單地說，傳統婦女文學囿于認可傳統的被給定的女性生活，在文學中也限于已有生活的表達和想象。女性主義文學則明確意識到自己的經驗和生活的可變性，在文學中表現批判和突破現有生活的想象。在可變的意義上，女性主義文學呈現出深刻的現代性特征。事實上，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文學都是人類現代產物，是人類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轉變，男女性別結構轉型的必然產物。但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文學區別于一般現代性精神之處，是其女性經驗對于現代經驗的有效完善和豐富，從而使人類認知擁有多元視野。在當代中國語境中，女性生活的多樣性，使女性主義文學并非獨秀一枝，傳統婦女文學依然有存在空間和價值。然而，女性主義文學以思潮的形式存在，卻是其引人注目的所在，它體現了女性寫作群體獨立存在，并互動獲得現代生長動力，同時通過話語生產呈現主體性存在的思想運動特征。這正是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需要探源總結之所在。

　　該書通過梳理發現，進行“女性主體性”建構標志著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走向成熟。1989年孟悅、戴錦華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的出版是一個標志。在《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中，對現代女性文學史中女性主體成長過程有精彩論述，核心觀點是，只有真實于女性自身經驗寫作，通過言說和書寫女性經驗的真實，女性才能打破“父權象征秩序”的迷宮，獲得自我成長的突破，獲取女性的主體性。[[16]]這本成功的批評專著引領了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于男性理論家思想方法的借用和改寫，全書借用精神分析學家拉康的“鏡像理論”，討論女性在“父權象征秩序”符號語義系統中的困境，但解決困境的方法和手段卻完全是女性自身的經驗。通過對每一位女作家創作分析，強調女性通過對自身經驗書寫的堅持，去建立自己在話語空間的主體性身份。雖然由于話語實踐的艱苦復雜，女性主體性的獲取并不簡單，首先它需要連續的建設，其次它也不是一勞永逸，需要不斷地反復和不斷地建設，但建構女性主體就是實踐過程。《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的結尾，也許過高估計了“父權象征秩序”對于女性主體成長的壓抑和阻礙作用。在批評話語與寫作話語的對話中，女性經驗主體從女兒成長為女人的歷程，在后續的歷史際遇中實際上被認為沒有起到經驗智慧對實踐應該的作用，這從女性主義經驗批評角度，也許可以說正是借用男性理論家理論和方法所產生的局限。因為如果承認一個人的特殊主體性有多種多樣的形式，[[17]]女性寫作的現代探求即使遭遇壓抑和挫折，也不一定由此表明女性主體不復存在，換裝為花木蘭也不一定表明花木蘭喪失了主體性。然而，是什么樣的主體性以及以什么樣方式呈現主體性，的確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需要破解的難題。

　　當代中國語境中的女性主體性建構多元而復雜。源于人文主義思想資源的批評，認為女人和人的經驗是共通的，通過共通經驗而思考女性經驗的獨特，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經驗之一。劉思謙教授的女性文學批評多持此立場并取得了矚目成績。[[18]]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認為，女性的主體性淪喪只是因為受壓迫、被剝奪了社會生活空間而導致的，女性完全可以通過參與社會勞動而成為社會主體。然而文學中獲得了社會勞動者主體身份甚至成功的女性，在生活中卻并沒有因此而體會到人的主體的自由和幸福，這卻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要闡述的另類的經驗之一。[[19]]

　　如果說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把女性經驗的開掘、命名當成一個重要工作，則更把女性經驗成長的女性主體建構當成工作的目標。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三大場域展開，它們是女性的閱讀、女性的寫作和女性文學史的發現。女性的閱讀，是指作為認識世界和體驗生命的女性主體的閱讀，她閱讀和批判男性書寫的文學，指出其中女性經驗的缺失情況和由此產生的偏見程度。女性的寫作，是指作為認識世界和體驗生命的女性主體的寫作，她書寫自己經驗的獨特與經歷人生的成長，記錄作為個體生命的自我認識和認識世界的體驗，并通過自己的寫作建立自己的話語，表達對于世界的觀點，參與世界對話。女性文學史的發現，則是女性主體對于自己歷史的尋找，通過女性文本的再讀再闡釋，把歷史上遺忘的女性文本找回來，建立它們的話語聯系，并重新闡述歷史。《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也梳理了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此三個場域進行的嘗試性工作。[[20]]正因為還是嘗試性工作，批評經驗積累的不足，也使要通過經驗成長而實現的女性主體建構顯得單薄。由此，也呈現了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面臨著的諸多重任。

　　事實上，對于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生產力的忽視，或者正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體建構不足所在。只有當認識到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是女性主體所進行的連續不斷的話語生產，才能把女性主體的歷史地位提高到應該的高度。這也是本課題需要解決的問題。

　　《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在討論“女性寫作”時，用了“作為女性寫作的私人／身體寫作”限定性表達，梳理了不同觀點對于90中期出現的私人／身體寫作的看法，并集中到身體、私人、性別與權力關鍵詞。[[21]]這一集中也體現出了作者的傾向，傾向于對法國女性主義者埃萊娜。西蘇身體寫作理論的借用，如此就把多元的女性寫作簡化了，集中到關于私人／身體寫作對于女性主體性建構的意義上來。

　　埃萊娜。西蘇身體寫作理論可說是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的極致發揮：

　　通過寫她自己，婦女將返回到自己的身體，這身體曾經被從她身上收繳去，而且更糟的是這身體曾經變成陳列的神秘怪異的病態或者死亡的陌生形象，這身體常常成了她的討厭的同伴，成了她被壓制的原因和場所，身體被壓制的同時，呼吸和言論也就被抑制了。

　　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只有到那時候，潛意識的巨大源泉才會噴涌。

　　……[[22]]

　　女性生理經驗和社會經驗交織沉淀，對生理經驗特別是性經驗的開掘對于重建女性經驗主體無疑意義重大。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于埃萊娜。西蘇身體寫作理論的重視和借用，原意是建構女性主體性，然而發生在90年代消費語境的中國情形卻如賀桂梅所描述：

　　“個人化寫作”對女性成長的性經驗的重視，對父權制社會中性別壓抑意識的自覺，并有意營構女性主體形象和一種獨特的表達風格，正是試圖實踐一種基于女性獨特體驗的女性美學。但“個人”與“女性”連接在一起，造成的一個難以解脫的困境是，盡管女性可以呈現被父權制文化所壓抑、擦抹的女性經驗，但這種關于女性經驗的書寫仍舊必須在以父權/男權為等級結構的社會/文化市場上流通。也就是說，關于女性差異的表述，固然可以撼動或瓦解大眾文化和社會常識系統中關于女性的定型化想象，但由于把“女性”與“個我”、私人性空間直接聯系在一起，又在另一層面落入女性作為父權社會文化的“他者”、“私人領域的女性”等等級結構當中。在“個人”/“私人”緯度上對于女性“差異”的展示，事實上沒有改變社會性別秩序，而正好滿足了后者的想象和需要。這也正是“女”字成為商業賣點的原因。另外一個更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個人化寫作”所確立的女性主體想象，在單一的“男人”/“女人”性別緯度中談論問題，而忽視了女性內部的差異。被越來越批評者指出的是，“個人化寫作”中的女性個體，多是一些“中產階級女性。”[[23]]

　　這種話語困境，也使得《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的文學批評梳理止步于“私人／身體寫作”。一方面身體寫作理論闡述了作為女性寫作的私人／身體寫作事實，另方面它卻沒有與中國語境發生更深入復雜的經驗對話，這使得中國當代的私人／身體寫作事實成為了一個似乎是脫離中國現實，僅與身體寫作理論操作相關的書寫行為。

　　當然事實上并非如此。一方面，發生在中國90年代的私人／身體寫作事實，蘊含著豐富復雜的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信息，和女性在其中參與、承擔及適應商業環境的復雜經歷，以及當代中國社會民眾對于私人日常生活關注的熱情。然而，身體寫作理論沒有能夠進行更有說服力的闡述。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寫作的其他角度仍然深入進行，女性話語生產仍然保持諸多面向的努力。但對于本土中國女性經驗復雜性的難以命名，批評和研究缺乏本土理論支持。這兩方面相加或者就是從90年代后期以來，女性文學研究界頻繁地使用“困境”、“危機”這類字形容自身的處境的原因。[[24]]這一困境沒有隨著1995世婦會的召開，更多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譯介和可資借用而解除，或者可以理解為，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需要與中國經驗結合對話的再生，而這種結合對話的再生過程，也許需要返回對當代中國女性寫作文本的重新細讀，特別是對本土中國女性經驗的重新認識和評估。

　　女性主義經驗批評方法所假設的兩極經驗，有助批評沿著邏輯的同一律展開，在這種邏輯中，女性寫作將建立起女性的文化，即基于女性經驗主體對于世界的價值體系。戴錦華在她的專著《涉渡之舟：新時期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2002年)和徐坤在她的專著《雙調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1999年)中都體現了對這一邏輯的遵循，和由此展開的關于女性寫作的文化探討和文化想象。[[25]]在她們的表述中，女性寫作不限定于私人／身體寫作，而是多元化的寫作，是主體沖破男權和父權象征秩序努力朝向女性解放的文化冒險之旅。

　　在對當代中國女性寫作文本進行研究之后，戴錦華透徹地發現了沿著女性經驗之路抵達女性文化建設的重重困難：它要面臨的不僅是男權文化的壁壘，更重要的是圍困女性已久的文化鏡城。在這個鏡城之中，每一次對目標的逼迫，也許恰恰是一種遠離。[[26]]

　　戴錦華充滿思辨的批評語言始終在分析鏡城，即男權父權象征秩序制造的女性自我之城，如何成為女性尋找真實自我的阻繞和圍城，女性寫作參與歷史的分解并嘗試在間隙中顯現隱匿其后的女性經驗，女性寫作的話語表現為對男性話語柵欄的越界，因此，似乎女性經驗確證的最后凈土只能是姐妹之邦。而姐妹之邦的精神文化，在穿越都市荊棘中如同安慰的花朵。這樣的文化想象，相比文化冒險的艱巨涉渡努力，似乎也使戴錦華對女性主義批評本身的穿透力有所懷疑，她曾用“猶在鏡中”來表達自己作為女性主義批評家的境遇。[[27]]她似乎更加確信冒險過程的意義，或者更加喜歡冒險過程本身的智力樂趣，對于女性寫作展開的文化想象反而并不是很樂觀，或者說，并不是十分充滿熱情地發現和展示。戴錦華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可說是女性寫作原畫復現式批評，重在對女性寫作過程的詳盡分析，展示女性寫作過程所充滿的話語權力搏斗和技能策略調整，探索寫作的經驗與女性的經驗二而合一的動態過程，呈現寫作的主體和女性的主體于實踐中建構的艱巨歷程。

　　每一次對目標的逼迫，也許恰恰是一種遠離，這使得戴錦華對于女性寫作的價值目標充滿疑慮。她認為當代女性寫作雖然日益成熟豐厚，但依然是一種沒有坐標的精神歷險。[[28]]

　　這種沒有坐標的感覺，或者對于價值目標充滿疑慮的思考，也體現在徐坤的女性主義批評中。不過，徐坤堅信當代中國女性寫作最終會由邊緣向中心過渡，這或者由于她本人是作家的緣故，直覺讓她相信，只有從渴望西方理論話語認同和提攜的夢想中醒來，才能發現當代女性寫作對于本土女性主義詩學建構的努力與成就。[[29]]

　　第三節 日常生活書寫：

　　女性主義經驗批評的中國經驗重估

　　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歷史學家徐中約在他的名著《中國近代史》中指出：如果在中國存在某種全民共識的話，那便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抱負——即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的現代化。現代化一直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目標。[[30]]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進行的激進革命和溫和改革，使得中國已不復再是傳統中國。每一位身在其中的中國人，都深切體驗和承擔了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艱苦巨變帶來的身心激蕩和痛楚。事實上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發生了迥然不同于往昔的改變，在被組織到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過程，傳統男主女從、一夫多妻的生活模式漸漸甚至徹底解體，代之以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男女平等的社會現實。

　　1949年，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共產黨，在法律上給予婦女與男人平等地位，男女同工同酬待遇，中國女性獲得了全世界女性為之奮斗所希望的男女平等機會。誠如毛澤東說，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

　　一方面從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需人力資源角度，解放婦女就是解放勞動力，另方面選擇西方帝國主義不曾實踐的馬克思主義，也包括實踐其中包含著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婦女獲得與男性同等參與社會勞動的機會，以及由此分享勞動收益和成就，及獲得勞動技能所需的同等受教育機會，在中國，可說是國內國際形勢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正是工業革命時代，早期西方女權運動為之奮斗的目標和方向。服從于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目標，中國女性在自己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權力需求的狀態下，整體地獲得了被給予的男女平等權力和社會地位。

　　盡管在中國廣闊復雜的地域，不同階層女性的處境有所不同，傳統的力量也不可能因為法律就立即退出現實生活，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始終維護女性平等權益，男女平等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之一。知識女性和作為知識女性之一部分的寫作女性，因著這樣的國策和自己的知識而享有了更加名副其實的男女平等機會。和過去沒有機會進入寫作空間不同，男女平等國策把當作家的機會平等交給了男人和女人。這或者可以說明，在中國，擁有數量眾多女作家和女作家擔任作家協會主席的事實。

　　相對于大多數也許沒有意識到被給予平等權力和社會地位具有何等重要意義的女性而言，知識和寫作女性或者不僅體認到了這一份權力的重要，而且也發現了維護這一份權力的不易，甚至于意識到權力背后的斗爭和糾結。在擁有這份權力的得失之間，她們也許是主動，也許是被驅動，開始了作為中國女性代言人極其復雜的中國女性經驗的表達。

　　事實上，當代女作家作為女性群體代言人，深刻豐富呈現了中國社會巨變時代中國女性的復雜的處境，和中國女性于復雜現實處境中尋求人的完整性的艱巨努力。因為她們所面對和經歷的是如此難言的嚴酷現實：生產力低下，現代化過程曲折漫長，“中國婦女的解放是以貶抑男性為前提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通過男性經濟地位的貶抑而達到男女平等。男性的經濟優越感的喪失，則使他們在家庭中的統治地位全面瓦解，他們沒有理由自以為是，而謙恭馴服成為他們的天性。”“婦女解放成為一項卓有成效的管理策略，婦女無意中成為馴服男性的同謀。”[[31]]這樣的男性處境，必然導致中國男性經驗的扭曲，甚至對于女性解放的敵意和誤解。或者說，由于中國男性的如此壓抑體驗，必也深刻影響到本土中國女性的解放經驗。她們的“被解放”是輕易獲得了，她們的“解放”卻因此格外復雜和糾結甚至于沉重。這或者可以用張潔《方舟》題記所寫“格外的不幸”來形容。“方舟”之中的女性，沒有男性欣賞、沒有男性扶持、更沒有男性關愛，遇到的只有冷漠、嫉妒、不懷好意的騷擾和破壞，男性們不僅是無情無義，且可說是卑劣低下，他們成為她們日常生活的痛苦根源而不是幸福來源。他們并不強大，但他們是庸碌生活和低級趣味的維護力量。

　　傳統中的英雄好漢們都到哪兒去了呢？中國的男子漢們什么時候滅絕了呢？當代女性寫作從日常生活著筆之際，就發出了不同于西方女性寫作對于男性強勢壓迫的反抗之聲，而是對日常生活扭曲變態追問之聲。中國女性遭遇的痛苦，復雜莫名而深刻，這一切使她們意識到改變日常生活狀態的重要。或者說，這一切令她們要張揚日常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它們不能是壓抑、剝奪和低級趣味，而必須是生機勃勃，充滿生命陽光。

　　女性寫作追問日常生活中男性們自身的遭遇，這是中國女性寫作關懷性別構成的別有深度之處。在張潔的《無字》中有深刻表述。張潔在書寫三代女人的苦難遭遇時，同時書寫了三代導致女人苦難的男人們的命運。他們投身戰爭、革命、改革，然而并沒有因為孜孜于這些他們認為偉大的事業而獲得應有的名份與尊嚴。男人們在現代化的巨大壓力下，徒然追隨現代性，卻終是平庸無名之輩或者名份付諸東流。歷史迅疾演變，他們一無所有。與彪炳史冊的愿望相反，一無所有是男人們的真相。這樣的真相讓他們無法接受，他們因此而變態。他們把變態的行為發泄到與自己一起生活的女性身上，給她們帶來無盡的災難與傷痛。如果說《無字》道出了百年中國男性和女性在追隨現代化過程的沉重代價：日常生活的喪失，那么它對日常生活反思之深刻，恰恰在于切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性別構成。但此處的性別構成卻并不是單純的男女性別構成，還有高于男女性別單元之上的強勢西方，強勢西方的現代化壓力高居于男女性別結構之上，扭曲改變了男強女弱的格局。男自身也是弱的，弱到男女格局崩潰，各散一方，落得《無字》的結局。重建日常生活于是成為當務之急。

　　基于百年現代化過程中國男性處境的復雜，和男性經驗對于女性解放的深度影響，當代女性寫作執著于日常生活經驗表達，而不直接進行女性解放訴求，是有其深刻本土經驗理由和寫作策略的。因為只有通過日常生活中男女矛盾和性別構成的復雜深刻揭示，才能深入揭露中國的社會性別構成所受現代專制力量影響的程度。進一步的，揭示中國的社會性別改造，需從日常生活領域出發，而中國的日常生活與傳統時代的日常生活之迥然不同，在于現代化的壓力帶來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或者說，正是中國的國情使得中國的性別問題沉潛于日常生活領域，一切話語言說，需從日常生活領域為原點。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已經被組織到現代化的目標之中，男女平等是現代化過程的組織策略之一。男女平等的、共同的服從于國家民族的現代化宏大目標。這一目標是西方位勢給予的。在這樣的位勢壓力之下，中國男性與女性既有共同被壓抑感，又有改變壓抑的共同渴望，他們共同和差異常常糾結難分，試圖通過對方而尋找心理平衡的努力，也片刻不曾放松。在此，為了整體的尊嚴，日常生活的尊嚴常常處于壓抑和緊張的斗爭中。高度壓抑緊張的中國日常生活，在《人到中年》和《人啊人》中都有充分展現。大量的女性書寫文本也深入表達了這種高度壓抑緊張日常生活狀態下的中國人的處境，如鐵凝《玫瑰門》揭露女人們在壓抑的日常生活中展開尖銳的生活政治角斗，池莉《煩惱人生》揭示夫妻們在緊張的日常生活中潛伏的殺機和恩怨，都可說觸目驚心。等等。所以渴望改變日常生活的努力成為一切努力的起點。

　　因此，重估當代中國女性經驗不僅是必要的，也是理解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價值目標的前提。中國女性的經驗，可以說不僅與西方白人婦女不同，也與黑人婦女沒有太多共同之處。而且，也迥然不同于現代時期的中國婦女經驗——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只在當代中國和蘇聯等較少的國家進行了實踐，在西方并沒有可以相通的經驗分享，在現代也沒有這種實踐的經驗。李小江曾用對比的方式描述中西女性經驗的差異：

　　50年代，正當西方世界為平復戰爭創傷，男人重返職業，女人重返家庭，造成兩性角色重新裂變時，中國婦女卻大批走上社會參加生產勞動，在男女平等的法律保障下走進一個原是男人的世界，社會的超前認同決定了處于低谷的婦女自覺歸同的心理意向和行為趨向，在這種情況下，理論上對婦女的抽象根本不可能。即使有人提出，哪怕它在科學意義上是完全正確的，在現實運動中也會被社會特別是被女人自己視為“反動”。

　　60年代，當西方婦女在女性角色復歸的壓抑中重新覺醒，重新樹起女權主義大旗的時候，中國全社會正經歷著空前的浩劫：它裹挾著所有的人，也裹挾著融于社會的中國婦女。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政治運動，也無論是城市的、農村的、有知識的或是文盲，女人未曾因身為女性幸免于難。在她們柔弱的肩上，社會的苦難是與中國男子的同樣沉重，這種境遇這種渦流中，不要說專門的女性研究，就是想把女人單獨從漩渦中拯救出來也是奢談，男女平等的政治生活不允許這樣做。

　　還有一種夢：“男人能辦到的，女人也能辦得到。”這曾為多少代女人夢寐以求，在中國一度成為社會的召喚和女人執著的目標。將女人提攜到男人的水準，在一個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社會，對這個社會中卑賤成性的女性，無疑是一種恩惠。女人終于被看作和男人一樣的人。在這種心理格局下，要將女人從大一統的“人”的概念中剝離出來研究，感到畏懼和奮起反對的，首先會是女人自己。

　　30多年來，中國婦女走過了這樣一種路：盡管中國貧窮落后，她卻在這個社會中分享了和男子一樣的社會權利，承受了和男子一樣的社會苦難。因國度的貧窮和落后，也因她對社會認同的自覺和深切，她實際承受的苦難較之其他國家婦女便愈加沉重。無論最終意義上是解放的還是未解放的，在這個世界上，正因為中國婦女較其它許多西方國家的婦女更早更充分地經歷了男女平等的社會生活，她才更深切地體會到平等原則之下女人迥異于男人的甘苦。[[32]]

　　經驗的差異性因對比而突出，思想也因比較而產生。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無疑極具中國經驗特色。因有更深切地體會到平等原則之下女人迥異于男人的甘苦，便有更深刻的反思和改變的想象。《人到中年》、《人啊人》和《方舟》等小說中，女性人物的經歷都無一例外不享受了男女平等機會，她們成長于共產主義理想，獻身于集體主義事業，人到中年遭遇日常生活困境，或病危之中或健康喪失狀態。這些病婦形象卻不止于控訴，也不止于煽情，窮則思變，對比的人物形象或者直接的思辨語言，體現的都是女性主體思想的生成：是她們對于日常生活正常化的呼喚、召喚和想象。她們或者發出李宜寧式的讓生活回歸平靜從容的呼喚(《人啊人》)，或者希望啟蒙新一代男人，最終讓男人理解女人的不容易，達到真正的因為理解而平等(《方舟》)，或者想象姜亞芬式選擇其他生活方式，把幸福寄托于新生活方式的開拓(《人到中年》)，等等。自她們開始，當代中國女性寫作連續不斷探索日常生活領域，并為日常生活經驗進行命名與價值張揚。如殘雪對日常生活形而上意義的表述，方方、池莉對煩惱人生現實場景的再現，王安憶對日常生活詩意人生的張揚，鐵凝從日常生活角度對歷史和人性進行的深刻反思，陳染對私人生活政治意義的表達，林白對婦女閑聊歷史意義的開掘等等。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呈現出女性主義思想的壯闊風景。也呈現出中國女性寫作從自身經驗提取詩學的自覺。

　　同一時期的西方女性主義已進入多元對話階段，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主義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及后現代女性主義、全球女性主義，體現的是西方社會現代實踐和思想實踐中成長的各種女性主義思想。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則是對中國社會現代化實踐和男女平等生活實踐的反思，是中國本土經驗中成長的女性主義思想。如果說西方的“每一種女性主義”“都對女性主義思想做出了豐富而持久的貢獻”。

　　[[33]]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貢獻也將獲得認識。

　　在西方研究中，雖然不得不對女性主義進行各種源于“父”標簽的歸類，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歸于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完善，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歸于對弗洛伊德觀點的補遺等等，但強調女性主義不依賴任何父權制思想重建哲學，也是西方女性主義的共識。[[34]]女性作為體驗生活、認知世界的生命獨立體，所具有的獨立思想能力和根據女性經驗創造女性主義的能力，日益成為共識。

　　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一方面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和生活實踐的反思，另方面也獲得改革開放之后西方各種女性主義思潮涌入的激活，然而根本上，依賴于當代中國女性寫作對中國女性經驗的提取。她們沒有被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概念化，沒有出現女性寫作的概念化文本。重構日常生活價值的自信和自覺，反證了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自身的生命力與影響力。

　　第四節 日常生活價值重構：

　　女性主義經驗批評的中國詩學定位

　　召喚日常生活正常，書寫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將日常生活作為審視評介百年現代化追求的一面鏡子，日常生活價值重構，是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涌現的原因和持續發展的動力，日常生活中的性別構成思考和批判，則是思潮呈現出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力度所在。

　　日常生活領域成為當代中國女性寫作選擇的舞臺，不僅因為現代化演進的現實原因，即日常生活喪失因而亟需重建的迫切需要，而且因為中國文學中日常生活話語中斷，文學空間中日常生活領域被屏蔽已久，女性寫作可作為的詩學空間虛位以待。正是現代化壓抑壓縮的日常生活經驗累積，歷史傳統所積淀的女性日常生活經驗智慧，使當代中國女性寫作以充足的底氣接受挑戰并交出卓著成果。

　　西方的現代化推進，首先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進入中國。接著在中國發生連續演進。中國經歷了清末的洋務運動、辛亥革命，民國的軍閥混戰和世界大戰，內戰之后終于走向和平的共和國，則以極端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方式，不斷與帝國主義較量。直到選擇改革開放，以經濟合作方式進行西化運動。二百年來傳統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能不說酷烈異常。各個階層的生活，不能不說都有茍且偷安之感。

　　如果說前現代中國渴望現代化的巨大壓力，驅使著中國的男性投身革命、奔赴戰場，獻身現代化事業，思變思改，男人們不得不把全部精力用于“由社會化生產、經濟、政治、技術操作、經營管理、各種公共事務等構成的非日常的社會活動領域，以及包括科學、藝術和哲學等在內的非日常的精神生產領域。”[[35]]而“以個人的家庭、天然共同體等直接環境為基本寓所，旨在維持個體生存和再生產的日常消費活動、日常交往活動和日常觀念活動的日常生活”，[[36]]他們不僅幾乎無暇顧及，且因為“它是一個以重復性思維和實踐為基本存在方式，憑借傳統、習慣、經驗以及血緣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維系的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領域”[[37]]而被有意進行改造。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反封資修運動、文化大革命，無一不對日常生活的傳統和習慣進行批判，對血緣和天然情感進行否定。階級斗爭運動更是要求以階級感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血緣親情、倫理感情。

　　在當代文學的話語序列中，中國現代化的推進，似乎不得不以日常生活的犧牲為代價。由男作家寫作的大量革命歷史題材小說，英雄人物壓根兒不生活在日常生活空間，他們因為不平凡、不日常，才成為了英雄。著名的“三紅一創”，《紅巖》、《紅旗譜》《紅日》和《創業史》就是明證。

　　而女作家筆下的人物也決非凡俗之輩。以《青春之歌》為例，摒棄無所作為的日常生活奔向大風大浪的革命生活，正是女主人公的青春之歌。

　　林道靜與三個男人的故事之所以被講述為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變為共產主義戰士的精神歷程，與三個男人教給林道靜對待日常生活不同態度直接相關。[[38]]余永澤是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沉迷于日常生活，要求林道靜安靜地守在家中，兩個人過花前月下的生活，不管世間的不公和他人的痛苦。正是余永澤的這種庸俗生活立場，使他永遠失去了林道靜的愛情。而林道靜曾經熱愛他的理由，是他常常給她講述書中的故事，理想的資產階級人物和他們的精神之愛。日常生活卻與理想無關，周而復始，枯燥乏味。

　　盧嘉川為什么令林道靜滿懷愛慕之情呢？他對于日常生活另有一番高明闡述，他告訴林道靜，她日常的煮飯洗衣不屬于小事情，和她送情報貼傳單一樣，也與他從事的學生運動一樣，是無產階級事業的組成部分，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的一部分。盧嘉川不僅為日常生活賦予全新意義，而且也的確把林道靜的日常生活組織到了革命行動之中。

　　盧嘉川犧牲之后，江華走進了林道靜的生活。他是以革命指導者和革命生活伙伴的身份獲得了林道靜的尊敬和愛。他帶領她走向職業革命，走上街頭。而這一切她所向往和不熟悉的，由他教會她，他更像她的兄長，他讓她安全和溫暖。

　　通過放棄傳統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納入革命事業，最后選擇革命事業，《青春之歌》式女性寫作，實際上是女性被宏大革命敘事書寫的象征。也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想實踐的文學表現。因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被父權制度分配在家庭生活私人空間而失去了社會公共空間；解放婦女的出路在于讓婦女重返社會公共空間，讓婦女參與社會勞動和社會政治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指明，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婦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39]]在這樣的意義上，《青春之歌》又的確是當代中國共和國時期的女性現實書寫，因為此時期女性的生活現實與書中的敘事故事是重疊的。當代中國解放婦女，首先讓婦女參加革命，隨后參與社會主義集體勞動，女性的傳統日常生活因此而被打開，女性進入了社會公共空間，所以放棄日常生活的過程，正是女性被改造、被解放的過程。林道靜由家庭出走，由革命者引導走向革命，走向社會，邁出了對社會認知和被社會接納認同的第一步。

　　第二步的情況如何呢？顯然，江華不可能始終指導林道靜，林道靜也不可能始終以江華為師。在投身社會和被社會接納之后，林道靜們的故事如何呢？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社會實踐在中國的現實檢驗情況，須由女性們自己來說出。

　　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呈現了這一實踐的復雜成果，包括思潮本身，在精神歷練上，實踐是當代中國女性走向成熟的熔爐。

　　如《方舟》所發現的，走向社會并受工作歷練的荊華、梁倩、栁泉們，已經成長為知識女性群體，擁有獨立思考、獨立工作的能力，如果以男性同樣的社會標準衡量，她們已是成功的職業女性。在此意義上，當代中國涌現的寫作女性、女作家群，也是知識女性群體的一部分。不過，復雜的情況是，她們的獨立和成功卻無男性欣賞。作為一名女性馬克思主義學者，荊華發現男性學者們不把她當回事，不把她的思想觀點當成有價值的思想觀點。作為導演和翻譯的梁倩、栁泉們，也遭遇了同樣的冷遇。更加嚴重的是，她們在追求事業的過程，外表所呈現出的陽剛之氣備受男性歧視，認為她們不像女人的樣子，不配得到男人的愛。

　　這樣，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實踐遭遇了挑戰和考驗：一方面，并非離開了家庭私人空間，到了社會公共空間，女性就能夠獲得平等地位。另一方面，既然在社會公共空間同樣會遭遇不平等，那么，社會公共空間的男權力量需要全面認識，同樣，在家庭中遭遇不平等的程度也值得重新看待。同時，父權制度既然充滿了所有空間，女人們的解放策略就可以在不同空間用不同策略展開，而不一定局限于社會公共空間一條實踐道路。也許多條實踐道路的互通，女性在日常生活空間更多優勢的特點，有助策略性展開女性自我解放。等等。在社會實踐遭遇中產生反思，和由這些反思展開的文學想象，便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豐富多彩的內涵。某種意義上，反思現代化將男人和女人帶到白熱化競爭的社會空間所帶來的人的狀態的改變，思考男人和女人現實權力構成、處境及未來關系，關注人類在現代生存中的生命質量和生活價值，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的詩學課題。

　　《人到中年》以“中年”陷入生命危機、反思生命生活歷程的形式，用文學的象征手法，提出了當代中國女性于競爭激烈的現代化過程，需要自我解放、需要重新看待日常生活意義、和需要重構日常生活方式等諸多復雜深長的母題。

　　任一鳴《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簡史》中有這樣的表述，“陸文婷在奉獻和隱忍中表現出她對自己未能很好地做一個賢妻良母而痛苦、內疚，流露出對傳統女性角色的困惑與認同，但是，陸文婷的形象無論從‘人’的角度還是‘女性’的角度，均體現了主體價值。”[[40]]在這里，主體流露出對傳統女性角色的困惑與認同，當然是對自己生活的一種反思。這種反思貫穿于陸文婷的潛意識，令她處于日常生活溫馨幸福痛楚的想象中：給兒子買雙球鞋，給女兒扎只小辮，一家人去北海劃船……然而，她躺倒在病床上，生命垂危。是緊張的工作剝奪了她的日常生活享受，誰有權力剝奪她的日常生活？在她獻身工作的時候，潛意識的反抗和質疑并沒有停止過。

　　作家諶容融匯著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經驗，把反思和質疑通過人物形象傳達出來。與陸文婷高度緊張忙碌投身工作構成對比的，是陸文婷的鄰居、陸文婷的好友，她們和陸文婷完全不同。鄰居是一位傳統老太太，只有她閑來無事而有好心情，正是她的好心幫助，為陸文婷帶女兒扎小辮，讓剛強的陸文婷為生活流下眼淚。好朋友姜亞芬則決定不走陸文婷同樣的人生之路，為了家庭的幸福而選擇出國。作家如此巧妙的人物對比，呈現出女性生活的多樣選擇，體現了女性寫作對女性現實生活思考的深度，以及應對策略的靈活機動。

　　喬以鋼在《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文化探析》中指出“新時期女作家力求走出‘啟蒙話語’的覆蓋，向日常生活經驗還原”的現象。[[41]]事實上，中國當代女性寫作不只是向日常生活經驗還原，而且同步就開始了日常生活的價值啟蒙。或者可以說，正是日常生活的價值啟蒙，取代和超越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現代工具理性啟蒙。

　　雖然科學、民主和自由的現代理念并沒有全部實現，甚至還需要在中國進一步啟蒙，以求從器物、文化到制度的全方位現代化。但中國的、由國家組織的現代化實踐，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卻已用另一種現代化方式即不雷同于西方模式的蘇聯模式，全方位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生活結構。被高度組織的現代中國生活，已經成為全球現代化的一部分。在舉國之力追求現代化過程，享受日常生活被當成資產階級趣味而遭擯棄。

　　中國女性傳統的生活主要在日常生活空間進行。現代化將中國女性從傳統生活解放出來，讓她們與男性一起奮斗在社會勞動空間。一方面，社會勞動空間讓她們體會到新的不平等，另方面她們仍然需要在日常生活空間承擔母職和妻職，這使她們產生對比，讓她們有了審視歷史、反思現實生活及發現人性的機會。

　　對比現代化的堅硬尖銳，日常生活的溫暖令人神往。新時期女性寫作并不回避《沉重的翅膀》這樣重大的改革題材，表達對現代化的嚴正關注，但是，更加關心人的處境、人性的守護。長期以來現代化的壓力，當代文學中日常生活場景屏蔽已久，女性寫作對日常生活場景的恢復，帶來了當代中國文學美學風貌的轉變。日常生活的啟蒙，首先是美的啟蒙。

　　張潔《森林里來的孩子》、鐵凝《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王安憶《雨，沙沙沙》都可以說是日常生活唯美價值啟蒙作品。她們開辟了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日常生活唯美的思想源頭。這些作品呈現出另一種現代性，即反思現代化的現代性，追求日常生活品位的現代性，具有關愛生命、以人為本的人道情懷。

　　關愛生命、以人為本的人道情懷，源于母親養育生命形成的人本意識，當這種意識在女性寫作中被突出強調和獲得強烈表達，就是女性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而對這一思想不斷地表述和開掘，就會不斷產生女性日常生活話語。當代女性寫作可說是日常生活話語不斷生產的過程。

　　基于關愛生命、以人為本的人道情懷，當代中國女性寫作在日常生活話語的生產過程，把性別問題納入到日常生活思考領域，表達了對于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男性處境的深度關切。如張潔長篇《無字》、王安憶中篇《小鮑莊》和《叔叔的故事》、項小米長篇《英雄無語》，無不是令人嘆腕的男性命運反思力作。他們由于日常生活的喪失而失去生命價值定位，對待自己和女人以不同方式的殘酷無情。如果說女人是變成的，在這些文本中，變成的男人給自己、女人和世界制造了悲劇。這些小說是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對現代化進行反思的思想作品。是反思現代化的啟蒙。而且，深刻呈現了當代中國性別問題與西方性別問題的差異特質。這特質用作家張潔的話來說是“性溝”：

　　她命中注定永遠飄泊，而不會有一個自己的窩。也許她們全會孤單到死。這是為什么？好像她們和男人之間有一道永遠不可理喻的鴻溝，如同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間有一道“代溝”。莫非男人和女人之間也存在著一道性別的溝壑？可以稱它做“性溝”么？那么在歷史發展的這一進程中，是否女人比男人更進步了，抑或是男人比女人更進步了，以至他們喪失了在同一基點上進行對話的可能？[[42]]

　　當代女性寫作并沒有止于男權批判，而是試圖探討男女經驗的差異，“性溝”的提出，正是性別經驗差異意識的覺醒和啟蒙。重視中國女性經驗的女性主義學者李小江，也注意到并非常重視女性寫作中對于中國男性經驗的表達。她使用文學中出現的“性溝”一詞并對男女性別經驗的差異進行了歷史文化的追溯。在《性溝》[[43]]一書中，李小江從生理性到社會性的差異入手，分析了文明社會相對于人的社會性對人性的自然性、生物性方面的長期忽視，從而導致兩性間“性溝”的存在。認為所謂的婦女解放卻讓婦女一方面背負著人類自身生產這個不可推卸的義務，另一方面作為職業婦女又失去了歷史的母性的庇護，在“男女平等”的表象下劃開了一道令人尷尬的“性溝”。李小江的分析批評了中國式婦女解放實踐的偏頗，有助理解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實踐的反思。反思的重點正是對于性別經驗差異意義的認識。特別強調女性經驗中的日常生活經驗價值，它基于人類自然生存并嫁接著人類自然與社會生存的結構，是人道之根本。以之衡量人的生存意義、生活質量、生命價值，就會不斷生產女性日常生活話語。而日常生活話語體系的形成，也將是“性溝”交流對話的語言橋梁：平等的對話交流，不是要求一致，而是尊重差異，看重差異存在的意義，男女性別經驗差異及其不同價值的同等對待，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目標所在。

　　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詩學意義，即在于，當代中國女性寫作表達了現代化處境中，當代中國女性經驗和當代中國男性經驗的“性溝”差異，并通過對女性日常生活經驗價值的強調，以女性日常生活經驗反思現代性，傳達與中國當代男性的對話交流，呈現出當代中國女性話語的信心與實力。唯美的啟蒙、差異的啟迪，表達的正是平等和愛的理想。

　　現代化所帶來的全球競爭，全球化時代生存差異的尊重，和性別平等作為差異平等的對話需要，使日常生活價值重構不僅成為了當代中國女性寫作的詩學定位，也啟示著個體生存的哲學：“幸福是日常生活中‘有限的成就’的意義上的‘為我們存在’”。[[44]]因之，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所進行的日常生活話語生產，也是當代中國文學競爭力和生存競爭力的表現。

　　[[1]] (英)瑪麗。伊格爾頓：《第一章 尋覓女性的傳統。引言》指出最初女性在沒有傳統的文學閱讀中，唯有通過經驗來發現其他女性。見(英)瑪麗。伊格爾頓編，胡敏 陳彩霞 林樹明譯《女權主義文學理論》P1—P9，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9年。

　　[[2]] 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3]] (美)伊萊恩。肖沃爾特：《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英國女性小說家》(增補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年。

　　[[4]] (美)伊萊恩。肖沃爾特：《荒原中的女權主義批評》，見《最新西方文論選》，P256，王逢振等編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

　　[[5]] (法)福柯：《事物的秩序》，P11—P12，紐約蘭登書屋，1970年。

　　[[6]] (英)瑪麗。伊格爾頓編，胡敏、陳彩霞、林樹明譯，《女權主義文學理論》，P332—P336，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9年。

　　[[7]] TaniaModleski:Feminism Without Women:Culture and Criticism  in a “PostFeminist” Age，New York ；Routledge，1991，P4。

　　[[8]] (美)貝爾·胡克斯《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曉征、平林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9]] 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的經驗論》，《外國文學批評》1995年第2期，P42—P47。

　　[[10]] 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前言》，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11]] 徐艷蕊：《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12]] 同上，P19。

　　[[13]] 同上，P7。

　　[[14]] 同上，P6—P10

　　[[15]] 楊春時：《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思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該書雖然缺乏性別視角，沒有對女性主義文學思潮作任何表述，但對“現代性與文學思潮”的關系做了相當精辟的論述，認為文學思潮是現代性時間產物，現代性導致文學以思潮形式更替。

　　[[16]] 徐艷蕊：《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P60—P74，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17]] (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敏感的主體——政治本體論的缺席中心》，導論P4，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 徐艷蕊：《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P87—P90，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19]] 同上，P100—P102

　　[[20]] 同上，P108—P150

　　[[21]] 同上，P152

　　[[22]] (法)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載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P188—P21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23]] 賀桂梅：《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文藝研究》2003年第6期。

　　[[24]] 同上。

　　[[25]] 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徐坤：《雙調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26]] 戴錦華：《奇遇與突圍——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

　　[[27]] 戴錦華：《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

　　[[28]] 戴錦華：《奇遇與突圍——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

　　[[29]] 徐坤：《雙調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結語，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30]]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P83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31]] 陳曉明：《勉強的解放：后新時期女性小說概論》，《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3期。

　　[[32]] 李小江：《婦女研究在中國》，李小江主編：《華夏女性之謎——中國婦女研究論集》代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  

　　[[33]] (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著、艾曉明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P10，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34]] 同上，P1。

　　[[35]] 衣俊卿：《現代化與文化阻滯力》，P192-193，人民出版社，2005年。

　　[[36]] 衣俊卿：《現代化與日常生活批判》，P31，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37]] 同上。

　　[[38]] 參閱李揚：《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P46—77關于《青春之歌》分析。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3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P72，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40]] 任一鳴：《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簡史》，P30，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41]] 喬以鋼：《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文化探析》，P30，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42]] 張潔：《方舟》，P57，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

　　[[43]] 李小江：《性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

　　[[44]] 陳學明、吳松、遠東編：《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品——列菲伏爾、赫勒論日常生活》，P30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