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作家何為？

　　全球化來臨，面臨創新技術手段的挑戰，傳統在改變，生活在改變，語言在改變，文學在改變。作家們又在經歷怎樣的挑戰，需要承擔怎樣的責任？“我覺得現在存在的挑戰是：興奮平靜之后，有更嚴肅的思考在面前。”作家王安憶如是說。

　　近日，小說《上海遠在何方》的作者、德國作家烏爾蘇拉·克雷歇爾與德國劇作家、詩人福爾克爾·布勞恩來到上海，與王安憶、文學評論家張新穎相聚一堂，由漢學博士凱茜主持，共同探討作家的責任與困惑，給聽眾帶來一場精彩的思維碰撞。

　　“新視野被打開時，作家是更簡單還是更復雜？”

　　從前的遠隔重洋無法彼此理解，到如今的面對面溝通甚至每周都有不同國籍的作家同聚一堂頻繁交流，這是技術革命和全球化帶來的便利，但這一趨勢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系列問題。全球化和新技術，是福音抑或惡魔？它對作家的寫作構成了什么樣的挑戰？“新視野被打開時，作家是更簡單還是更復雜？”凱茜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烏爾蘇拉直接將“全球化”稱為“全球化惡魔”，全球化讓世界變得更大，讓生活更快、更簡潔，讓文學不再受到國界限制。但卻也讓這個世界失去了很多獨特的“細節”：“這種趨勢在繪畫中表現得更明顯。比如現代繪畫的尺寸更大，但表現的內容卻更簡單了。而一部小說為了便于翻譯，總是在描寫一些生活場景中的內容，這是很諷刺的事。但是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讀王安憶時，我震驚于她描寫的那種時代和歷史中的愛情。這對我來說是很新鮮的，是細節讓我能更好地理解世界。”

　　“作家會考慮到翻譯和為翻譯而寫作，但是有作家不這樣，莫言、王安憶都不是。能把這些不為翻譯而寫作的作品翻譯出來，這更重要。”張新穎表示。

　　而在這種環境下，作家可為之事很多。張新穎打了一個比方：“我是山東人，回家的時候用火柴點煙，我父親說了‘火柴’這個詞，但是他說的是方言詞：觸燈。這說法讓我心里亮了起來。觸，就是摩擦火柴的動作，也是在接近燈，過去是用油燈，所以這個詞表達了動作、情景和物品。這就是翻譯。我把這個詞寫下來，其實沒有什么意義，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會用了。但這也是有意義的，它將生活中的文明、傳統變成文字。全球化的時代，翻譯促進了文化交流的行為。我覺得作家有能力做很大的工作，也可以做很小的事情。”

　　而不同的文學在全球化趨勢面前，又能做些什么？“每一種文學，都應該讓自己國家的人們更加理解世界的真實，能夠讓每個人對自己的國家有更好的理解，并且對世界意識的形成作出貢獻。每個人把最細膩的、國家的難題具象化，沒有顧慮、勇敢地表達出來，嚴肅對待自己社會中的問題，才能在全球化趨勢下實現自己的不同。”福爾克爾表示。“受數字化影響，多義性會消失，但最基本的語言會保留。作家寫作，注重文章的可讀性很重要，這樣標準德語才能保留，并且通過文學的工作，讓方言、口語中有趣、誘人的因素能夠保留下來，用這樣的語言創作，對語言是很有用的。而全球化不是同一化，或者消失，而是強調特色，形成技術性的官方語言。文學像是手工活，利用豐富的材料去組成不同作品。”福爾克爾說。

　　張新穎對新技術的興起表現出憂慮：“這個時代寫作和其他時代不同，新的技術手段很多。比如在中國，現在微博很普及，它確實促進交流和信息流通，但是卻吸引了人們太多的注意力。文學創作是個人的、沉默的、樸素的勞動，寫作中不需要這樣分散精力的狀況。可怕的是，這變成了日常生活的常態。”

　　“什么是好的作家？就是樸素、沉默地說出別人沒有說出的話”

　　在新的技術條件下，社會時時在發生變化，文學的評價標準是否也在悄悄改變？什么是好文學？什么是好作家？在充滿變動的時代，作家如何自由選擇自己的寫作對象，是否應該承擔起保護弱者的責任，關注社會中的不公平？這不僅是全球化時代下作家需要面臨的問題，更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尊重文學，對文學有敬重的就是好作家。但這些概念現在很容易混淆，因為有很多聲音在評價。寫作者有困惑，世界的公正到哪里去了。好的作品不被認可，壞的作品備受追捧。”王安憶感慨。

　　兩位德國作家則對自己心目中的“好文學”和“好作家”提出了具體的描述。“我認為文學不僅僅是不同地描述當前的情況，它是實驗室，有各種可能性，包括想到的、夢到的、外界中無法達到的都可以寫。不論怎樣的描述，寫社會應該是多樣性的，與美學直接相交。有哲學家就寫過一段話，他認為文學應該去探索所有，包括我們自己所不理解的和危險的。”烏爾蘇拉表示。

　　福爾克爾則將文學稱作是“難做的手工活”，“它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營造和諧，不是變成秩序的創造者，而是讓人看到差距的鴻溝。文學的任務是體現矛盾，體現一種強烈的表達的力量，讓人看到沖突。”他說。“作家就像木匠，考驗的是處理材料的技能。在我們的領域里，公正是重要的標準。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有人曾說過：‘如果你有一個偏差，最終會改變全部。’作家的自由在于從自己最困難的選擇中選擇，這是重要品質，才能面臨挑戰還能寫出好作品。”

　　“好的文學當然是暴力、強權的對立面，但每個人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幫助弱者是社會公共領域的責任，應該由每個人去承擔這種責任，而不是文學。文學有自己要做的方式，是別的領域無法替代的，這才是它的價值。林斤瀾說過一句話：‘無話則短，有話則長。’我這里作一個隱喻，就是別的領域可以做的，文學就不必做；別的領域無法完成的，文學則應該從這里著筆。”張新穎這樣說，“我的個人感受是，這個時代大家都在說話，說的話很多，自由表達不太成為問題，問題是有自由之后，應該做出怎樣的表達。急著說話，卻忘了自己要做的事，做事是要沉默的，文學創作就是要在這種方式中說。什么是好的作家？我覺得就是通過樸素、沉默地說出別人沒有說出的話。”（金瑩、吳瀟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