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我在努力和掙扎中期待

《江邊中國》，何建明著，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50.00元

　　文學不能只是社會的旁觀者和記錄者，更應該是文明進步的推動者。30年來，何建明創作了《共和國告急》、《落淚是金》、《國家行動》、《部長與國家》等60多部報告文學作品，每一部都擲地有聲，產生了具大的社會影響：《落淚是金》一書當年曾獲得社會對貧困大學生的直接資助額至少超過3000萬元，引起了全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注，2012年《三牛風波》的完成，為甘肅引來企業家們十億元的投資。

　　一支筆，可能改變一個群體甚至一個階層的命運。

　　何建明說，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應該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真實地記錄社會發展過程中與人民群眾生活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為人民代言，關注弱勢群代，塑造時代英雄，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時代的閃光點�！督�邊中國》就是他保持了三十多年一貫的“沖鋒的戰士”的姿態，寫下的最新力作�！拔覍懥藥资�部作品，往往是記錄別人，實際上這部作品也在記錄我的內心情感變化，包含了我對家園的重新認識和對父輩的感情�！�

　　“現實生活中有的人可以當將軍、當司令，但真要他當一名戰士或一個班長，也未必就能當得好�！睆牟筷犂镒叱鰜淼暮谓�明，用了一個妥貼的比喻：相比之下，永聯村支部書記吳棟材把這個戰士和班長的角色當得極其出色并且創造一個嶄新的“中國版本”。何建明說，這就是他為什么要下些工夫創作《江邊中國》，并期待中國各級干部與全世界所有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閱讀此書的原因所在。他想借《江邊中國》了卻自己的一個心愿：“江邊中國是什么？是永聯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是中國人民創造自己歷史的精神形象，也是中國展示給全世界的形象�！�

　　讀書報：《江邊中國》仍然是一部“主旋律”作品，有評論稱這部作品與《我們可以稱他為偉人》、《我的天堂》是“蘇南書寫”三部曲。您怎么看？

　　何建明：“蘇南書寫”大概是評論家的定位。《江邊中國》想表達三層含義：一是西方人怎么看中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崛起很困惑，不理解中國近三十年發展為何如此之快，他們有誤解有歧視。我要用自己的作品，用長江邊永聯人實實在在的奮斗，證明這些歧視的錯誤，解讀中國的崛起。二是自己人怎么看農村發展，吳棟材所在的永聯村是蘇州地區最差的村子，底子薄、歷史短，但是建設速度最快，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了城市化。這才是我們中國發展的真正典型。三是群眾路線在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吳棟材的群眾基礎非常好，他不是永聯村的人，但他方方面面都為永聯村人考慮到了，并且參照西方議會的方式創造性設置了村民議會，實現了中國農村的城市化進程。

　　讀書報：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總能引起更大的反響。反映農村現實生活的非虛構作品《生死十日談》和《中國在梁莊》等反響很大，但是總有一種悲傷和絕望的情緒彌漫在作品中，彌漫在每一個閱讀者的心中。

　　何建明：作家的細膩是作品富有感染力的原因之一，這部分作品更容易引起人們情感的共鳴。但是紀實作品存在很大的問題，作者的自我表白和自我敘述，總是存在虛構的成份，用小說家的情緒虛構出來的表達，在紀實文學中是很麻煩的事情，雖然會獲得短期的稱贊，但是會對作品造成傷害。

　　讀書報：同樣的題材，也許正面的歌頌遠不如批判更有力量、更有影響，您認同嗎？

　　何建明：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認為自己的作品還比較硬氣，可是再硬氣不如寫批判性的作品留在文壇的影響更大。文學是需要引領的，很多寫作者對我們的國家、民族、對人民的理解是淺層的，對國家的主流視而不見，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負面問題無限放大。只看到高速公路穿過村莊帶來的破壞，沒有看到交通便利帶給幾代農民夢想的實現；只看到癌癥村，沒有看到華西村、永聯村。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很多，寫負面的作品太容易了，這也導致一些文學作品傳達中國落后的聲音，甚至文學評論也在這樣引導。當然，適度的批判不是不要寫，但是不能以為那些是中國的主流。我們更應該想到怎么傳達正面的聲音，因為寫的不夠多、不夠好，引領、提倡的不夠，正面作品的影響力還沒能完全傳播出去。這使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現實的問題：《根本利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人們對《中國農民調查》記得更清楚。

　　有人認為何建明是共產黨的“吹鼓手”，他們哪里知道我的內心想什么！我們承擔著一個時代的寫作者的責任和使命。再看不到村莊可以建設得這么美好，再不證明中國的希望，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何以實現？中國正處在歷史的轉型期，新事物與舊體制、舊觀念之間的矛盾與交鋒，十分激烈，局部與全局之間的沖突也很凸顯，作家要把握大局顯得越來越重要，不要把個人的狹隘心態凌駕在歷史前進的火車頭上，那樣會很糟糕。文學作品在圈子里的價值和實際生活中產生的價值是完全不同的，雖然批判性的作品沖擊力、震撼力都很大，但是讀者看過會對我們的價值觀產生懷疑。所以需要經�？紤]，我們的立場、方向對不對，功力花得夠不夠？文學作品能否真正起到應有的效果？這是文學創作的立場。

　　讀書報：從20世紀70年代末

　　開始寫作，近40年來的寫作，在成為“獲獎專業戶”的同時，您還是全國“勞�！标犖橹形ㄒ坏囊晃蛔骷摇５�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和誤解，這些會對您有影響嗎？

　　何建明：有時候會感慨：真寫的不如不寫的，實干的不如說空話的。作為寫作者，我一直無法擺脫內心的痛苦和孤獨。我堅守內心的同時，偶爾也會覺得無助，我在嘔心瀝血地寫作，可是并不見得被理解。從普通作家寫到勞動模范，回頭一看，似乎我什么都沒有。這條路到底應該怎么走？到底以什么方式走？怎么看問題所在？我在問自己，也在問文學。吳仁寶、吳棟材他們難道不是中國的主流、不是黨的希望、不是核心價值的方向？我們還要不要倡導這樣有希望、有力量的方向？我很痛苦，可我還是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讀書報：《江邊中國》中有大量的分析和議論。比如談到“毛澤東時代培養起來的第一代農村干部十分了得，他們的信仰和意志值得我們有關部門和組織系統認真地研究總結：吳棟材、吳仁寶和我父親，他們那一代人的革命意志和對黨的忠誠程度，以及他們心目中堅定不移地讓鄉親‘過好日子’的追求，為什么那么強烈？”信仰和意志，是您在《忠誠與背叛》、《三牛風波》等作品就表達的主題。為什么會在不同的作品中如此一致地傳達同一種信念？

　　何建明：《三牛風波》中清華大學畢業生焦三牛到西部最艱苦的地方去當縣官，甘肅省委、武威市政府，熱心于吸引、扶持、培養內地的優秀人才，懷有一種求賢若渴的心態，卻在網上引起很大的非議，這是值得重視和警醒的。當人們對執政黨、對社會上正面的東西總是存在質疑的時候，社會核心價值觀在哪里？對執政黨的信任程度有多少？寫作《忠誠與背叛》，也有這樣的拷問：和平時期，我們黨內的黨員同志仍然存在著“忠誠”與“背叛”的現實考驗。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有可能發生新的動蕩，面對嚴峻的考驗，8000多萬共產黨員能否對黨忠誠，能否不背叛革命事業，能否把國家引向更加輝煌的歷史高度？

　　我感到社會中有一種不滿的情緒，不明真相的群眾可能會被迷惑，攻擊和誤會越來越多。我感到悲哀，也在思考，到底是哪里出現了問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報告文學家，我想告訴社會：我們黨是值得信任和熱愛的。這個民族之所以今天能夠發展得那么快，是因為我們的人民和共產黨人的骨氣和精神，是任何一種力量都無法毀滅、也是不可戰勝的。文學如何表現中國當代？我堅定地寫，一定要讓讀者充分認識中國社會的主流�！督�邊中國》中的吳棟材帶給社會的是進步，是中國夢的標本和楷模。如果文學作品只描寫凄慘的釘子戶，只看到腐敗現象，只關注城市建設中被淹沒的村莊，看不到改革發展帶來的變化和進步，中國社會就看不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