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為什么消失？

　　作家張煒與《南方周末》資深記者朱又可持續進行了“一次漫長的采訪”，采訪涉及歷史、文學、時代、革命、道德、宗教、人性、婚戀、家族、土地、時間、寫作秘密等話題，近日由東方出版社集結成書 《行者的迷宮》。這本書可以看作是一個作家的文學自傳，是一個精神與思想的復合文本，也是一個人孤獨穿越之后對20年地理和文化時空的一次耐心的檢索。本版摘錄書中談及文學批評的精彩片段。

　　朱又可：過去的作家會放在一個批評的傳統中，當然有時是大捧，有時是“樣板”吹捧，但究竟是棒喝的多，下禁令的多。現在年輕的網絡作家每人都有一個粉絲群，不容批評，越是暢銷者越是如此。這是和市場利益有關。你怎樣看待新一代人和批評的關系？

　　張煒：一個朋友的孩子寫作非常好，現在也有二十八九歲了。他在十幾歲就表現出很高的寫作能力，但是現在發表作品都很困難。這實在是一個很優秀的個體，無論是文學的態度、方向，都讓人看到希望。可是他反而不成，這讓我覺得非常奇怪。我平時閱讀經典作品較多，所以不知道很多年輕作家的名字。但人有寫作和出版的自由，一方面我們不一定真的給予這種自由，另一方面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沒有閱讀和寫作的能力，給他這種自由也難以運用。隨著教育的擴大，網絡及各種媒體的增多，所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自由得以實現。我們書寫的世界變得眼花繚亂，空前復雜，13億人口隱藏了各種各樣的可能和創造力，某一部分人引起了更多的注意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一切都要等待檢驗和判斷，包括群體的盲目，在這個過程里會得到解決。

　　我覺得還是好好地讀一些老書比較好，這樣可以使自己安靜。當代的書我讀得不是很多，但我認識的人，或是一些讓人感覺很有責任感的書，我要去讀一讀。當代非文學類的書讀得也很多。對一些匆促出現的作品，因為時間越來越緊迫，精力越來越不濟，閱讀時可能稍微粗一點——有的散發出一股刺鼻的氣味，回避都來不及，當然不能接近。這樣說不是否定年輕一代。1975年我發表作品時年紀也很小，如果完全否定了30歲以前的所有作品，說它們都是那么幼稚，這也不是事實，起碼對我個人來說不是這樣的。我的一份沉甸甸的人生答卷，很可能就是在30歲之前交出來的，后來的作品開始趨向于成熟和復雜，卻失去了青春時期的那種單純性和爆發力。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對世俗層面的那種感謝還是必要的。《古船》 出版的時候到一個大學去演講，讀者把我舉起來，作為一個物件在空中手手傳遞，以表達那種欣喜之情。我當然很感謝他們，可是也有不安，只有他們把我放到地上時，我才大喘了一口氣。《古船》簽字售書時排起了長隊，最后擁擠到把擺書用的鐵案子都擠變了形。這種力量來自哪里？來自群體沖動。這個群體的沖動為什么沒有持續下來？同樣的作品還在那兒，為什么當年的擁擠不見了？令人深長思之。當然，《古船》和《九月寓言》這樣的作品持續長銷了二三十年，現在仍然有這么多的讀者，也讓人很欣慰。

　　有一次參觀上海閔行玩具廠，正遇到一批玩具小汽車往外運，一大集裝箱里面不知要裝多少小汽車。那些小汽車很漂亮，模仿了世界上所有的車種，非常逼真。小的像火柴盒一樣，大的也不過拳頭大，非常靈活。如果說這個車拉了幾十萬輛銷售出去了，從數量上看也是真的——都是汽車，只是它沒有內在的怦怦跳動的、燃燒的發動機。看起來它跟真的有內在發動機的汽車，價值沒法比。一輛真的能夠燃燒、心臟怦怦跳動的汽車，等于多少玩具小汽車的價值。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我們有時候對待文學作品的市場，也要回到這個思路上去。

　　人和書要遠行，在生活中真正地遠行，就要有遠大的決心和力量。剛才比喻的是汽車，那么玩具汽車自有益處，但卻不是成年人所需要的。成年人對玩具汽車羨慕得不得了，那不好。這種比喻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為了說明問題。玩具汽車的另一個對應物，就是那些負載持久的火車，特別是過去的蒸汽火車，載重量特別大，可以跑很遠的路——它出站的時候發出很沉悶的撲通撲通的聲音，冒著白煙，鳴著嘶啞的笛音，啟動時是很慢的，比人的跑動還慢。但是一旦它在原野上奔馳起來，穿山過隧，馳騁起來，載物多多，燃燒劇烈，動力強大，可以穿越歐亞大陸。要比靈活，玩具小汽車只用手指一碰，就可以像箭一樣射出去，但是怎么可以和負重遠行的火車相比？就是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

　　朱又可：過去的文學有批評家在批評，盡管也有政治的批評；現在批評家基本上是一個失語的狀態。

　　張煒：現在的批評跟文學的關系，非常正常，這個“正常”是指對應著整個的生存狀態。沒有比這個時期的人再能夠趨利避害的了。這是一個商業時代，人的一切領域都受這種重商時代的影響和塑造，人對道德倫理要能夠遷就，要有足夠的靈活性，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和普遍的風氣。就像當年，我們隨處都講階級斗爭，說說笑笑里面還有階級斗爭，現在則是隨處不在的靈活性、機靈和精明。這時候不需要智慧和人格力量，相反后者會給個人生活添上諸多麻煩、讓人背運。誰不害怕痛苦？誰不害怕背運？于是那些最起碼的文學的良知、熾熱的激情，都隨著現實利害蒸發了。如果在這個時候出現強有力的直話直說者，勇于說出自己的感悟和良知，有這樣的一個聲音，那么這個聲音在很多變異了的耳朵聽來，還是粗糙尖利，甚至是沙啞可笑的一種怪聲。最正常的聲音被當作怪聲來處理，在一片不以為然的嘲笑中被淹沒——這種批評的聲音不是沒有，我們現在有，以后還會有，但是命運如何？但愿這樣的聲音與優秀的作品相伴而行，未必就一定不能創造歷史。關鍵是一個人認準了一條路就可以走下去，沉默地走下去，喧嘩地走下去——如果改變方向就要有理由，有邏輯的曲線，不能是隨意轉向；凡表現出極其靈活的身段者，都是大可懷疑的人。

　　朱又可：教授們害怕被批評的對象影響力大，在網絡上被反罵。批評家常常認為還是不談為好。按說他們可以指出作品究竟怎么樣。

　　張煒：任何時期，有一些批評家都會恪守最高的原則，當然這個最高的原則會因時代而不同。我們對一部作品可以不談，但不能把糟糕的作品說成好的作品。用沉默的姿態來表示拒絕，過去的時代是不可以的，現在卻連這個都做不到了。現在人們早就注意到了，也給予理解，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一些的確優秀的作品，偏偏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反而遭到了相當集中的誤解，比如貶斥；而對一眼即可判定的垃圾，卻得到了大面積的推崇。難道是有一部分人對文學的標準，進步到了我們的常識所不能理解的那種高度？這里會有一個極其怪異的標準和尺度？難道我們大家都是一些粗陋笨重的動物，突然來到了一個孫悟空主持的世界了，他一翻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我們都跟不上了？看來還是大可懷疑——是這個時代出現了進化驚人的、擁有巨大能量和奇異的動物，還是這個時代出了什么大問題？

　　朱又可：批評家認為自己是學者，那學者好像就可以避免對作品做出判斷。

　　張煒：哪一種學者？如果是一個進行當代文學批評的人，這個專業的螺殼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如果是一個研究古典的，或研究其他學問的這樣一個學者，他有那么一個專業的螺殼，可以避免這個風險，可以躲到這個螺殼里。可是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人沒有這個螺殼，他往哪里躲藏？所以這里面還是有一個疑惑和不解。但是說實話，大量的當代批評家，他們還是犀利和敏銳的，對作品的洞察力，思維的包容性細密性，思辨的能力，都讓人感到驚訝。有時候文壇上缺乏振奮的、能夠足以把沉睡的某一部分人喚醒的聲音，很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精神環境攪成的一團濃霧造成的，是這些東西讓智者昏聵，醒者窒息。這種渾濁的聚攏，一旦把一個生活當中活生生的人擊中的時候，就足以致人死命或者造成難以復元的內傷。所以有時想到這個地方，就覺得有一種無法言說的感覺。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非常時代，人在生活中的各種痛苦都來了，恒理沒有了，一句話：沒有底線。一個兒童溺水被人救起，那個搭救者還要受到很多的非議，想想看這樣的一個時期，做事情不是需要十倍的勇敢和果決嗎？總是瞻前顧后，那怎么走？寫作更是如此，寫作是一個人面對無數潛在的人，那種挑剔和回應將是各種各樣的，如果沒有勇氣，干脆就不要寫作了，要寫作就要發言，還想做一個老好人，有時候是十分尷尬的。怕得罪人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作家和批評家，這一部分人就是不停地得罪人，不停地戰勝自己的平庸，而戰勝平庸的過程就是得罪人的過程——同樣是團結人的過程——可以找到很多的共鳴者，他們會保護作者，會贊賞他讓他高興，讓他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可是作者也常常茫然：這些保護的聲音在哪里？有時候他常常會發出這種悲涼的詢問。只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是演出悲劇就是喜劇，只要他不那么平庸。

　　朱又可：現在人人都希望能夠維護自己的小自留地，希望粉絲多、點擊率高，害怕“說錯話”，遭到別人的譏論。

　　張煒：據說，網上有我的博客，我也打不開，是別人做的。他們說我有好幾個博客。我沒有做過，也不懂這個，平常也不上網。電腦對我來說就是用來購物或傳輸郵件的。像電腦網絡這種科技，當它還沒有變成一個陳舊的事物和習慣的事物之前，我不會太依賴它。

　　朱又可：剛才說到玩具小汽車，那么《你在高原》好比一列超長的火車，你是不是對它開動起來一路發出巨大的聲音有所期待？

　　張煒：一部很長的書，聲音集中，穿透力或許強烈一些。客觀效果是否如此且不管，但作者書寫39卷肯定不是為了這樣的效果，而是表達的需要。原來試著出過其中的幾本，后來才發現有問題——這幾本和將要完成的其余部分，必然會構成各個方面的一些矛盾，在日后的銜接中就會破綻百出。這立刻引起了警惕。它必須作為一個整體去重新創造、修理，要有無數次的細細打磨。原來那幾部單行本的出版，經歷了四五年還可以，過了十年二十年以后，現實世界和作者的主觀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就不得不做出大量的調整和改寫。一般來說“大河小說”還是需要一次性地推出。至于它對讀書界因此而產生的影響力，造成的客觀效果，則不可以考慮。

　　這是一場復雜而漫長的寫作，需要寫作者更深沉一點，更無功利性一點。它至少要化為一種日常的勞作狀態，是一種積少成多、有韌性同時也有常性的工作。這個工作因為耗時耗力，還有深入的浩大繁復的思索，所以就更有可能是借助時間之力的——只有時間才能給予的那種神秘的力量。有了力量才能聚焦，這種聚焦的能力是要求很高的，因為長時間的寫作會使人的心力渙散，渙散了以后這個書就沒有力道了。經過了持久緩慢的時間還能夠聚焦，最后形成了一個焦點，用來穿透和燒灼，這是最難的事情。

　　(《行者的迷宮》張煒、朱又可/著，東方出版社201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