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與考證：蕭紅居地安葬地及紀實作品研究》(59)

　　據盧瑋鑾披露，蕭紅和端木蕻良“是著名作家，到香港來，‘文協香港分會’為了表示歡迎，就在二月五日假大東酒店舉行全體會員餐聚。那天晚上，出席的作家四十多人，由林煥平(1911-)當主席，蕭紅還報告了‘重慶文化糧食恐慌情形，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緊供應工作’。”端木蕻良則談到重慶文藝界團結一致，刻苦忍耐的精神，并且談及重慶生活程度高，也即物質飛漲，作家要求提高稿費等。

　　3月，香港女界迎來了“三八”國際婦女節，香港幾所女校聯合成立“紀念三八勞軍游藝會”籌備委員會，3月3日，由廖夢醒和蕭紅等人一同出席了在堅道養女子中學舉行的“三八節”活動。就“女學生與三八節”等主題展開座談討論。蕭紅對于女學生組織的活動一向是積極參與的。

　　蕭紅和端木蕻良到香港沒過多久，復旦大學教務長孫寒冰也到香港辦事，就建議他們搬到大時代書店(局)去住，這處住所實際離第一次租住年輕小姐的房子并不遠，都在諾士佛臺這條小街上。

　　據鐘耀群考證：

　　孫寒冰來港辦事，告訴端木大時代書店隔壁的房子已騰出了，也在尖

　　沙嘴(咀)金巴利道(Kimberley Road)諾士佛臺(Knutsford Terrace)，三號門牌。孫寒冰希望他和蕭紅搬過去住，有利于編輯“大時代叢書”。

　　1940年春天，由于孫寒冰的關系，蕭紅和端木蕻良搬進了尖沙咀金巴利道諾士佛臺的3號2樓，不足20平米的房間。蕭紅房間的對面，是《經濟雜志》主編許幸初的辦公室。1940年春至1941年2月中，蕭紅在諾士佛臺3號2樓居住將近一年時間。

　　曹革成對蕭紅在九龍住所的敘述與鐘耀群有所不同，說蕭紅剛到香港后，“經孫寒冰的事先安排，他們來到了九龍樂道八號二樓，暫時住了在大時代書局里(現九龍凱悅酒店一址)……他們在這兒住了8個月”。然而曹革成又指出，到1941年“2月初，蕭紅又搬回樂道8號二樓，這回是住在大時代書局的另一側。這里的房子都是辦公室式的房間，一大間有40平米左右，他們共同使用一張大桌。”曹革成在文中所述前后矛盾，沒有銜接。如果是1月17日入住樂道8號二樓，8個月后應該是9月。2月初又搬回樂道8號二樓。那么，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之間共計5個月，蕭紅和端木蕻良住在哪里，則沒有交待，可見其中的記述有所遺漏。

　　在曹革成附錄的《蕭紅年譜》中，更出現了與文中不符的記述。

　　一是蕭紅和端木蕻良“到香港后住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納士佛臺3號，距大時代書局的地址樂道不遠”。二是1941年2月，蕭紅和端木蕻良“遷居九龍樂道八號二樓，與大時代書局為鄰”。

　　兩人皆為端木蕻良的親屬，故而信息來源都為當事人端木蕻良。在兩人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鐘耀群的敘述更符合邏輯。曹革成的敘述則出現內文與附錄矛盾的情況。況且，附錄中所透露的信息與鐘耀群大致相同，只是略去了蕭紅最初曾租住那位“家人都到西沙群島做買賣去了”的小姐在諾士佛臺帶大陽臺的樓房。

　　據此，蕭紅到香港的第一個居地應該是她和端木蕻良自己租的諾士佛臺大房間。大約兩個月后(3月份)由于孫寒冰到港，搬到了諾士佛臺3號二樓，顯然是孫寒冰從端木蕻良編“大時代叢書”工作便利以及住房經濟等方面考慮，給兩人提供方便

　　今天的九龍尖沙咀諾士佛臺仍舊存在，但已有很大變化。諾士佛臺也稱納士佛臺，均譯自英文KNUTSFORD TERRACE。位于香港天文臺附近，由于地勢較高被稱之為“臺”。從金巴利道往香港天文臺方向走，會有一個涂著黃色墻漆的門洞，標有“諾士佛臺”、“私家路”字樣。

　　穿過門洞，可以看到對面建筑物上標有諾士佛臺1號、2號、3號……其中3號就是蕭紅曾經居住過的地方，門牌號還在，但樓已重新蓋過，有二三十層了。這里位置相對隱蔽，已形成了九龍著名的酒吧區，可與港島的“蘭桂芳”相媲美。3號的一樓是裝飾成紅色的“野火”酒吧。

　　4月，蕭紅、端木蕻良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員。4月10日至25日，蕭紅在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學生界”連載短篇小說《后花園》。《后花園》是《呼蘭河傳》馮歪嘴子故事的另一個版本。蕭紅寫了三十多歲尚未結婚的磨倌馮二成子，多少年如一日地拉磨，習慣地打著梆子，直到有一天聽到隔壁女孩的笑聲，才驚起他“懷春”的思緒。然而，幸福還沒有來得及告白就落下帷幕，女孩遠嫁了。在短暫的單相思之后，馮二成子與寡婦結婚，育有一子。不久妻子皆死，馮二成子仍然回到磨房打著梆子，年年照舊地過活下去。《后花園》明顯地反映了蕭紅對書寫磨倌及其所蘊含“千年不變”的老中國緩慢行進的思考。

　　在這里，蕭紅不參加香港報刊雜志上的討論，如1940年7月1日楊剛引發的“新式風花雪月論爭”，但對于學生的活動多半是有求必應。5月11日，由廣州遷往香港的嶺南大學師生組織的“藝文社”，第一次舉辦文藝座談會，會上邀請了蕭紅和端木蕻良講演“抗戰文藝”。

　　據楊玉峰《蕭紅和端木蕻良在香港嶺南大學的一次文藝座談》披露，蕭紅曾在嶺南大學作出一次“抗戰文藝”的主講。嶺南大學由于日軍攻占廣州而遷到香港，“借用香港大學校舍復課”。193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學正式開課。1940年5月4日，為推進校內的文學藝術發展，組織文藝活動，建立嶺南大學藝文社，以經常組織文藝座談會為宗旨，在《嶺南周報》《藝文專刊》中，有一篇《寫在前面》的前言，揭示了該社是用筆做刀槍，“暴露侵略者的罪惡，揭開漢奸的無恥，和指出他們必然的末落；同時我們更要歌頌為自由而作戰的勇士。”可見，藝文社是要培育“抗戰文藝”，推出“抗戰文藝”，而最便捷的途徑就是請香港著名作家主講，以提高學生的興趣和水平。蕭紅和端木蕻良是藝文社邀請的第一對主講人。5月11日，蕭紅借此講座呼吁作家在戰時應加倍努力，“用文學糾正抗戰的缺點，改進現實。至于取材，不限于前線，‘后方的現實只要我們能深入地反映也同樣有價值’；作家本人熟悉的生活題材，自然也可以寫。”端木蕻良也談了自己對抗戰文藝的看法。“蕭紅和端木都主張文藝反映現實，而抗戰文藝理應從戰時生活取材，積極地宣傳抗戰。另外，他們又分別就文藝的公式化、軟性文藝、詩歌創作和文學的方言問題等表達了意見。”根據鄭樹榮的座談會記錄摘要，蕭紅認為，寫作應該盡量避免使用方言，“但間中在對話中也可運用；假若作家有意向某地區的讀者進行宣傳，應用方言也是無妨的。”

　　在諾士佛臺，蕭紅創作了長篇小說《馬伯樂》，7月28日，她在給華崗的信中說，“附上所寫稿‘馬伯樂’長篇小說的最前的一章，請讀一讀，看看馬伯樂這人是否可笑！因為副稿，讀后，請轉中蘇文化交曹靖華先生。”也就是說，蕭紅此時是用大塊時間寫《馬伯樂》。拉開逃難的架子，逃出經典“范兒”的馬伯樂，與她一年前寫的何南生有許多相似之處。

　　1939年1月21日，短篇小說《逃難》發表在重慶《文摘戰時旬刊》。這是蕭紅目睹著戰時，百姓的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非常憤怒的情況下第一次用小說人物抨擊戰時亂象，抨擊中國人的“逃難心理”。《馬伯樂》更進一步地深化了蕭紅通過“逃難”現象抨擊國民性弱點的宗旨，“逃難心理”早在抗戰全面爆發時已普遍存在，中國人善于采用臨時性的敷衍做法，包括生活的點點滴滴都不求完美，能湊合就湊合，“將就著過”，沒有尋求“向上”的像樣的美好生活的心氣兒。

　　對于戰爭，她原本是反對的，在武昌居住時，看到住處附近門樓下面的一堆草在動，里面是一個瞎眼的乞丐老頭兒，胸膛露在外面。“稀疏的落著雪花的小巷里，我的雨傘上同時也有雨點在拍拍的跳著。”在這樣陰冷的天氣里，蕭紅心緒難平，施舍給他錢以后，很激動地寫道：“我憎惡打仗，我憎惡斷腿、斷臂。等我看到了人和豬似的睡在墻根上，我就什么都不憎惡了，打吧！流血吧！不然，這樣豬似的，不是活遭罪嗎？”戰爭的殘酷不足以讓蕭紅痛不欲生，百姓生活的黑暗，沒有人的尊嚴地活著卻讓她無法忍受。她相信戰爭或者會帶給中國百姓一種新的生活。所以她堅信，“抗戰是要建設新中國，而不是中國塌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