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通今 中西融貫——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曹順慶訪談

　　韓曉清：您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文論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您先后去哈佛大學等西方國家的大學做訪問學者，對西方文化也 有較深的認識。后來您又傾心研究比較文學。經過不懈的努力，發表相關論文百余篇，出版專著40余部。能否結合您的治學經歷簡要談一談當下國內外文學教育的 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

　　曹順慶：這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不愿意面對但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文學是人學，是個體生命價值的綻放與張揚；文學能最大限度地反映當下人的生活，教給人們區分善惡的價值標準。文學教育是什么呢？它包括哪些內容 呢？文學教育就是專業的語言文學教育，包括經典閱讀、文學的普及、寫作能力和審美能力的培養等等。我們需要文學教育，因為文學教育能讓我們區分善惡、了解 歷史、陶冶情操、給我們的靈魂提供一塊棲息地。但是隨著傳播媒介的變化，網絡、手機等新興媒體的出現，國家教育機制、評估機制的頻繁變化，我們的文學教育 確實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韓曉清：我們的文學教育問題在哪里呢？我們該如何解決出現的問題呢？

　　曹順慶：歸根結底，是如何對待文化傳統的態度問題，今天的學生普遍不讀文化經典，倘若有人去讀，還會被冠以“復古”、“毒素”、“禍根”、“絆 腳石”等稱謂。但是，看看我們的周邊國家韓國、日本、印度，他們十分尊重自己的傳統文化，但是他們并沒有落后，相反他們卻十分的“現代化”。歐美國家更不 用說了，像牛津、哈佛這樣頂尖的大學，一年級的所有學生都要上文史哲的經典課。這就是我們現在文學教育工作者的擔憂，也是當下文學教育的悲哀。我們要閱讀 經典，全身心地貼近經典，在經典中重新認識自我，在經典中重塑自我價值。

　　韓曉清：看來閱讀經典對一個人學養的培育還是很重要的。作為一個教育家，您肯定有一套獨特的教育培養模式，您能否談一談您的教育模式或者說您的文學教育思想？

　　曹順慶：教育家不敢當，文學教育思想也談不上，只能談點滴體會。總括起來有以下兩點：

　　一、元典閱讀

　　2006年，社會科學家雜志刊登了一篇題為《我們為什么要讀“〈十三經〉”》的關于我的專訪。在訪談中，我回答了給研究生開設“中國文化元典： 《十三經》”這門課程的原因以及重要性。我將原因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第二，對自己傳統文化不熟悉，造成了我們文化上的“失語” 狀態，從而導致自身文化創新能力的衰減；第三，在整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不但沒有形成自己的特點，反而出現了一種“文化空心化”的趨勢。由于我們對自 己的傳統文化不尊重，現代很多人，包括知識分子，陷入了文化家園和精神家園一并喪失的境地。

　　自1995年以來，我的每一位博士生，不但在入學考試時要參加“中國古代文學典籍”這門課的考試，而且在他們入學后還要系統地學習《十三經》。 中國古代文學典籍，這門課考查的內容包括經史子集，范圍大、涵蓋面廣。試題中既有填空、翻譯、句讀等純識記性的客觀題，又有簡答、分析、論述等主觀題，既 可以了解學生的文學功底，又考察了他們的綜合能力，再加上對博士生的面試環節，讓不少考生“痛苦不堪”。如果沒有全面的中國古代文學的知識，他們是不可能 過關的。某高校一位古代文學的博士生導師看過四川大學文學典籍的考博試題之后，慨嘆道：“這樣的試題，講授古代文學的教師都不見得能答及格，更何況是學外 國文學的學生呢？”十幾年來，我們一直堅持這樣做，收到了不錯的效果。

　　入門后，每一位博士生，都要在我的帶領下系統學習《十三經》，采用的教材是中華書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阮元校注的繁體字影印版本。從《周 易》《詩經》《尚書》《周禮》《儀記》《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春秋左氏傳》《孝經》《爾雅》《論語》《孟子》一部部學下來，原汁原味地領 略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經過嚴格的元典的學習訓練后，我還要求他們一字不漏地全文背誦古代經典文論，包括至少10篇《文心雕龍》、陸機的《文賦》全 文、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嚴羽的《滄浪詩話》、李贄的《童心說》等。無論是從心理上還是身體上來說，這都是一種“魔鬼式的訓練”，每位同學都要在課堂 上當堂背誦。我曾經解釋過自己的用心所在：我的用心，就是試圖作一個教學改革嘗試，讓同學們能讀到原汁原味的東西，獲得實實在在的知識與智慧，而不是大講 空論，凌空蹈虛。

　　我認為，讀經不是我們的目的，正如學習西方不是我們的目的一樣。閱讀文化經典是“糾偏”，是一種文化涵養和文學修養的體現，是對人類優秀文化傳 統的接納與吸收。讀經，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是創新，而要創新，就要尊重并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優秀文化。

　　二、中西融通

　　我認為，學習西方文化與文學，也要從原文讀起。中國學術界曾經人才輩出，大師云集。從王國維到魯迅，從錢鍾書到季羨林，舉不勝舉。縱觀這些大師 們的生活學習經歷，他們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他們從小讀“四書”、“五經”長大，長大后又去國外學習深造，都被中西文化浸泡 過、熏陶過。再看看我們現在絕大部分的學生和學者，學習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外語，卻讀不懂外文元典和著作，只能靠一些二三手的譯文去賣弄。甚至個別上外 國文學課的老師根本不懂外文，僅僅靠翻譯來講授西方文論。他們既不能“博古通今”，也不能“學貫中西”。

　　我在給研究生編寫的教材《中國文學典籍·前言》中說過：“偌大一個中國，十幾億眾生，當錢鍾書等大師級人物相繼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人來承繼 其學術香火，在近期內，幾乎不可能再產生出這樣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來了。”要想解決這一高等教育的尷尬問題，我們只能努力培養大批中外打通高素質的學生。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其中必要的一環，我用英文教材給博士研究生開設了一門“文學研究方法論：當代西方文論導讀”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課程，采用英國著名理論名家伊格爾頓的英文原著作為教材，并使用雙語教學。這樣，既可以讓學生接觸到原汁原味的英文著作，同時 又克服了學生怕讀英文原著的心理障礙，增加了學生閱讀英文原著的興趣。我的一位在高校多年講授西方文論課程的博士生，在學習《文學理論導論》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原著時，曾不無感慨地說：“新批評的細讀原來是這樣的！”他竟然不知道“細讀”是對英文原文“close reading”不準確的翻譯，“close reading”是指“封閉式閱讀”，即把傳統批評理論中的歷史因素、傳記材料、讀者反應等與文本剝離，而只注重文本，重視文本內部的分析。他認為“細 讀”就是“仔細地閱讀”。可見，不讀原著，只讀翻譯的害處有多大。不僅如此，通過對西方原著的閱讀，我們還可以更好地、更加精確地理解西方的學術術語和話 語背景，以及背景之后的文藝思潮。

　　為了做到中西融通，我在課程的設置方面，也做了較大的嘗試：中西融通。我把中西文論課放在一起講授，如果早晨講授中國古代文論課，下午就講授西 方文論；如果下午上中國古代文論，晚上就上西方文論課，總之，在同一時間段內，同時講授中西方文論，從東方文化跨越到西方文化，這樣，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 讓學生們體會中西文化的精髓和不同。這其實是一種巨大的挑戰，不但要求教師中西融通，而且，還要求學生盡力做到博古通今、學貫中西。這種做法，讓我的博士 生叫苦不已，但是在我的嚴格要求和督促下，最終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經過一個學期的近乎痛苦的學術訓練，他們不但能夠在課堂上熟練背誦，而且還能在論文中自 如地運用自己背誦的元典知識，基本上能夠做到在中西文化中收放自如。

　　韓曉清：在因材施教上您是怎么做的呢？

　　曹順慶：現在的博士研究生培養問題很多，我也嘗試著做過一些改革。很多受過教育的人，尤其是教師，對“因材施教”這個詞語并不陌生，但在教學中 真正能夠做到因材施教的人卻并不容易。本來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最有可能實現因材施教的，但是，很多中文系導師卻不愿意招收學外語的學生，他們覺得學外 語的學生即便是考取了中文的研究生，由于文學功底差，也不會有大的作為，不會寫文章，甚至都畢不了業。對此，我卻不敢茍同。我一直認為，學習比較文學與世 界文學的人，至少應該掌握兩門以上的外語，熟悉至少兩國以上的文化。所以，我在招收博士研究生時，并不像其他導師那樣“害怕”學外語的考生，相反，不管是 學習中文的考生，還是學習外語的考生，我都鼓勵他們報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因此，我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中文專業的，有外語專業的。有些人在本科階段學的 是外語，碩士階段學的是中文，有些人在本碩階段都是學外語的，在博士階段又學習中文。外語專業的同學，有的學的是英語，有的學的是法語，也有的學的是日 語，還有學俄語的。

　　我的研究生都要參加兩周一次的研究生論壇，他們在聚會上各抒己見，相互交流，充分展示才能。通過課堂的討論，再加上平時對他們的觀察，結合比較 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的學科特點，我鼓勵他們充分發揮自己自身的特點，進行博士論文的撰寫。對于古文功底好的博士生，我鼓勵他們做中國文論的研究，如代迅的 《斷裂與延續——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歷史回顧》、李杰的《中國詩學話語》等；對于外語好的博士生，鼓勵他們研究中西文學或文化的相互影響，如王曉路的 《中西詩學對話——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蔣承勇的《西方文學“人”的母題研究——從古希臘到18世紀》；對古文與英文均好的博士生，就鼓勵他們 做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如傅勇林的《詩性智慧的和弦——中外古代文論詩學語言學比較研究》。有的博士生有小語種背景，我就鼓勵他們利用優勢，如靳明全日語 好，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寫的是《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社團流派興起和發展中的“日本影響”因素》。博士陳蜀玉的法語學的非常好，在了解到當時還沒有法語全譯本 的《文心雕龍》后，我就鼓勵她把《文心雕龍》全部翻譯出來，并且作為她博士學位論文《〈文心雕龍〉法語全譯及其研究》的組成部分。她的譯本非常成功，填補 了《文心雕龍》沒有法語全譯本的空白。對有跨學科特長的博士生，像彭兆榮、徐新建等對人類學感興趣，他們的博士學位論文分別是《儀式譜系：文學人類學的一 個視野》《民歌與國學》；何云波愛下圍棋，他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為《圍棋與中國文藝精神》；酷愛武術的曾小月，博士學位論文為《武術與中國文學精神》，還有 有音樂愛好的、書法嗜好的博士，他們都做了相關方面的論文。總之，我試著做到了各盡其才，因材施教。

　　韓曉清：按照您的教育思想，是要培養出文學大師來，從您的言辭之間，可以看出您對現今的教育體制不是很滿意，并有自己的思考，您能跳出當下的教育體制來培養杰出人才嗎？

　　曹順慶：培養不出學術大師，我們可以培養和大師們接近的高素養的學者來，盡管這條路充滿著艱辛，但是，我還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路漫漫其 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比較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的培養目標，是為國家輸送學貫中西的學術人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我用近20年的博士研究生培養實踐， 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培養的博士研究生大部分具備了中西融通的素質，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已經作出或正在作著貢獻，他們不僅寫出了許多高質量的論文，也 培養出了許多和自己一樣高素養的研究生。現在很多博士已經成了博士生導師、專家、學者，如傅勇林、蔣承勇、葉舒憲、張榮翼、徐新建、王曉路、羅婷、何云 波、曾明、李偉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也和我一樣，繼續為國家的教育事業作著他們應有的貢獻，涓涓溪流，長流不息。

　　我們雖然不能完全跳出我們國家現在的教育體制，但是，并不意味著不可以進行改革，雖然改革艱難，但是并不是完全不能夠成功，相信我們今后一定能夠為國家培養出大師級的人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