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底層而理解中國——評李云雷的《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

　　大概在2000年前后，中國有一些事情悄悄起了變化。有兩本書比較有代表性，最能見出當時的氛圍和轉變的端倪，一本是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是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2000年，李昌平曾上書朱镕基總理，言農民問題，對于其信，朱镕基總理有批示，之后李昌平將此事的始末寫成一書《我向總理說實話》，2002年由光明日報社出版。李昌平是經濟學碩士，作過鄉鎮委書記，與農民接觸密切，故知道農村的情況和農民的狀況。1996年，曹錦清兩度赴開封作田野，調查農民情況，其書《黃河邊的中國》2000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曹錦清通過田野調查，以社會學與人類學著作的方式直接呈現出農村情況，真是觸目驚心。這兩本書都揭示了其時農村的一些問題：農民生活艱辛，農村很窮，農業很危險。之后，“三農問題”逐漸成為政府工作重點，“三農問題”也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引起了廣泛地關注。

　　1992年之后的經濟發展模式產生了一些問題，農民、農村和農業首當其沖。率先揭露這些問題并引起療救的注意的不是文學作品，而是社會學學者或者基層干部(如曹錦清和李昌平)，文學顯得滯后、無力。李云雷得風氣之先，在文學領域內呼應了這次潮流，他大聲疾呼，高倡“底層文學”，將目光引向處于底層的農民和下崗工人等，希望大家注意這些迫在眉睫的問題。如此，一倡百和，很多人幡然醒悟，于是有關“底層文學”的討論日益增多，有關“底層文學”的作品不斷涌出，“底層文學”引領了新的文學潮流。2004年，關于“底層文學”的討論一時大興，“底層文學”幾乎可以稱為文學界年度關鍵詞，云雷就是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云雷開始登上了文學批評的舞臺。這本《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是云雷的近作，收錄了這些年他討論“底層文學”的一些論文和評論，頗能見其志向與情懷。

　　《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是書共分三編：上編為“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中編為“底層文學：理論與批評”，下編為“農村問題與文學敘述”。書的名稱為《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這是其中一篇論文的名稱，以之為全書之名，統攝全書，頗見苦心與用意。是書為論文集，論題頗廣泛，或言理論，或綜述某作家，或分析具體作品，雖似散亂，但皆指向了“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這一主題。很多作家與批評家雖著作等身，天天寫作，但未必知道為何而寫作，云雷不同，他有自己明確的關懷，他知道為了什么寫作，為誰寫作，因此不管他寫評論，或寫小說，均有著明確的指向——關心底層，理解中國。于是，盡管《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論題看似駁雜，論域似乎廣泛，但其道一以貫之，每一篇文章用意都在于去理解中國。是書之三編環環相扣，“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可以理解為“如何理解中國”，尤其是當下的中國，希望知道當下中國處于什么境地，中國的問題出在哪兒，如何去療治。云雷對時代和當下的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理解，由此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肩負起了責任。“底層”就是他理解中國的關鍵之處，他以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去“講述中國的故事”，他以文學為突破口，希望大家能意識到這些問題，引起療救的注意。第一編立意頗高，所謂先立乎其大，以之為綱，循此而進。第二編往下走，談“底層文學”，這是其理解中國的路徑，由之或能切中肯肇；第三編討論“農村問題”，這是“底層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書之三編，有下學上達之象。下學為從具體文學作品，比如從《那兒》、《秦腔》等具體文本入手，上達則是“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如此，題目雖大，不至于流于空疏，也不會過亢；如此，雖有具體作品解讀，也不至于失之于瑣屑和無聊。第一編先提出問題“如何講述”？第二、三編則是回答，這樣去講述。該書之體例——由農村而底層，然后中國，這也是云雷思想與思路的呈現。

　　晚清之后，中國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局一直到今天尚未結束。如何理解這個局，最能見志，也能見出一個人的立場、格局甚至命運。云雷對晚清以來的局有自己的看法，他說：“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西方文化以及其孕育出來的資本主義。”云雷對“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的認識，以及他對老左派所作所為的反思，這些決定了其立場——新左派。既然如此，云雷的目光必然是往下走，關注被壓迫者——底層。所以，2004年曹征路的《那兒》發表之后，云雷會如此不遺余力地為之鼓掌叫好，為之奔走吶喊。藉之這篇小說，云雷也表達了他的想法與感情，他在文壇中的形象由此也樹立了起來。因此，在闡釋“底層文學”內涵之時，云雷也將其納入左翼的傳統中，他將“底層文學”視為“‘左翼文學’傳統失敗的產物，但同時也是其復蘇的跡象。”(114頁)

　　云雷拈出“底層文學”這個關鍵詞，確為神來之筆，除了切中時弊之外，還切中了當下文學史的一些問題。其實，時弊與文學之弊往往交織在一起，文學之弊往往由時弊引起，文學之彼也能見出時弊。中國總體的戰略模式大體上會影響著中國的文學觀念、文學發展模式和文學生態，云雷提出“底層文學”也意在調整當下的文學觀念、文學發展模式和文學的生態，促成當下文學產生新的轉變。云雷對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有自己的判斷，他說：“1980年度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一種奇怪的現象，它們是面向精英、面向批評家、面向(海外)市場的，好像與中國的底層民眾沒有關系，既不關注底層民眾關心的事情，也不把底層民眾當作預期的讀者，那么自然底層民眾也不會關心他們。以上這些不僅造成了1980年度‘文學理想’的破滅，對‘文學’本身的存在也造成了極大的危害。”(15頁)這個判斷是有意義的，1980年度以來中國大體上走了唯西方是尚的發展模式，文學上亦如此，所以現代派一度那么流行，先鋒小說一時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因此提倡“底層文學”，在云雷看來就有了重大的意義：“它重建了文學與現實、與世界、與民眾的聯系，并從底層的視角觀察與描述著中國的變化，只有這樣的視角，才有可能全面地表述出‘中國經驗’的豐富復雜性，也只有這樣的視角，才能表現出普通中國人在這一變化中的情感與內心世界。”(16頁)在這里，云雷將“底層文學”與“中國”之間的關系說得比較清楚，通過“底層文學”這一視角，他希望可以通盤理解中國。云雷的博士論文寫浩然，他對那一代作家充滿了好感與敬意。時過境遷，文學史模式一旦發生變化，作家在現實和歷史中的地位就會隨之發生變化。80年代之后，浩然每況愈下，成了人人喊打的作家，這與此前的評價幾乎有天壤之別。云雷的《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藉著一些作家、作品，在具體論述中也對80年代開啟的文學史模式作出了反思。

　　正是由于云雷的“底層”視角，他才會對曹征路、劉繼明、陳應松、胡學文、羅偉章等作家如此情深，他才會對賈平凹的《秦腔》、遲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魯敏的某些小說等如此青睞，這本書的第二、三編對他們有精彩的解讀。這些作家和這些作品確實寫了底層，寫了底層人物的困境、情感等問題，云雷的理論與他們的作品可以相互呼應。一個批評家往往有其喜歡的作家，因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看一個批評家什么樣的作家，喜歡作家的哪些作品，這個批評家的形象大體上就能顯示出來。由云雷的這個作家譜系，大體上也能見出其趣味、好惡、傾向和抱負。

　　云雷是如此敏感，他迅速地感知到了時代精神的變化，他從自己熟悉的文學領域入手，促動并希望能促成這次變化。云雷從農村中走出來，他與“底層”有著天然的聯系，他對底層經受的苦難有著切身的同情，因此他在文學領域內為“底層文學”搖旗吶喊，為之大聲疾呼并積極倡導。“底層文學”由是越來越多地得到了大家的關注，引領了新的文學風尚。這本《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就是云雷思想的初步結晶。

2011-4-29于藝研院